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丰碑

张如是

一九三五年春末，毛委员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至乌蒙山区，从皎平渡、洪门渡、鲁车渡、树桔渡四个渡口强渡金沙江北上，红军路过九龙，将十五位伤兵安置于老乡家疗伤，红军走后，被窜回的白匪挨家挨户搜捕到，最后，白匪将十二名伤重年长的红军残忍杀害于九龙山上的一个落水洞！这个无名无载的落水洞从此被命名为“红军洞”。

时间跨度长达八十七年。两千零二十二年夏初，我做为具备专业绳索技术的蓝天救援队员，随红军遗骸发掘工作组正式开展遗骸发掘。三十层楼深的竖洞，狭窄处只有浴缸大小，笔直通幽。洞底不大，一百来平的一个陡坡，只计截面积的话，只有六七十平方米，坡陡且狭长，七十度的坡角，最陡有八十多度，最缓有六十度，坡是雨水冲刷了山上的泥沙灌入后沉积出来，洞口正下方是坡头，陡坡最低处应是落水口，却因泥沙淤堵，不见了走水明洞。洞厅属典型寻常溶洞，有钟乳石、石幔、石花、鹅管、石珊瑚等，但是洞底坡面上则铺满了与洞内完全两种性质的石块，大的两三百斤，小的也有二三十斤。

这些石块是有来历的，档案记载：白匪头头叫李瑞庭，是当地的伪区长，实则是刽子手，他见红军大部队渡江北上后，便带领出逃的当地土豪劣绅逃窜回来，随即疯狂展开了搜捕红军伤病员的行动，把落入魔掌的十五位伤病红军关在牢中，严刑拷打，逼供没有任何收获，气急败坏的李瑞庭最后下令将这十二名红军集体推入这口深洞杀害，仅留下三名年轻的、伤不太重的活口为奴役。刽子手李瑞庭还把附近人全赶到洞口围观！他唯恐红军不死，准备大量石块，命在场所有人每人向洞内推入三块石块。这就是洞底石块的来历。

发掘第二日，发掘了一些牛骨出来，猜测是失足跌落的耕牛。第三日，扩大发掘面，牛骨数量巨大，触目惊心，直到表层牛骨全部清理完，预计有几十头牛的牛骨。每天结束发掘工作回到镇上，我都会特意走访当地老人，老人们关于牛骨的说法不一，有说当地人不吃牛肉；有说病牛推下遗弃；有说失足跌落；有说水牛肉不能吃；有说摔伤摔死运于洞口抛下；有说积攒吃完后剩余牛骨倾倒于此；更有直言不知的。但只要提及“红军洞”，无人不晓，关于红军的事迹无人不知，就连跟随长者纳凉的孩童也能讲个一二，唯独牛骨之事闪烁其辞，查无实据。

我与洞底发掘遗骸的专家们讨论分析：群众目睹红军被杀害于此，刽子手还逼迫群众抛下大量石块补枪，平日伪区长及土豪劣绅组成的白匪在此地横行无际，迫于无奈，当地老百姓只能编织一个个谎言，将牛畜推入洞内祭奠英烈。几十头牛的数量，非少数人所能为，乡亲们如此守口如瓶，群众是有多么怀念红军、感恩红军？群众是有多么的惧怕白匪？多么的憎恨国民党？

八十七年来口传不吃牛。经专家初步辨别，牛骨分为不同年代，我推测，由于群众忌惮白匪，不敢明目大搞祭祀，于是亲乡们用谎言掩盖事实，内心却无比怀念被杀害的红军战士，于是，不做声色的祭祀就成了一个大大的谎言，一个让人为之动容的谎言。我查阅一些资料显示，长征路上有很多红军英勇就义的事迹，在洞里就叫红军洞，在山崖就叫红军崖，在山谷就叫红军谷。困牛山百余红军英勇跳崖就是比较著名的一个，当地群众目睹了惨烈的战斗，也目睹了悲壮的跳崖壮举，后来，当地群众就形成一个习俗，每逢重阳就隆重向困牛山祭拜。再分析，再佐证，一个饥荒肆虐的年代，哪有把裹腹之物弃之之理？还要把病伤死了的几百斤牛，背着穿过灌木丛生、荆棘密布的高山陡坡，运抵至此，抛之弃之，而且是明明饿着肚子，却把这么好的食物丢弃，这不符合常理。我们在当地也呆了些日子，牛肉还是随处有售卖。有说是吃了牛肉，弃牛骨，但所有大小牛骨都没有烹煮迹象，更没有宰杀砍切痕迹。这个谎言是我听过最让人敬仰的谎言，是最美丽的谎言。向被杀害红军供奉牛羊，也许是当地老百姓对红军的最高礼仪，那可是个战乱、贫穷、饥荒的年代。

接下来的发掘作业，剥开一层层交错的兽骨，红军烈士的遗骸终于逐渐露了出来，他们是：王其祥、王正帮、王有龙、刘金山、朱光荣、付光林、付正祥等十二位同志。中午稍息片刻，来到地面，我又走去洞口下方的纪念碑前驻足，一位约莫六十岁老者带着孙子孙女自发打远来到红军洞，他领读纪念碑的碑文，他七八岁的孙女竟然瞩目肃立，鲜艳多彩的裙子是那样的可爱，跟读的声音是那样的甜美稚嫩，抱在怀里的孙子懵懂清澈的眼神也被零星伫立的人们感染得乖静。老者领读完，我轻声问道：老师傅可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

