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悟道》国学专题连载系列之一百四十五

作者/康金印  主播/梦雨

      三、《论语》可供借鉴的内容和形式

（一）借鉴孔子的为政之道

      2.“为政”要方法得当
      有了奋斗目标，还要靠正确的方法去实现。孔子任中级以上官职只有4年，但他在中都宰任上曾创出样板县，在中央任职也曾取得引起内外震动的成就 （夜不闭户、齐献女乐、会盟大胜），再加 14 年周游参观“调研”，直接、间接经验都有。现把他的为政方法概述如下：

      ①发挥带头作用，能够艰苦奋斗：《子路》第1章说执政者应“先之劳之”，还要“无倦”：第4章说在上的“好礼、好义、好信”，在下的必仿；第6章说在上的“身正”可不令而行：第13 章说在上的“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以上四章既谈到为政者要起带头作用，又说到要艰苦奋斗。孔子上述主张从现代行政管理角度说，这就是抓“行政示范”，它包括领导者的言教、身教和树典型。以榜样的力量，起到引导作用。目前开展的 “民主生活会”及向焦裕禄学习活动都是重视“行政示范”的体现，学古鉴今，更增强我们对这些活动重要性的认识。

      ②建立主管部门岗位责任制，能够赦小过：在《子路》第2章中，孔子回答仲弓问政时说 “先有司，赦小过”。“先有司” 就是先让主管部门主管官员负责处理他们应管的行政事务，主要领导不要大小事都包揽，因为“手再大也捂不过天”。“赦小过” 就是允许主管人工作中有小的失误，不要太苛求，这样可防止下属手足无措。对下属适当“宽容”，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负责精神。《论语余说》曾说“果能熟读此章而力行之，即为宰相，亦绰乎有余裕”。(转引《我读论语》375页）《颜渊》11章、《子路》3章谈正名也与重视主管部门、主管官员作用相关。《泰伯》15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宪问》26章“君子思不出位”，也强调定岗、定位、定责。从现代管理角度说这条为政方法体现着现代管理学的“层级制”(上对下逐层指挥，下对上逐级负责），也体现着“职能制”（体现在“先有司”、“正名”中），虽处于萌芽状态，也有可借鉴之处。

        ③能够举直措枉，不以言取人：在《子路》第2章，孔子答仲弓问政时曾说为政要“举贤才”，就是把正直的人推举出来，这是提高执政水平的人力保障。怎么知道谁是贤才呢？文中说先举用你所知道的，别人见你真用贤才，就会推举他们所知道的。另外，还可以“以贤引贤”，形成好人群。对“贤才” 的安置是有技巧的。孔子在《为政》第19章告诉人们这个技巧就是 “举直错《措）枉”四个字，即推举出正直的贤人要安置在邪曲的人之上。这样做的好处较多，一可收到以凤引凰作用，形成好人群：二可有利所举贤人开展工作，防止邪曲之人干扰：三可有利邪曲之人变好，他失去了过去能够邪曲的环境，必须好好改造。为了正确无误地“举直措枉”，不漏贤人也不错举邪人，就要善于识别君子和小人。《论语》提出可用“比较识别法”分清这两类人。在《子路》第23 章说可以比较君子、小人对“和”“同”的表现识别他们：第25 章说可以看在“易事、难说、使人”上君子、小人的差异识别他们：第26 章说可以看在“恭、骄”上表现的差异识别君子、小人；《里仁》 第16章说可以看对“义、利”的不同态度区分君子、小人；《子张》第8章说可以看对错误的不同态度区分君子、小人。“不以言举人”是孔子在《卫灵公》中提出的。这是他对“举贤”的明确和补充。意思是不因一个人“说得好听”就把他当贤人而推举他。这个“言”所指是伪装正确的“巧言”。这种“言” 为何不可取呢？孔子在《卫灵公》中说“巧言乱德”，即它会使常听巧言的人品德变坏。另外，说巧言者都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如《学而》所说“巧言令色，鲜以仁”。客观事实是，枉者、巧言者往往比直者、善干者容易被提拔。这是因为枉者、巧言者不仅能迎合领导心意，讨好领导，还能不费吹灰之力给领导“造出”向上爬的 “政绩”。可是，我们不能忘记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所以，“为政者”一定要能够抵制枉者、 巧言者，自觉不用枉者、巧言者，坚持用人唯贤。学习古人这条为政方法，既可提高对举直错枉、不用巧言重要性的认识，又可学到识贤用贤方法，利于当今选人用人更得当。

