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转发于【韦伯研究】
道德溃败似乎已经成为常见现象。尽管有人试图论证这仅是特例，但更多人通过自己的耳濡目染来判断真实的道德状况。在凤凰网组织的一项超过10万人参与的调查中，竟然有87.7%的网民不同意中国“主流呈现出良好道德风貌”，认为中国“道德滑坡状况确实存在”。而孙立平教授的“社会溃败”说，易中天教授的“道德沙尘暴”说，郑永年教授的“道德解体”说，以及凤凰卫视举办的关于“道德崩溃”的讨论访谈节目，都反映出学界和媒体对中国道德前景的重大担忧。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很多领域的道德溃败现象？根据央视等媒体的报道，从问题牛奶到问题胶囊——每一起食品药品事件的背后都有一批贪婪而丧失底线的企业。从这看起来，似乎是市场经济和逐利行为败坏了道德风尚，威胁了食品药品安全。不少人认为，道德溃败的根源正是市场经济对人的自利与贪婪的激发。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马克思对资本逐利的经典引述：“有50％的利润，它（资本）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司马迁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描绘早期中国的市场繁荣：“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按照孔夫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教义，这种“利来利往”的局面大概会被视为人们为了逐利而倾向于牺牲道德准则。那么，市场经济是否真的容易导致道德溃败呢？恐怕未必如此。如果说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溃败，那么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道德溃败就应该越严重。如果以自由市场制度和人均收入高低来衡量市场经济的水平，北美和欧洲无疑要高于中国。然而，很多在这些地区有过长期生活经历的人都认为，这些国家并不存在道德溃败现象。腐败现象非常罕见，企业丑闻更少发生，食品药品更安全，多数行业的从业者更加注重职业操守，人与人之间更讲究互相尊重和文明礼仪。在最新公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最高的10个国家和地区中，除毛里求斯外，其余9个国家和地区在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都位列25名以内，都属于全球腐败程度最低的国家和地区。这也说明，市场经济本身并非道德溃败的根源。不仅如此，市场经济有可能鼓励优良的道德风尚。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木匠、泥瓦匠、裁缝等都是最早市场化的工种。笔者幼年时曾亲耳听到这些领域的老师傅们训诫自己的徒弟：做人要老老实实，做事要尽心尽职，做工要精益求精，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生意不断的手艺人。老师傅们的这番训诫固然包含了对年轻手艺人自利的考量，但客观上有助于职业伦理的塑造。而在前现代的中国，一个个百年老字号的背后都是经营者对于品质的严格要求和对于职业伦理的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是同仁堂的基本理念，大概也是同仁堂基业长青的关键所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经验亦能说明同样的道理。英国老牌珠宝企业戈尔德斯密斯（Goldsmiths）始创于1778年，作为一个珠宝企业能够持续经营234年，无疑是恪守了最严格的道德准则。成色克重的保证和工艺制作的精湛，都与企业的价值观、管理层的商业伦理和普通工匠的职业操守有关。如果是一个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珠宝企业，只要一桩丑闻被证实，就足以令其顾客流失、甚至关门了事。借助竞争机制，市场经济会奖励那些拥有美德和品格的企业。同样，拥有美德和品格的个人也会得到“市场先生”的垂青。在组织内部，什么样的员工拥有更多的晋升机会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能力出众且人品可靠的员工。除了才干以外，企业同时根据人品来遴选人才，甚至品格的标准要高于才干的标准。企业的这种标准和实践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的道德风尚。对多数人来说，既然诚如美国国父华盛顿所言——“诚实是最好的策略”，那还有什么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冒风险呢？既然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导致道德溃败，甚至可能鼓励美德与品格，那么如何解释目前中国很多领域的道德溃败呢？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霍尔巴赫都认为，一个国家的道德状况、社会风尚和文明礼仪，很大程度上是由该国的政治状况、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塑造的。美国学者科迪维拉的著作则干脆以《国家的性格：政治怎样制造和破坏繁荣、家庭和文明礼貌》为标题。这一理论视角值得借鉴。首先，道德风尚会受到法治程度的直接影响。如果非法市场行为不受惩戒，就是鼓励这种行为，结果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其根源则在于法治的缺位。