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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我＂爬＂进了大学（实话短篇小说）

四十五、入团轶事（实话短篇小说）

四十四、我＂爬＂进了大学

       初中时我读过高尔基的巜我的大学》，那是他抒写其少年时三部曲的第三部。其实，他的大学就是他所经历的艰辛与坎坷的人间生活，就是他痛苦生活的感受与启迪。

       在我幼小和年轻时代，我的经历不仅艰难，还充滿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

       我于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毕业考试都过了，却卷进了那场当时被称为史无前例的“革命"。说实话，即使不停考，我也进不了大学，一个黑五类子女本就不应有上大学的奢望。

       这个认识是痛苦的，也是有其过程的。

       记得在小学一年级时，我刚五岁，没有父亲，母亲又在外地当保姆，就跟着大姑母过日子。她在当涂城关的解放街小学当校长，很有威严，还很能写文章，常在《文汇报》上发表教育随笔，这在当时就很有名。据说，全省如此突出的小学女校长很少。高年级的学生很佩服她，因为校长很能做报告(演讲)，又善于因人施教。当然也就喜欢上我，常给我当马骑，还折了根柳枝当马鞭。

       有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操场上就很潮湿了，还有很多小水凼子。我正骑得威武而高兴，一下子就被我大姑母揪下"马”来，拖回去好一顿打，就用那柳技马鞭打屁股。     

       在我的记忆中，大姑母从未打过我，连骂也极少。总是以表扬为主，点到为止。

       大姑骂道，一个小孩子从小就特权，长大了怎么也好不了......

       我向那些大同学道了歉，还极认真地写了我人生的第一份检讨，并贴在学校最醒目的地方；作为严惩，我还被留在一年级多读了一年。

       我家住在二楼，学校的两大橱小人书就靠在楼道边上。厨门是锁着的，但有较大的缝隙。因留级，作业好做，成绩也不错，我就忍着痛，将这些书一本一本"偷"出来看，又一本一本送回去。

       大姑母是知道的，并不质怪，也许还偷着乐哩。听奶奶小声告诉我，大姑母赔了有点损坏的图书，竟有五十多本。  

       在这些书中，我最喜欢三本，一本叫《铁娃》，写智慧的铁娃抗日的故事，生动极了，引得我心痒痒，也想写我与小伙伴们打游击的事儿，当小英雄。当然，苦思冥想了多日也写不出一句话。

       大姑母为此很高兴，特地从书店里买了本高尔基的《我的大学》连环画，还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他是怎样成为作家的。她还说了另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她说，保尔虽没有读过大学，在战争中瞎了眼，成了残疾人，要人代笔，也成了大作家。

       长大了，我才知道那代笔的秘书后来成了保尔的妻子。我这才明白，只要努力，上不成大学也能成为大作家；我还一知半解地知道，真正的大学在社会上、在人间中。

       大文豪高尔基没有真正上过大学，他是战胜暴风雨和乌云的海燕；保尔也没有上过大学，他的事迹、他的小说家喻户晓，影响并激励了中国的好几代人。

       于是，上大学、当作家就成了我幼小时候的梦想。想不到，三十岁上了大学，三十五岁也成了作家，年龄是太大了点，但总算圆了梦。

       我更明白，大姑母在我那么小就如此灌输，是怕我长大了会因上不了大学而痛苦，实在是用心良苦。因为也是她扶养的堂兄考大学落榜了。

       她的外另两个学生，一位叫吴泰昌，考取了北大中文系，后来成了《文艺报》副主编，也是著作与编作等身的散文家、文艺评论家。他的所有大作都曾签名题字送了我，为的是勉励我，也是报师恩。

       还有一位叫朱乐民，是我爱人的舅舅，他考取了复旦新闻系，成了《解放军报》的著名编辑与记者，四十出头就是大校军职。他品格极好，没有当舅舅和当官的架子。他多次将其报告文学的初稿交给我，要我这个小辈提意见，这更是他提携后生和报师恩的浓浓心意。他们都知道，大姑母对我这个“不争气"侄儿的"出息”很看重。