       ④做到不求速效，不贪小利：《子路》第17章孔子提出 “欲速（一）借鉴孔子的“为政”之道不达”的观点。在第10章他说“如果用我治理国家，一年可以有起色，三年有成效”；在第11 章他又说“善人治国一百年，就可以消除残暴，去掉杀戮”；在第12 章他还说“如果有行仁政的王出来，也要一辈子（三十年）才能使仁在全国普及”；在第29 章他还说“善人教民七年，就可以带兵打仗了”。总之，他从取得不同成果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入手，强调治国不能求 “速效”。在《尧曰》第2章他对“命令下得很晚，却严格限期完成”的求速效行为，痛斥为“贼政”。客观事实也印证了孔子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从孔子去世到秦统一六国，经历了 250 多年；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109年。一切反动的、落后的、错误的东西都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革命人必须对此有充分的估计，以便正确应对。在《子路》第19章孔子还提出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的观点。这句话也是谈治国之道。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处理大、小关系方面说，为政者把注意力集中在 “小利”上，就往往忽视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正如俗语所说就出现“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从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说，让眼前小利遮住眼，必然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往往也是因小失大。近年我国各级政府出台不少让利惠民政策，都借鉴了古人“不贪小利”的为政理念，促进了经济发展。

      ⑤善于调查研究，按科学态度办事：孔子在《为政》 第18 章指出，为政者要 “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这实际上就是指搞好调查研究，弄清下边情況。《卫灵公》第27 章指出，“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这种重视群众意见不盲从多数、坚持调查研究后下结论的做法，是理性、感性相结合的做法，符合科学态度，也与我们今天坚持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相一致，是民主性精华，我们当然应继承并发扬。孔子在《为政》18 章还指出为政者还应 “慎言、慎行”，即不像钦差大臣似的到处瞎指挥、乱作为。《子路》第20章所说，不管对错都坚持 “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正好是违背“慎言、慎行”的人。因此，孔子把他归入地位低下、境界不高的第三等人士。在孔子口中，“言必信，行必果”是带贬义色彩的。孔子主张的 “慎言、慎行”，与我们今天坚持的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是一致的，理应继承发扬。

   （6）狠抓公平和谐，及时化解不安定因素：《泰伯》 第11 章说，社会上有两种不安定因素，一是“好勇疾贫，乱也”：二是“人而不仁，疾之己甚，乱也”。为政者如能及时发现，做好化解、防范工作，就可以避免恶性祸乱的发生。比如，把他们的“勇”引导到正确地方去发辉，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想办法帮助他们脱贫，让他们感到社会的温暖，就可以防范“疾贫”的恶果，不要对 “不仁” 者恨得过分，更不得执法过度和暴力执法，而要做到融情于法，法中有情，也有利于减少、杜绝报复性祸乱的发生。《季氏》第1章“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尧曰》第1章“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都是化解不安定因素的有效方法。

      ⑦认真读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子路》第5 章指出，有些人死读书、读死书，读完当时广泛用于礼仪、社交活动的 《诗经》，“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如此不能指导实践的读书，书读得再多，又有何用呢？所以，孔子强调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古人这一主张与当今对读书的要求正好一致，足可借鉴，但在书的选择上、所联系内容上古今大有不同。

      ⑧能责己严、责人宽，求道同而谋大业：《卫灵公》第14 章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第39章又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前者强调要以严责己、宽责人促团结。如果一个人总是功劳是自己的、毛病是别人的，就不能得到别人的拥护和支持。后者强调的是，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想和主张，“道同”了，才能团结在一起搞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