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高考
文/庄木
一生中有许多事是难以忘却的，对我来说，最难忘的要属高考了！
1982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那时高校的录取率不到5%，应届毕业考上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换句话说，我们参加高考跟参加高中结业考试并没多大区别，考不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老师们让我们正确对待，我们则嘻嘻哈哈，根本不往心里去。
考点设在县高中，离我家有二十多里。为了方便考试，有人在县城找房住，有人借住在亲戚、朋友家，而我只能天天蹬着自行车赶往考点。
考试第一天，娘为我煮了一封挂面，还打了两个荷包蛋，在一旁嘟哝一句：“可不能白吃了，要考出个100分来！”
“好！”我应了一声，心里却觉得好笑，总也想不明白这“一封挂面加两个荷包蛋”跟100分有多大联系。
爹一边给驴喂料一边对我说：“咱们家祖祖辈辈没出过文化人，只有你上到了高中，要是能考上大学，就不用拉小车子了！”
“拉小车子”是务农的代名词，爹是说我如果能考上大学，就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做农活了！我从爹那黝黑的脸庞和那一道道深深的皱纹里看出了“拉小车子”是多么的艰辛——一年到头在地里摸爬滚打，仍过着紧巴日子，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穿不敢穿。我突然意识到，考上大学对我乃至对这个家庭是何等重要，于是用力冲爹点点头，推上破旧的28自行车出了家门。
那时高考在七月上旬，太阳跟火盆一样，空气都是热的。我骑车来到考点，浑身都湿透了，找到自来水管洗了一把脸，又对着水嘴喝了个痛快，然后进入考场。
第一场考完，我感觉考得还行，于是找了个僻静处，静下心来理了理下午要考的内容，中午到校食堂打了两个馒头和一份豆腐丝拌黄瓜，吃完后又到自来水管接了半盆凉水，边喝边背英语单词。
三天的考试很快结束了，爹问我考得如何，我则答非所问：“我努力了！”
“考上吧，考上就能吃商品粮了！”奶奶不停地为我祷告着。
考试结果果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名落孙山！我没哭出来，却躲在屋里悄悄掉起了眼泪，谁劝都不灵。我胡思乱想着——如果不上这两年高中，能帮爹娘做多少农活呀；如果我再努把力，成绩会不会好些呢？我用力攥住自己的头发，只恨自己没下“头悬梁、锥刺骨”那样的硬功夫。
娘推门而入，用极寻常的语气说：“别在屋里关着啦！你就是受苦的命！受苦就受苦吧，反正受苦的人多了，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我要补习！”我的态度坚决。
娘赶紧问：“补习要多少钱？”
“五块！”我是到学校打听过的。
“五块？这么贵？够买一头小猪仔儿了！”娘过日子一向精打细算。
这时，三哥勇敢地站出来：“只要你有补习的想法，我就支持你！我去下煤窑，给你挣学费。你要是能考上大学，我再给你买块手表。”
我揣着三哥给的五块钱来到上碑中学报了名。学校离家只有三里地，我每天跑饭吃，总是边走边背英语单词，回到家就抱着书看。娘见我学习用了功，轻易不让我干农活；爹则经常打断我，不是让我给驴铡草，就是让我帮着往地里送粪。娘和爹为此还起了争执，娘怕误了我学习，爹则说总学也不行，还得让脑子歇一会儿。晚饭后，我一学就到了深夜，爹常说的话是“该睡觉了”！。
第二次高考过了分数线，仍没被录取，于是又向三哥要了五块钱继续补习。第三次高考终于发挥出了水平，成为当年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全家人为我高兴，全村人为我高兴，村小学的所有老师都为我高兴，还把我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从小树立远大理想。
当三哥把一块明晃晃的手表送给我时，我真正尝到了成功的喜悦，发誓决不辜负大学时光，一定学出个模样来！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