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6月，我从前郭县民政局下派到木头站公社，任纪检干事。两个月后的党代会上，当选为公社的纪检委员。由此，开启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基层工作历程，特别是亲身经历了农村那场由生产队“大帮轰”到农民“大包干”的变革。
当时，前郭县从县直机关抽调一些“以工代干”身份的年轻人，经过组织人事部门审查、考核、短期培训，下派到所辖乡镇，遂由工人身份，录用为国家干部。这既解决了为机关“消肿”和混编混岗问题，又为乡镇机关充实了来自城里的新鲜血液，还顺理成章地赋予以工代干人员以干部身份，既开辟了干部队伍来源，又为县里储备了人才、锻炼了干部。可谓一举多得。
张洪泉，时任木头站公社党委书记。张洪泉书记有过县委农工部工作的经历，重视且擅长农村调查。1980年夏秋间，多次利用农闲时间，组织公社包队的干部，在全公社开展农业生产责任制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并组织所有参与调查的同志听取调查汇报。会议室很大，有两三百平米，在公社大院前面一趟房子的紧东头。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二库大队高士忠承包生产队屯边“猪嘴地”种高粱的调查。负责调查和汇报的是文化站负责人姜秋。参与调查的还有与我一起下派到公社工作的刘彦斌。在姜秋汇报时，张洪泉书记不停地打断汇报，追问、深抠更为深入、更为详细，也更为典型的情况，搞得五十多岁的姜秋很窘迫，用手绢不停地擦汗。因为张洪泉书记此间曾经陪同县委书记哈斯巴根到二库做过调查，又有其它信息渠道。而哈斯巴根书记对这个典型又非常感兴趣，临走时一再嘱咐张洪泉书记，要对高士忠的典型做完整、深入、细致的调查。
二库大队在公社所在地及长白公路以西，引松花江水济查干湖的运河以东。1980年春天，生产队包给高士忠一块屯边地。这块地因为靠近屯子边缘，处在村落与田野的过渡、缓冲地带，容易被鸡蹬狗刨、畜禽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块屯边地一经包给高士忠，竟然化腐朽为神奇般成为一块宝地。
高士忠当时就是生产队种地的好把式。承包了这块地之后，为了防止畜禽祸害庄稼，动员全家人，围着地边挑了一条很深的壕沟，使得牲畜、家畜都被挡在壕沟外。又在挖壕沟堆起来的土墙上插满荆棘，使家禽无法飞到地里祸害庄稼。从而形成一道保护庄稼的藩篱。
为了便于照看地里的高粱，高士忠把自己住的房子后山强掏开一个洞，安上一扇窗，坐在屋里的炕头上，就能看青、护秋。小孩子们也就不再到地里玩耍。
伏天雨勤，又赶上高粱孕穗，如果高粱穗的包衣里灌进去的雨水不能及时排出，就会影响高粱孕育、授粉。高士忠就和媳妇横扯着绳子，两个人各走一条垄沟，让绳子把高粱秆拉弯后再弹回去，从而甩出高粱包衣里面兜住的雨水，解决了高粱孕穗期的灌包问题。加上精耕细作，多铲多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9亩地打了1·2万斤高粱，这在当时就
更有价值的是，庄稼把式高士忠包高粱引发了人们对“大帮轰”和“大包干”的对比与思考：高士忠不辞苦劳开掘壕沟等田间防护工程，不惜损害房子寿命把山墙掏出窗户，全家总动员，起大早、贪大黑、出大力，以致改变了几十年形成的生产、生活节奏，投入无法计算的人工、资金、劳动时间、精力等，成为真正被激活的、能动的经营主体，生产的积极性火山一样迸发出来。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仅仅在于实行了“包干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也印证了联产连心的道理，承包者真正把种地、打粮、增产增收等，完全当成自己的家事。
这年秋天，我被公社派到经济比较困难的二龙山大队做包干组长。之前，大队书记赵景林由于身体原因，主动要求去职，回到姜家围子休养，周保安、刘明友先后接任大队书记。团委书记张子华与我一道包二龙山。
1981年春，我被派到三马架大队做包干组长。三马架是经济条件好、干部素质高、班子稳定的大队，3个自然屯，8个生产队，劳动日值高的生产队每天收入4块多，差的也有1块多钱。
这一年春天，三马架6队队长，大队书记王春林的弟弟王春和，承包了一块位于机电井旁边的8亩地制种玉米，获得了高产，引起轰动。实际上主要抓住使用良种、早种、保苗和大水大肥等环节。主要是合理密植，保证留足苗。所种的是双交玉米，定产5600斤，到年底，8亩地实际收获收获13816斤。
分析王春和夺得制种玉米高产现象所蕴含的道理，重要的是，揭示了大包干挖掘、整合要素的能力：既使投入大大增加，又不必由生产队承担相应的财务成本和其它负担，从而促进了农业快速发展。
这一年秋天，县委组织农村政策方面的专家下乡专题调研农业生产责任制，常万海书记带队，梁俊卿参加。本来内定重点解剖平凤公社的典型，中午只是路过木头公社打尖，却被张洪泉书记早已总结的高士忠等典型所打动和挽留，遂把吉普车停到公社大院，在木头站安营扎寨。常万海书记还说，一路调查研究，看到一所所生产队破败不堪的队房子：有的甚至房顶上都露出了檩子、椽子、房箔，连个像样的门窗、院墙都没有，使其不胜感慨：集体经济留给人们的究竟是什么形象！
后来，县委农工部的刘云庆部长、杨克信副部长，农业局宁广德局长等，先后蹲点木头站，专门总结生产责任制经验。