       然而，我当低调、自爱且自强，没有请他们帮忙发一篇文章、出一本书。为此，我也失去了多次的大好机遇。

       我好写电视剧，而我的舅母吴姗就是央视著名的配音导演。她曾配音《红楼梦》，轰动了一时。我本以为她这工作很有趣轻松。她告诉我，《红楼梦》除了演贾政的是原音，其它的全得配，不仅是音质、音色，还有语言的性格……

       天啦，这工作量得多大呀？！

        我实在无法开口，将我的设想构思乃至初稿请她交给某个导演，更主要的是我不能违背大姑的教诲。儍是儍了点，但内心就很坦然了。

       我堂兄吴信生在高中的成绩不比他们差，这在当时的当涂一中是公认的。诚然，我的今天，对大姑母的在天之灵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告慰吧。

        再说以前的事儿。

        四年后，大姑母被调到团结街小学当校长，我也随之去上学，这无尽的厄运就真的开始了。

       我小时候的无知的错误，在“反右”斗争中升级成大姑母虐待学生的罪行。还有，她常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被打成大右派就是必然的了。

        这下，我才真正羞愧地尝到在地上爬着被人骑是什么滋味了，那年我十岁。

        于是乎，我不再是同学们喜欢交往的校长之侄儿了。  

       我常常被一些同学们抡着扫帚追着打，他们还厉了嚓子喊着"小右派该打，小右派该死"，尽管声音还稚嫩；他们还将我的书本撕得粉碎，尽管他们也不知道这种暴力是从哪里来的。那时，我很想对着打、对着骂，但为了我大姑母的平安，我不能，也不敢，牙咬碎了，只能忍着，朝肚子里咽就是。

       这时候，还想什么上大学、当作家呢？于是，我不敢上学了，常常旷课，由班上的第一名成了垫底的。这才被这些同学饶恕了。因为我已成了弱者，一个差生，一个远远不如他们的可怜虫。

      小学毕业了，戏剧性的奇迹出现了。全班只有两人考取了当时的县城初中，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打骂我的“头儿″，他姓杨。

       那时候，大家都很饿，又不在一班，我们就释然了，只是从不问好说话，这对我来说已经很滿足了。

       有时候，在特定的 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终会摒弃政治色彩的前嫌，终会被良知所感悟，小孩如此，大人更应如此。如此这般，中国才有大希望。

      令我惊愕的是，亲戚们都为我高兴，说我将来肯定会上大学的，会为家里人争光的，而我的大姑母却哭了，她指着我责斥道，小小年纪就不学好；亏了你奶奶一直说你是一根腸子直到底，从不说谎；你倒好，装成绩差，骗了你全班同学，还有班主任......

       自我懂事起，从未见大姑母哭过。反右时，我曾偷偷去县工会的地方看望过大姑母，当时她正被她的教师们批判着，还在宣判右派的所谓文件上签了字。那时，她没有落下一滴泪，为此还遭了打。

        现在，她竟为我的"争气″而痛苦地哭，于是我也吓哭了，并哭着说，我想上学......

       有时候，眼泪可以洗滌人身之污垢，我着实被教 育了一回，并坚定了好好上学的决心。类似这样的教育乃至教训，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少说也有几十回哟。

       这类素材，在我以后的文章中都会如数家珍地记叙。 

        “爬着也要上大学”，这可是蒋南翔同志握着我的手，小声说道的。

       当然，他已离我们而去多年了，但他的谆谆教诲仍在勉励着我，只不过现在已切换成另一句话，即：站着，向前冲，去拼力写纯文学的作品。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寒冰冰的清华大学。我利用串联，去看望在清华一位叫吴柳生的教授家，当保姆的母亲。

       母亲为陪我在一间没有暖炉的小屋里过夜，感冒生病了。生病，活还是要干的。她还兼着傍晚发放几幢楼住户所订牛奶的职儿，于是就让我代着，还一再告诉我，蒋南翔一天两瓶度命的酸奶，不可忘了不给。他总是最后一个来，千万要在意他。