老者说：听长辈讲，他们被搜捕后，李瑞庭将他们关押起来，天天打，不给吃不给喝，几天都没打出什么来，最后急了就杀了他们，选在这个落水洞杀，武装队都带了枪，押上山来的红军被武装队的用木叉叉着，木叉绑在红军脖子上，就在这里解开脚上的铁链（纪念碑的位置），他们身上的伤口有蛆虫一撮一撮滚出来。李瑞庭命令年轻壮丁用木叉把红军推下去，武装队持枪监督，当推下两个后，其余十个红军怒吼道：“不用推，自己来。”一个一个红军高呼着“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就自己跳进了洞里。老者讲到这里，围观过来的十几个人似乎眼睛里都揉进了砂子！

铮铮铁骨，纵身跃入深渊，八十七年来，泥沙注灌，红土覆忠骨，乡老们投喂的一头头牛，壮士们该不会饿着吧？铁链深深嵌入的伤痕该已康复了吧？病痛应不再缠身了吧？战伤不会再复发了吧？

附近乡里再也找不到当年目睹过还健在的老人了，红军烈士们的事迹却口口相传，没有被遗忘，没有被中断过。我们的到来，每一锹，每一镐，每刷一刷，都是那么的认真，都是那么的虔诚，都是那么的小心翼翼，我们说话都那样的轻声，生怕打扰您熟睡，怕惊醒您，扰断了建国的梦境！我要轻声告诉您，如您所愿：红旗飘扬，家国富强，民族团结，幸福安康。

午后继续发掘作业，在一个角落，一块不起眼的石块堆叠在乱石之间，我轻轻搬起一块递给王浩向上传，又找了一个勉强可以垫脚的脚窝，轻轻放下一只悬空的脚，俯身查看石块下有没有被埋压的红军遗骸：没有发现下方有烈士遗骸，下面是几块石块，但是我得先把上面这块相对方正的，大一点的，使劲轻轻移除。我又移除了大一点方一点的这块石块上的两块石块，露出的这块方石块，我终于可以双手去抱了。我把石块动了动角度，我前面的王浩俯身查看石块下部，再次检查是否有被压物，如有，是要制定严谨的提取方案的。这时他轻声对我说：“忠途哥，好像有字。”“哪里？”“你抱的石头。”我将信将疑，用手去感觉，双手扣住的是石块的底面，细下感觉，底面很平整，我心开始砰砰急跳，我让他再检查搬动有没有风险，确定安全后，我为了稳定身体，双膝跪在其它稳当的石块上，双手紧紧扣住石块平滑的底部，用尽全力抱起石块。平滑面迎朝王浩，他突然惊呼：“真的，真的，真的有字，真的有字，忠途哥。”我抱着全是泥土的石块，不，她现在是石碑，我把她抱入怀里，不再是嫌弃泥土那样的抱离身体，而是抱入腹部，压置在腿上。石碑有字，字在我看不见的前方，我伸直脖子够朝前去看文字，但还是看不到，于是我尽力用掌心来感受石碑的温度，我急切地用手指来看石碑上的铭文。这时候石碑不再如同其它石块那样沉重，她显得这样轻盈，这时候石碑不再那样的轻盈，她竟是如此沉重，以致我不敢放下，怕放下后被其它石块硌伤了她，怕放下后又沾染了泥沙，我也不敢挪动脚和腿，膝盖跪着石块，膝盖下的石块开始变得柔棉，不再砟硌，垫着脚尖的脚窝竟不再酸楚，我甚至可以把自己坐在脚跟上也不觉任何不适。专家组的老师小心翼翼靠拢过来，我们救援队的同志纷纷靠拢过来，洞底作业的九人都靠拢了过来，大家在陡坡乱石中稳住脚窝，伸出双手，从我怀里稳稳接过石碑，我和王浩腾出来，迅速接力到接住石碑队员上方，再换手稳稳接过石碑，下方的同志们又再次向上移动，向石虎迅速用石块码放出一个小平台，我们再把石碑轻轻翻了个面，平面朝上，背部朝下，轻缓再轻缓地摆平石碑，姜东把洞底不多的饮用水拿来，冲洗碑面上的泥土，字，显现了出来，我们九人围拢到碑石四周，用头灯侧方位照亮碑面，那是一首诗，阴刻的文字苍劲挺拔，遗憾最后一句的前两个字缺失了，第二个字的右上角只剩下一点点笔画。

专家组的一位老师和一位警官迅速拍照取证，带着视频和图片资料，由我们救援队的队员帮助升井，他们亲自到指挥部去做汇报，还要研究下一步把这么关键的石碑护送提拉出洞的行动方案去了。