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法治。从世界经验来看，没有哪一个法治缺位的国家能够塑造优良的公民道德、企业伦理和社会风尚。因此，不是市场经济本身导致道德溃败，而是不讲规则的市场经济、处处都讲“潜规则”的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溃败。如果一个制售假药的企业可以逃避严厉的惩罚，企业主不会因此倾家荡产或面临牢狱之灾，甚至通过关系和贿赂还能继续经营，客观上就是树立了“坏孩子”的榜样。长期来看，哪里没有法治哪里就没有道德。其次，道德风尚会受到政府干预市场活动的影响。政府管制过密，企业负担过重，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几乎注定会危及道德风尚。管制过密和税负过重，会诱使或迫使企业违规经营。一旦企业选择违规经营，就倾向于规避一切可能的监管，并与监管部门官员形成复杂的交易关系。这会严重地腐蚀政商关系。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容易导致寻租泛滥。对那些通过贿赂就能获得巨额订单的企业来说，他们的主要经营策略就是寻租。“刘志军案”、“丁书苗案”都证实了这一点。这样的企业主对公平竞争、提高质量、创新技术和改善效率通常并无多少兴趣，其经营关键就是“与政治联姻”。如果这些做法大行其道，美德不仅无法获得竞争优势，甚至还难以立足。正如美国著名腐败研究学者艾克曼所说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腐败是基本的生存策略”。再次，官员行为和政府风尚本身就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在古老的帝国，君主所崇尚的往往是其臣民所崇尚的。如果君主喜欢歌功颂德和豪华排场，阿谀奉承和奢侈之风就会迅速流行。在当代很多国家，官员行为和政府风尚仍然左右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在已经公开披露的动辄上万元、甚至数万元一桌的宴请中，都有政府官员的身影。如果在官场——普通人眼中的“上流社会”，奢侈作风被认为是身份显赫的象征，那么要在民间社会塑造节俭与审慎的美德看来难度很大。如果奢侈意味着显赫，那么节俭就意味着卑微。目前奢侈之风日盛，无疑也受到了官场风尚的影响。
此外，如果政治权力能量巨大且完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运作，就更容易塑造一种等级森严的氛围，而不是一种自由、平等和协商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上级更容易变得独断专行和高高在上，他们往往热衷于是否令人敬畏；下级更容易变得趋炎附势和阿谀奉承，他们往往热衷于博得上级的欢心。这种官场风尚一旦形成，往往会快速传染。这与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公民道德背道而驰。官场风尚还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官员与企业、与社会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尚。这是塑造道德风尚的另一种机制。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认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诚实。那么，政治是否会影响一国的诚实程度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简单地说，国家的政治秩序和合法性是否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之上？政府的实际政策与其宣称目标是否相吻合？政府官员是否普遍地做到表里如一与言行一致？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是否真实可信？教育系统是否真的鼓励每个学生养成诚实的品格？新闻媒体是否能真实客观地公开报道这个国家每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确定无疑的肯定回答，诚实的品格才得到真正的鼓励。否则，诚实将会成为一种罕见的品质，“说真话”反而成为需要勇气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就不得不让人产生这样的忧虑：私人谎言可能只是公共领域谎言的继续，企业造假可能不过是政治领域造假的延伸。只有公共领域的普遍诚实，才有可能塑造一个国家的诚实品格。按照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的看法，道德对罗马共和国兴起和罗马帝国衰亡都至关重要。在兴盛的罗马共和时代，“荣誉，还有美德，是共和国的宗旨”；而在衰落的罗马帝国晚期，“堕落的继承人之间互相竞争的，不是谁的才德更为出众，而是谁更沉溺于无聊的奢靡”。吉本认为，道德溃败正是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后世应当引以为戒！市场经济固然会影响一国的道德状况，但其影响未必就是负面的。相反，市场经济完全有可能与美德共存。与市场相比，政治状况、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对道德风尚的影响更大。一个社会倘若出现了普遍的道德溃败，与其说是市场的结果，不如说是政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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