       我被母亲的叮嘱打动，心里也十分激动。虽然是"文革”，能在清华见到蒋南翔校长，能不让我这个六六届的高中生浮想联翩吗？

       领牛奶的老师和家属们排着长队，接踵而来，又不慌不忙地离去，在我眼里这实在是当时难以见到与感知到的一道温情的风景线。在这儿，看不到大字报，没有了无止无休的批斗。

       人走光了，还剩两瓶酸奶。我知道，这一定是蒋校长的，我一定要等他。

       我妈妈说，他经常被斗，就靠这酸奶了。我在学校也参加过批斗，很是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等到了一位戴着鸭舌帽、身着紧身棉衣的老人。他个儿不高，微胖，走路很快，也洒脱，并没有一个"走资派"的落魄。然而，待他走近了，你会清楚地看到他臉上有一块块的红肿和青紫，那一定是被批打的印记。我能说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

       当时十八岁的我，只觉得鼻子酸得不行，比酸奶还酸，尽管我还没有喝过这种奶。

       我拿起奶迎上去，小心地交到他的手上。他气喘咻咻地说，我连赶快走还是迟到了，对不起，还向我鞠了一躬。

       我流泪了。我明白他一定是位极准时的人，更明白只有被批斗才可能剝夺了他不耽误别人的习惯。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现在竟然为这点小事而礼貌我这一个小人物。我忍住泪，悄然说，从明儿起，我给你送去。他坚决地摇摇手，转身走了。        

       我怅然地看着他渐渐离去的魁梧身影，突然想到曾是这个大学的朱自清教授写的《背影》，便坚定地想，我一定给您送去！

        送了一个多星期，我们也渐渐熟了。有一次，看守在房间外的学生临时撤了，他便急急地问我多大，叫什么？我也急急地告诉他，我叫吴仰生，只是个极其羡慕北大、清华的外地小城当涂县的高中毕业生。

       当涂县？他好奇地问，是不是原来叫太平府？那可是诗仙李太白仙去的地方哟！

        我激动地点点头，仿佛大诗人李太白将我和蒋校长拉近了许多。   

       他接着又“哦”了一声，问我，你是吴柳生教授的什么人，说他曾是周总理从美国请回来的，也许安全吧。

        我这才知道，我母亲的东家吴先生，是中国土木工程领域的泰斗。他有时逼我跟他下象棋排忧，其形态真象我的兄长，哪象一个六十多岁的一级敎授，而且还是清华的。

       因为我们的名字中间只差一个字儿，很像同辈兄弟。于是，他总爱戏称我“小弟”，还常得意地嗤笑，只说吃了我妈妈的亏。

       其实，他的儿子小名就叫小弟，比我长一岁，正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高材生。那时，我妈妈只不过四十多岁，为了不被清华的红卫兵赶回老家，就去医院一颗颗拨牙，以拖时日，看起来就象一个弱弱无助的无牙老太太。

       吴教授是个大睿智的学问人，但下棋却一般般，有时下输了就急皮脸地生气，将棋子儿抛了一地。

       我告诉他，我十二岁时在当涂街上的棋摊上，可小胜过那时的全县冠军；他五十多岁，是修自行车的。他这才释然地笑起来，说下棋不如你，可将来你考到我们清华，就到我们系来，我就是你大先生了。

       听到先生的勉励，我就低下了头，又几乎落下了眼泪。教授见了，便引我到室外，指着窗外那一小片竹林说，这竹子是当年秋瑾女士栽的，你算是住过她的故居了。你呀，要象竹子，年年常青，岁岁拔高才是。

       他老人家没有指责当前停产停课的混沌不堪，但却愤愤然地象个斗士，一反平时和蔼可亲的学者样子。

       想到这里，我小声对蒋校长回道，我母亲只是他家保姆，敎授可不是我老哥哥……

       他听了，竟象小孩子一样笑了起来，这吋刻就不象一个饱受煎熬的人。

       他接着郑重其事地问我，想上大学么？我敬然回答：想，做梦都想。

       他又郑重其事地说，将来会有机会的，要能等得起，相信我；你呀，要学习，不要丢了课程，爬也要爬到大学来。

       他还握了握我的手。那手很有力，仿佛在向我传递看当前所说的正能量，而且是无穷的，胜过千言万语的教诲。我怎么能忘记这语重心长的教导呢？打死我也不会忘记。

       回去的时候，我又攸然地想到小学考初中时，我的大姑母哭着教育我的那一幕，就象发生在昨天。他们的一哭一笑，都是令人裂心撕肺般的痛楚与反思。我要上学，我一定要上大学，爬着也要上。我想着想着，就难以自禁地红了眼。