这年冬天，全县两级干部会议召开，指定由三马架六队出具一份“模特”材料，即包干到户的经验、做法。因为在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时，特别是在组织实施时，公社、大队两级干部还缺乏经验。
为了回避在三中全会前已经被搞臭了的“大包干”和“包产到户”（文革期间以“三自一包”受到批判和讥讽）等提法，还将大包干称为“联产到劳”（即只承包到劳动力）。但实际上，只要把土地包给了劳动力，包给了社员，就等同于包给了其家庭所有成员即农户。这看起来不过是文字游戏，却反映出纠正极左路线影响的艰难。
然而当时，尽管全国各地已经有许多地方开始实行大包干，特别是在南方，几成燎原之势，但在东北的一些地方，依旧死气沉沉，如同暴风眼。在当时传达省、地、县各级重要的会议
在1982年召开的全县两级干部会议上，介绍并印发了木头站公社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当时，松原市还没有成立，前郭县仍隶属于白城地区行署，白城地委党校、地委机关报都对木头站经验加以介绍。这些都表明，以高士忠为代表的大包干经验，已经得到领导机关的肯定、支持、推广，为一方改革提供了启示。
应该说，一种生产关系是否适合于生产力发展，在根本上决定其存在的价值。而检验的标准，最终要取决于社会实践及社会效果，更要考量人心向背。高士忠包高粱地，使少收、无收的猪嘴地、鸡嘴地，变成丰产、丰收的良田好地；王春和在机井旁种玉米，通过整合资本资源，加大投入，使稳产高产田的潜在生产能力，变为现实生产能力等，都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包产到户可以更充分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可以更充分挖掘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资本、要素，可以更好、更快、更为可靠地增加粮食产量、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也正是这些元素，孕育出“大包干”取代“大帮轰”的历史必然性。
当时，有一首民谣式的歌中就唱到：一样的山，一样的水，一样的锄头一样的犁，只因为搞了大包干……云云。
值得思考的就是这些对比：为什么诸多一样的东西，只是改变了政策，就化腐朽为神奇？至少说明，当人心思治、人心思变、人心思富，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积极性受到压抑时，调整生产关系，推进社会变革，就会重整要素、重整河山，就顺应人心和历史潮流的发展。
换言之，如果让几亿农民重走回头路，再搞大帮轰那种理想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再
时隔四十多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9月中央下发的75号文件。这份文件中，有两句话使我铭心刻骨：“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就是以这两句话所代表的思想，点燃了几亿农民
2021年10月29日起手写，11月5日早课打完字（穗城）。
2021年11月8日，请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的兰春蔚（后任公社党委书记，前郭县副
长，松原市粮食局长）帮助订正。
2022年6月7日，再修改订正。
祖籍山东，吉林松原人，军人出身，退休前曾供职于乡、县、市（地）、省党政机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民族史学会辽金契丹女真史分会理事，中国楹联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吉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
散文《秋来查干湖》，收入2011年《中国散文精选》、刊于《光明日报》、《作家》、《大家散文》、《诗选刊》、《散文选刊》、《语文主题学习》（上海教育出版社）等书报刊，被《学优网》、《第一文库网》等语文学习网站眷顾；《查干淖尔之冬》发表于《大家散文》、《人民日报》，收入《人民日报》散文精选《风在诉说的时候》；《中华典籍引领我的生活》，获《光明日报》社、“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有奖征文优秀奖；《百余年来洮霍两河注入查干湖以及松嫩两江与查干湖沟通的文献与图舆》，在全国辽金史年会宣读，刊于《东北史地》，收入《辽金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三石·九石》等几十篇札记、随笔、诗歌，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诗刊》、《人民文学》、《美文》等报刊发表。
楷书《金刚经》入选首届华珍阁杯全国书法大赛；楷书《盂方·盂圆》获建国七十年“翰墨云桥杯”全国书画邀请赛优秀奖。
《踏青集》、《方舟·方舟》、《查干湖畔的辽地春捺钵》等文集在作家出版社、吉林出版社出版。（2019·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