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作品（夕阳浅唱）
思忆“六一”少年时
文士明
我念小学的时候，过“六一”儿童节最让我们觉得欢乐和高兴。当时，除了过大年、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外，对其他那些新规定的节日还没有什么太深切的感受，唯有一个“六一”例外。因为这一天是国际儿童节，是属于我们少年儿童自己的节日。在这一天，学校照例要给我们放假，还组织各种庆祝活动，使得校园里充满着节日的喜庆气氛，让我们感到特别甜蜜温馨。而且当我们想到全世界的儿童都会在同一天度过这不平常的节日，心中便产生出一股莫名的激情。
“六一”这天，我们会很早吃过早饭，穿戴整齐地走向学校，少先队员们还会佩戴上洗得干干净净的红领巾，见到老师或自己班上的同学，就很庄重地敬着队礼。当时学校往往要求我们特别是少先队员统一着节日服装，即男孩子上身穿白衬衣，下面穿蓝长裤，女孩子则是白衬衣配各式各样的裙子。整齐的着装，鲜艳的红领巾衬托着红扑扑的脸蛋，确实显现着“祖国花朵”的风采。我们一群一群地走在街道上，使得古老的小镇也变得年轻了，还不时引来人们或欢快或赞羡的目光。我们一路欢笑，还高声唱着歌，大家最爱唱的也是我个人最喜爱的一首歌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歌》，其歌词我几十年后还清楚记得是这样的：
“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歌唱我们的幸福，歌唱祖国的富强。我们自由地生长在这光荣土地上，我们要学好本领把身体锻炼强壮。努力努力努力，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
“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从新疆唱到珠江，从东北唱到西藏，也和国际小朋友一起快乐歌唱。说的话儿不同，唱的歌儿一样。歌唱歌唱歌唱，歌唱和平全人类的共同希望。”
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集体活动往往都是用少先队的名义。当时，中国少年先锋队是小学里最主要的组织，除了最低的一二年级因年龄原因，班上少先队员还不太多外，其它年级的每个班都是少先队员占主体。常常是一个学校为一个少先队大队，一个班为一个中队，下面再分成几个小队。凡是队干部，除佩戴红领巾外，还要佩戴白底红杠的专用臂章。小队干部即正副小队长为一道杠，中队干部（正副队长和中队委员）为两道杠，大队干部（正副队长和大队委员）则为三道杠。能够当上少先队干部尤其是中队以上的干部是小学生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这标志着自己是学生中的优秀者、佼佼者。而且佩戴着醒目的臂章，确实也显得比较神气，令人刮目相看。
当时，少先队组织的活动往往特别有声势，颇具特色。大队和每个中队都有一面特制的队旗，由从队员中挑选出来的专职旗手执掌，搞什么活动都必须高举队旗，引领队伍，搞活动时就插在活动场所，非常夺目。通常一个大队还设立了一个仪仗队，配有军号、几面小鼓和一面大鼓，与大鼓配套的还有一副很大的铜钹。鼓不是民间传统锣鼓的那种，而是老早以前从外国引进来的仪仗队使用的鼓，我们称之为“洋鼓”，军号倒是货真价实的铜号，部队里司号员吹的那种。这支类似军中仪仗队性质的奏乐小队伍由一个号手，两三个敲小鼓和一个敲大鼓的鼓手组成，人员从全校少先队员中挑选。大家都很乐意干这个事，都很积极争取成为其正式成员，哪怕是退而求其次当个替补成员也成，有时在活动中，许多连替补也不是的人都非常愿意去临时当上一回替补。在这件被我们习惯叫做“打洋鼓”的事中，当个鼓手是很容易的，只要具有一定的节奏感，能按照统一的节奏敲响洋鼓就行，偶尔来点小花样，也极易学会。可是军号却很不容易吹的，一般人根本就吹不响，若要吹得成调、很具有音乐感则太难太难。所以真正的号手可谓凤毛麟角，很让大家敬佩，他若在人前显摆出一点骄傲来，大家也绝对不会非议。总而言之，每次搞活动时，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去“打洋鼓”，因为这是相当露脸的事，在人数众多的活动队伍中非常引人注目，自己特别“自我感觉良好”。我就多次参与过“打洋鼓”，打过小鼓，也打过大鼓，但对于吹军号是终究不敢试的。
少先队大队设有专职的大队辅导员老师，类似于中学里的团组织负责人，中队则有中队辅导员，通常由各班班主任老师兼任。不过当时很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及工作能力，少先队的活动一般都由各级队干部具体组织，“六一”的庆祝活动也不例外。届时，先以中队为单位各自集合点名，检查着装和佩戴红领巾的情况，然后就举着队旗，队列整齐地去到全大队集会地点，通常都是在学校的操场。此刻，操场上旗帜飘扬，军号昂扬，鼓声咚咚，歌声阵阵，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那旗帜除了大队与各中队的队旗外，还有好几面其他的大彩旗，是学校专门为少先队大队用于各项活动而配置的，那是一道特别出彩的节日风景。彩旗下用几张课桌摆在一起作为主席台的标志，主席台前面则排列着我们各个中队整齐的方阵，我们一个个笑容满面，兴高采烈，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喜爱的歌，等待庆祝仪式举行。到时候由少先队大队长宣布仪式开始，全场立刻嘎然静止，一片肃穆庄严。仪式上照例有学校领导人或大队辅导员的讲话，新少先队员的集体入队宣誓，教师代表发言，有时还有专门请来的英模人物、社会知名人士或其他特邀社会人士发言。讲话类项目完毕后，接着就是文艺节目表演，由各中队预先排练好的各类形式的节目组成。演出结束后便是以中队为单位的集体组织活动。下午依然是由各中队组织集体活动，有时晚上还举办篝火晚会，则是由大队负责组织的全校性活动，活动以唱歌跳舞为主，最常见的是大家手挽着手跳集体舞。一直狂欢到夜深才结束。