        正如蒋校长所坚信的，一九七七年的高考开禁了，一晃就是近十一年，直叫人心酸唏嘘之至。

      那时，我已在芜湖市的一家搬运公司学徒了三年，其单位当然是大集休的。对于一个可以教育的子女来说，已经是走大运了。这招工名额可是我流血流汗，甚至是流着脑浆换来的。

       我曾为当时的当涂县围屏公社党委与革委会写过数百篇通讯稿。有时，一夜得写四五篇，县广播站的编辑小吴就在我那简陋的草棚里干等着，还不时地打着瞌睡。

       这又是我为公社的领导们写“农业学大寨″报告换来的。说来你也许不信，三天得写二位领导的，其内容还不许一样，甚至连风格都要迥异。

       记得当时的书记叫周大嘴，这当然是绰号，是说他特能说，死的都能说活了。这真难为了我，因为我还得一个一个大队跑，去采访，并按我的设想去布置任务、去解决问题，去帮助贫苦的农民大众。只有这样，我才有真东西可写呀！

       不说假话，这是我大姑教导我的。可是，我只是一个接受再教育的知青，这一切应该是极有权威的人才可能做到的呀！哈，我还真的基本做到了，这里面的玄机与艰苦真是难以为道的。这么一来，三天只剩下一天多了。在这有限的吋间内，我得写出二份不少于三万多字的大报告呀！

       这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次，我二夜未睡，当我抖抖地赶到公社礼堂时，一千多与会者在巴巴地等着。我交稿后，几乎要倒下，便一走一歪地躲到一个谷场的草垛旁，一头就倒在那儿，昏厥得不醒人事。

       这时候，一个极美丽的女知青从会场上追了出来，救了我，并陪伴在我身旁。她呀，后来就当然地成了我的爱人。

       现在，我们应该快有老话所赞誉的金婚之得了。在这篇散文中，我得告诉读者一个秘密。三十年前，我的近二百万字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还有中央领导的传记等等文字，都是她誊抄的正稿。她教着书，带着儿子，还得“一字不落”地体贴我、成就我。

       我原稿中成千上万个错字都经她的手纠正了过来，有些出轨的文段也被她揪了出来并删之。

        就拿前两天来说，我很多年未发表文学作品了，瞒了她在老同学的文学平台发了篇电子稿“处女”作《旧事新情闪明星》。一篇评老同学散文的拙文。今儿她看到了，笑话我这么篇小文章竟有多改之处。她说，"小子”应改为“小傢伙’，你可不是北方人，而是江南的当涂人。还有，腊梅子挺着肚子结婚，大家认为没有什什“不规矩”才好，说"不好”、“不对”就少了时代特色和散文味儿；还有......

       我说，你说得好、说得对，不可说不规矩。她笑起来，脸都笑红了。

       这二十多年，我在电脑上笔耕，就不劳烦她抄稿了。这回让她逮住，狠狠地发泄了一通。古稀之年了，我才真正懂得夫妻志同道合的珍贵。这也许比我上大学更重要。这句话埋在我心底已五十年，半个世纪了，从未对她说过。有道是大恩不言谢，这大情也就不便泄了。

       前几天，我有幸拜读了我初高中同窗的一篇散文，他是“皖江日报"的一名资深编辑与记者，他从一张迟到的大学彔取通知书写透了自已的那段多舛的高考经历，精釆极了，也坷坎极了。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同病相怜的回忆。