洞口按耐不住激动心情的队友们都纷纷拼抢下洞作业的机会，那是因为洞底空间狭窄，空气不流通，氧气有限，根据专家组严谨测算，每天早晨用风管压下来的空气只够九个人呼吸，洞口狭窄处太窄太小，如果一直送风，送风的软风管鼓起来就占据洞道一半空间，运送物资和人员升降的通道就会受阻。所以，指挥部严格控制洞底作业人员数量为九人。两位专家组同志上去做汇报，空缺出来的员额被付强和朱怀亚主动请缨，获得下洞补充员额作业的机会，其实他们急迫的心情我是明晓的，因为我亲手抱起石碑，她就在我怀里，只是我看不到字，我却也是那样迫切地要好好端详她，好好抚摸她。洞外的同志比我急切百倍。

指挥部打来电话（有线的）：“石碑暂不升井，妥善保管。”

坡陡碑重，我们补充满员后的九人，蓝天救援队七人，专家组两人，我们根据指挥部指令，再次制定搬运石碑到安全地方的方案，陡坡上还有很多石块需要移除，一是有被滚落石块砸中石碑，造成二次损坏的风险；二是正好占据了上下作业的路径，不利于继续开展发掘工作；三是这么重要的祭祀书证不能就随意躺在那儿。于是我们商计：用绳子左右前后上下，两纵两横捆绑，让洞口送下来一根木杠，两人肩抗，七人保护，布设路绳辅助牵引。

向石虎和我身材魁梧，我们俩来抗木杠，曲靖付强队长身形壮硕，负责向上推向石虎，朱怀亚是队副也是我的组长，我是他的副组长，搭档多年，比较默契，他负责推我，其余人分配为五个保护员，沿坡向下布两条路绳，上方保护员一手抓绳稳住自己，一手抓住搬运员的身体向上拖拽，并且稳住搬运员的身体，下方保护员一手抓绳稳住自己，一手推搬运员的身体，帮助搬运员向坡上移动，姜东拉着我，王浩拉着向石虎，赵建申和范豫杰警官分别拽紧绳尾稳住不让摆动，另一个专家组教授则帮忙拉着向石虎上方的保护员王浩，王浩身形小巧，担心他力量不够。我们轻声喊着号子，爬上了最陡那五米陡坡。洞口正下方是为了作业，早天就开挖出一个四米见方的平台，平台上方有开挖下浅后的土坎，土坎也是斜坡面，我们在平台正前方土坎上再挖一个石碑厚石碑宽的小平台，抱起石碑立于小平台上，石碑是立着安放，下部是断裂的不规则端口，我们又拾来合适的石片，做为石碑的临时基石，让石碑稳稳地矗立起来。

请缨补充下来的付强非常走心，他下洞时急匆匆带来了一包烟，是的，没有准备，只有用香烟来代替香烛，我们九人，挤在四米见方的平台上，不够站就在平台下的斜坡上蹬出一个脚窝，站到下排，又由于我们位于洞口正下方，上方随时窸窸窣窣掉石子甚至是石片，几十米落下来会造成严重伤害，于是，我们九人迫于环境限制，我们不能脱下安全帽，我们点燃三支香烟插在碑前，由专家组范警官发号：“向英勇就义的红军烈士三鞠躬。”

气氛凝重，仪式简单得有点不敬，简单得如同红军战士们的草鞋；简单得像是红军战士们的单衣、破帽、万国造的步枪、铁匠铺的手锤、农民的镰刀；简单得像半碗野菜汤；简单得像冰寒裸露的铁索横桥，像缝衣针做的弯弯鱼钩；简单得像一小堆火柴，像一个手拿旱烟杆斜靠在枯树杆上的军需处长。

仪式简单得就这样结束了，九个汉子四散开来，各自找了一处角落，站的站，坐的坐，蹲的蹲，许久没有说话。许久了，我躲在一处小小支洞洞口。许久，空气凝固，滴水不再叮咚，呼吸逐渐停滞，眼眶红润，衣袖潮湿，许久许久。寂静被电话铃打破，指挥部在临时架设的监控器中看着我们，于是打来电话，本以为是催促我们抓紧时间发掘：“时间很晚了，今天——就——结束了，都上来吧。”嘟——嘟——嘟——嘟！

刚挂断电话，电话铃又急促地响了起来，还是我接起来，指挥部说：“很累了，明天……”。那头两声哽咽，讲话停了，我揉揉眼眶：“我在听”，指挥部又说：“对了，专家组带上来的图片和录像有几个字看不清，你再读一读碑上写的字。”我把指挥部指令说给付强队长，付强让我把电话机拿到石碑前，大家不约而同汇聚了过来，我们把头灯灯光都照在石碑上，慢慢发干的碑文比之前清晰了许多，乌蒙山区的红土浸润了石碑，碑石呈淡淡的红色，阴刻的字迹用红漆描过，虽大部分已经脱落，但还依稀显现红漆一点一点。我们九人肩并肩，手挽手，向着这尊血色丰碑一口同声，对着电话筒铿锵诵读：“跟毛主席闹革命，万里征途献青春。深渊留下革命志，缺失了两个字，春色满人间。”

跟毛主席闹革命，

万里征途献青春。

深渊留下革命志，

换来春色满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