我进入学校念书的时候，少先队还不叫这个名，而是叫做“中国少年儿童队”，简称“少儿队”，到了1953年才改称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当时班上的同学除了那些年龄过大者外都很积极争取加入“少儿队”。我开始并不懂得这么做有何意义，而加不加入会有什么不同，一直很不感兴趣。后来听到老师说，这是一个少年儿童的先进组织，只有那些学习成绩好其它方面也表现好的同学才有可能加入，同时还因为搞什么活动时，没有入队的都不能同队员们一起开展活动，即使让我们参与也总是觉得有一种被晾在一边的滋味。于是我决定要加入“少儿队”，并在他们搞队活动时往队员队伍里凑，他们便告诉我，这样做不行。入队必须先写申请书，还要经过队委会批准并举行过入队宣誓才能称为队员。但我不知道怎样写入队申请书，只好询问别的同学，在好几个同学的帮助下，总算把申请书写好了。我仔细地誊写了一遍后，便郑重其事地交给了班上的队干部。之后，我就天天盼望着，等待着，看有谁通知我去参加宣誓仪式。可等呀等，很长时间都没有一点消息，后来倒是有其他几个同学入了队，我入队的事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下我可急了，赶忙去追问那些队干部。他们在我连珠炮似的追问下，好像有点不知所措，欲言又止，说不出什么来，最后要我去问辅导员即班主任老师。我立刻去了老师那儿，心中觉得委屈得慌，未曾开言，眼泪就掉了下来。班主任老师素来待我很好，一见到我这副样子，非常关心地询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好不容易才说清楚了自己的来意，还哽咽着问老师，你们不让我入队，是不是你们认为我表现不好？老师听完我的话后笑了，马上温和地对我进行解释，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没有让我入队是因为我年龄还不足七周岁（我进入小学时年龄小，还不到五岁）。而上级规定，队员的年龄是七周岁到十四周岁，超出这个范围不行，但年龄小于七周岁的也不能入队。接着老师又不断地安慰我，要我不要因此而灰心，应当继续努力，即使暂时没有入队也要达到一个队员的标准，只要我一满七岁，便立刻批准我入队。我这才破涕为笑。
后来，我好不容易等到满了六岁，又迫不及待地提交了入队申请，这回老师给予了通融，很快就作为特例得到了批准。我高兴得不得了，立刻跑回家告诉家里的大人，还到处找自己的朋友传送喜讯。这时已到了1954年，我是“少年儿童队”更名为“少年先锋队”后学校里第一批入队的，统一在这一年的“六一”庆祝会上宣誓。为此大队辅导员老师在庆祝会上的发言中特意指出了这一点，说此乃我们这一批新队员的光荣，这使得本来就非常喜悦的我们更增添了几许骄傲和自豪。会后我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立刻跑回家，让祖母和母亲看我成为少年先锋队员的新形象，并郑重地向她们敬了一个标准的队礼，而且这一天我碰上学校的老师，不管认识与否，都会很认真地奉上一个队礼。
加入少先队以后，我听从老师的教导，各方面表现都很认真努力，一直保持着品学兼优的形象，多次被评为优秀学生、优秀少先队员。期间，我积极参加少先队的各种活动，尤其在文娱活动上表现特别突出。我当过少先队小队长，也当过中队委员和中队长，但没有能够佩戴上令我向往的有三道红杠的大队干部臂章。这当然让我曾经心有不甘，不过也没有太多的遗憾。
我将少先队员身份一直带到了初中学习阶段，读初二时才到龄退出。记得喜爱唱歌的我当年对于《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情有独钟，唱起来觉得特别亲切有味。不过现在只记得前面几句了：“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早些年我在一个歌本的目录中发现有《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歌名，便如获至宝地翻开，谁知并非昔日的那首歌，看歌词竟然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一首很流行的名叫《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的歌，好像这还是一首在1962年放映的电影《英雄小八路》的插曲，只是换了个歌名而已，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出于什么理由换的。这首歌我也会唱，只不过唱起来找不到半点当年当少先队员的感觉。这使我想重新体验少时快乐愉悦的豪情顿时一落千丈，这才真让我感到了极大的遗憾。（选自文士明回忆录《年少时光》）
尾韵：往事如烟，心事长存。今天是2022年的“六一儿童节”。我耳边又响起那支凄美的曲子――
《送别》（亚洲天使童声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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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文士明，网名文明之士。1965年邵阳市一中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务农。1978年考上大学，毕业后分至湖南长沙某高校执教，后来调任学校一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同时兼做教学工作，退休时为该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作者从小爱好诗词阅读与创作，退休后常有佳作在朋友圈里流传，受到广泛好评。
（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