        一九七七年，我也斗胆地参加了高考。明知取不了，也要考。于是，我又自然地想到当时刚任高教部部长的蒋校长，就惴惴不安地给他老人家写了封一千多字的信，因为我这个可以教育的子女考大学真是难于上青天，这在文革前就一直是不予彔取的，是学生的都知道。其实何止是考大学，连招工都是有色选择的。我近七年在农村的"出色”表现又怎样？只能被招工在搬运公司当装卸工。可笑的是填表等等手续都是公社代为办理的，我被关在公社大院内写了十几篇领导的报告，不如此就不可离乡。我真的实在弄不懂，几个月后，我写的那些东西还有用么？笑话了。

       我当然又去向我大姑母请教能否报名高考。那时，她巳平反昭雪，在当涂一中当教师，教数学几何，书教得也极好。她认真地看了我给蒋部长的信，连看了三遍之多，就仰天长叹了一口气，果断地撕了它。

       我知道她的想法，她要求我实在做人，不可为进大学托人情、找路子，那是懦夫行径和可悲的心态。这次她气归气，但最后还是由衷地笑了，因为政策毕竟让我报上了名，那时我已三十整。

        她出了一份很难的初中数学卷子。这可难不到我。因为我读过的高初中教材，一本也不敢丢，那可是蒋校长要求我做到的。我很快就做完了卷子，还得了个滿分。我笑了，我大姑母也再一次笑了。

       那年的高考不考外语，文理都是四百分。后来，我才知道我考得很好，几乎可以进北大清华的。然而，我只是被象征性地体检了一下，便无声无息地落榜了。痛定思痛的我，那次竟然想得特开，心安地装卸我的砖、扛搬我的水泥；没有喝过一滴酒，也没有骂过一声娘，就是深感对不起蒋部长、对不起我的大姑母。

       啊哟喂，实质上的高考资格都没了，我还能匍匐着“爬进"大学之门吗？

       自古以来，对于失落者，总以柳暗花明一说来聊以自慰，这对于我和黄德培以及周永海这两个与我同病相怜的同学来说，真是妙极了。

       只是，我还远远不如他们，他们也许是录取书被当权者遗忘于某一个角落，而我却是连自己的血肉之躯也被人遗忘了。

       当然，我也有自鸣得意的地方。当时，我只有五天的复习时间，还要上班，只有拼晚上。我最后决定靠着猜一猜考题碰运气了。结果我猜准了一百八十多分，其中包括政治卷中的十月革命的经验，报纸上全文登了；我还猜对了三道数学大题，其中的一道就是《解析几何》教课书中的最后一道例题；尤其是定准了作文题。

       我在报上看到叶帅的五律《苦战能过关》，便趁兴填了一首相和的《沁园春-苦战能过关》词，其中有邓林尽染之句。古时的邓林即桃林，你们懂的。

       说实话，这并不是我走了高考运，而是我对知识点与知识环境掌控较好……

       这样的成绩却未取，还有什么可言的呢，从根本上说也就不屑叹而泣之了。

        年底了，这一届毕业生十天后就期末考试了。有一天，我在当涂城关偶遇我的同届高中同学，他叫鲁大鸣，我们在同一班组。这个同学也是我的室友。

        下班了，他就对着收音机学英语；还练毛笔字，小揩，写的全是上乘古文与诗词。那稿纸全是旧报纸一类，亦有极差的毛边纸。三年了，堆叠起比他都高。于是，他常嘿嘿地欣赏自己的佳作伟绩，骄然地不能自己；我更是欣欣然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多次说，与我一起考吧。他说，高中的书，全烧了，为了保住我老子，我有远见的。其实，他的父亲只不过是个小业主，又没戴帽子，大可不必呀！

         在"文革″中，如此噤若寒蝉的人大有人在，只是他比较典型。我打趣他是契诃夫笔下的别利科夫，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

        他说，谢谢你，我能与契诃夫笔下的人物对上号，也算是莫大的荣幸，可惜我成不了"变色龙"。

       我要将课本借他，他狠狠地拒绝，还说：别逼我做儍事好不好？我为他可惜得不行，这四十多年常去看他。他呀，只淡淡地说我算是好人，然而就是不肯看我。

        后来，他终于醒悟，考过了英语的自学本科，但没有政策为之录用。他现在早已在原单位的搬运公司退休了。一个人过着，无子女，腿也不好了，常卧床难起。

       两年前，我去芜湖的四合山看他。回来后，几天未睡好，内心直唏嘘。为什么多说他，因为他的经历浸透了胆识、勇气与不失时机对人一生命运改变的重要。

        我们寒喧几句，不痛不庠的。突然，他对我说，你是不是回芜湖单位看看，听李书记说，市招生办找你，听说很急。又说，我这次得假回当也是为这事；你呀，不必紧张，我已回来五天了，本不想告诉你，省得你又失落。

         当时还通铁路，但已晚上九时，早无班次了，又没有公共汽车，更没有出租车一说。我只好飞奔地上了公路，什么是七八十里地的马拉松，我也算体验了。真真的，累累的，不管怎么说这只是走走跑跑呀，远比爬路打滚要体面多了。

       天亮了，我巳赶到当吋的教委；又等了二个多小时，才见到管招生的吴主任。我曾以此为素材写过一篇小小说，就叫《等》，还曾得了个小小说的文学奖；后来在大学教创作时，要同学们写《等》，例文便是我那次在敎委的《等》。我发现，说到我那段经历，竟有十几个前排的女生哭了。那次是阶梯大课，有近三百名学生。于是，也就有了很多篇学生的《等》，有的还写了几篇。

        记得一百多年前，法国有一次小小说大赛，获奖者得了数十万法郎，而作品只一个字，“等"。我们的同学写得真好，我就将其收集起来，选了选，出了本《等》的小小说集。当然，这只是大学内发行出版的。这本集子也算是对我和我的同学们三十岁终于进入大学的写照和告慰。

        吴主任很客气，听说我就叫吴仰生，十分高兴，直说我们是一家。他告诉我，你是高分，找不到你，就破格为你做了主，就留在我们安师大中文系吧。还说，留在芜湖，将来会有大用的。我向他鞠了一躬，就想到了十年前与蒋部长的邂逅，内心的苦涩就“滋”地冒了出来。

        我不可让关心我勉励我乃至期望我读书升学的师长们失望。我用十天的时间拼命熟悉大一中文系的课程。幸运的是，考试成绩在全班前三名之列。

         我是不是有幸说，我终于"爬"进了大学，但又要站着跑着冲出校门，进入另一个更大更搏斗的大学，那就是高尔基所乐道的人间大社会……

            2020.7.12 于当涂

四十五、入团轶事 

        庄子《逍遥游》里有这么一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逍遥游》本是高中语文的选文，而我在初中就背读过，还有老子的道德经，也背读过多篇，因为老庄是不可分的。我本从少年起就追求内心的超俗、洒脱、以及奔放的自由，这理所当然是一种上进而又不畏险阻的境界。对于我这个青少年时期命运多舛的人来说，应该是很不错的自行解脱的大气心境与行为。然而，我并未真正做到。从我入团这件事儿来看，就自嘲极了，也糟糕透了。

        在高中，我入不上共青团；下乡当知青后，我奋斗了近七年，九死一生，终于入上了。那时，我已二十八岁整。可笑又可悲的是，刚缴了一个月团费，便退团了。二十八岁退团是团章规定的，舍不得退也不行。于是我就安慰自已，总算缴了一回团费，为自己的档案平添了"团员”这个醒目且养眼的词儿。

      《逍遥游》乃庄子写的寓言，我不应该过于当真的。而我的入团，却又让我真实地尝到了一回"朝菌应知晦朔″的人生之悟。也就是说，我真正明白了“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真谛达理。

        上高中时，我当上了学习委员兼语文科代表。一开学，班上的团支书就找我谈话，要我写入团申请，靠拢团组织，这就让我激动了几晚上。

       因我在作文比赛中获得了高一第一名，校团委又要我担任校《红旗报》的主编。那黑板报可是学校的旗帜，整整两大黑板，用鸭嘴笔沾各色颜料书写绘画。记得，那时我有一个好帮手李哲夫同学，他是俄语科代表，写得一手好字，任劳任怨。除了集稿编辑，办好《红旗报》几乎全是他的功劳。他后来在省报当记者、编辑，这应该是他必然的所归。

        尽管我为团委工作，也入不了团；班上的团支书换了好几茬，但没有一位再找我。渐渐地，我认命了。

       说来也令人刺激，前几任主编，不但全入了团，有的还入了党，几乎全考上与保送到名牌大学。然而，我也有大收获。有机会为高年级同学改稿，这种自信自强乃至胆识与文笔的培养，绝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再就是，我在大学教授小说、散文写作与新闻写作时，还担任班导师(辅导员)，我引导学生办《三江学子》报，一星期八版，五六个编辑组，几乎人人都成了全位办报的实践者。这些学中文和新闻的学生，有上百位考上了南大的作家班，很多位已在新华社工作……

        更有甚者，一九八七年，我在王稼祥纪念园抓笔杆子，给中央的有关领导写传记。因为我曾是中学教师，又多次得过儿童文学奖项，江苏少儿出版社找到我，要我在三个月内完成七十五万字、五十集的《爱的教育》。这是一套配画作品，赶在那年的暑假前出版，将有十几位画家配画，其画面足有《收获》版面大。我拿出了提纲和第一集的初稿。编辑叫知侠，他说，就这样，无须修改，很难得。我是拼命三郎，提前了三天完成，奖励了我几万元。但是，完稿后，累极而病了多日。

        我明白，这次写作的侥幸成功，是因为我小时候看过上千册连环画；这次写作的侥幸成功，是因为我在高中时主办过几十期《红旗报》。

        这些怎么能比我一直被关在团外差呢？我呀，毫无报怨委曲之意，倒有感激当时的当涂中学团委之心，因为团组织以及校团委书记冯心才老师、以及田茂岩老师，都给了我绝好的锻练机会，尽管我因出身问题而成不了团员。

        这个锻炼机会还有助于我在农村的表现。记得当时我被公社看中，并调到公社专写领导报告，还破格参加公社党委核心小组会议，且拿着三十元的补贴工资。

        有一次，公社的路线教育小组下到我们大队。我当时在大队的小学任民办教师，就找到我，要我配合一位业余画家的画配上文字。实际上应反过来说才对。由我先访贫问苦，写上脚本，再由那位画家配画。这画家姓黄，是安师大的物理讲师，带职留薪到我们的公社落户务农。那时期，这类名目很多，几乎发明创造到极致。“阶级教育展览"很成功，全县的各类人马都来参观学习，足足热闹了一个月。

       黄老师说，我的脚本特易配画，就多次向公社推荐我派大用场。

       于是，公社就派我上泾县黄村的造桥工地写通讯。二个月写了几十篇。当时，当涂县在那儿办了工地报，是县通讯组和县广播站的全班人马。

       于是，我就在公社担任广播站编辑，兼为各位领导写报告。

        问题来了，不参加党组会就无法明白党组意图，怎么写他们的报告啊？唯一的办法，就是"突击"入党。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连团都难于上青天的入上，怎么能奢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呢？

       我便留下几份领导的报告，上北京请教我的堂舅陈健。他原名陈国栋，十二岁参军，当时是准靠边站的中共中央机要局局长。

       当时，见他不容易，我和母亲被门卫审核了几乎半天，才被舅舅领回家。

        舅舅笑着告诉我，门卫是对的，他在你们那儿最少可当县太爷哟！

        舅舅听了我的讲述。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一字一板地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当老百姓最好了。我现在还天天写检查呢，你认为好吗？

       我愕然了，也醒然了，更是决然了。

       回去后，我不知如何向党委汇报。一位党委委员，叫张登贤，是分管团委与教育的。他是我挚友。他沉思良久，说，你就先入团吧，让党委好好地考验你，也好给台阶让他们下呀！

        就这样，我成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

        入团的那天，我一晚上都醒着，怎么也合不了眼。

       一个月后，我退团了，那晚我也是怎么都睡不着，一直睁眼到天亮……

         2020-8-14   于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