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悟道》国学专题连载系列之一百四十七

作者/康金印  主播/平凡

    4.“为政”鉴古举要二则  

     (1)“为政”评人既要忌以“隐恶”和“臆断”造导向型人物，又要坚持正确导向看主流     对古人、时人的评价，不仅关系到眼前的育人、用人，而且关系到未夹的政治走向，意义十分巨大。已故历史学家郑天挺曾警诫后人，学习历史要先求“真”、后求“用”，不能偏废。孔子在这方面既给后人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教训。    ①评人忌“隐恶”：首先，孔子曾以“事功”（为国、为民建功）为标准评古人，却以“隐恶”手法造导向型人物，成为后人评人的教训。比如《泰伯》第19～22章评尧舜禹，他说这个“有天下也，而不与”，那个功业之大“无能名焉”，这个“五人而天下治”，那个“尽力乎沟洫”，都是侧重“事功”评的。孔子评尧舜禹的突出特点，就是只评优点，不谈缺点。在《泰伯》第20章点评中曾指出，尧舜禅让有“徒具形式”的说法，如果属实的话，孔子为了维护其理想的“高大全”形象，而隐去了他们潜在的被动交权的不太光彩的一面。因被动交权史实待证，抛开此例，不以其为据，还有其他事例可以说明孔子有“隐恶”之举。再如《微子》第1章，孔子指出殷有三仁“比干、箕子、微子”，他们都从挽救纣出发，不计个人得失劝谏，孔子以“仁”为标准肯定三人，强调其“利国”一面，但没在“逃避、装疯”上提出任何指责。其实，前人早就对二子算不算有气节提出质疑，特别是微子，逃跑算什么英雄，争论更大。（见唐韩愈、李翱《论语笔解》及清李顒《四书反身录》）在《公冶长》第22章、《微子》第8章，孔子评伯夷、叔齐，也没有在他们“阻止”武王伐纣上提出任何批评。这些都是为了维护其“导向型人物”的“高大全”形象不受损，防止动摇他们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董楚平先生曾说，“《诗》《书》里的大禹神话形象，几乎被他‘作’得面目全非，孔子连创世（地）大神都不相信，而要大改一番。”(《论语钩沉》198页）这种做法反映出孔子头脑中存有以“隐恶”造“高大全”形象的主观意识，并不是他不清楚所树人有“不太光辉＂的事实。他曾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他要“隐恶”的思想基础；他还认为“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又是他敢于实施“隐恶”的思想基础。他认为百姓“愚”,“隐恶”也不会被发现。但从客观上说，“下愚”不一定真愚，一旦他们知道“导向”人物身上有假，就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容易产生信任危机或打折扣，效果并不一定理想。这种以“隐恶”造导向型人物的手法，由于始终没有受到批判，影响却很深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文艺界曾继承孔子造“高大全”人物形象手法，创作工农兵形象和领袖人物，此法风行一时，曾被称为文艺创作、批评的最高“原则”。但是，由于所写这些“高大全”形象都是群众身边的、不是孔子所说“古先贤”，很容易被看出是“假大空”，群众不买账，这种创作手法很快被摒弃了，但它的历史渊源没有得到认真批判，在政坛上恐怕仍有影响。我们应时刻警惕不走以“隐恶”造导向型人物的老路，这是孔子留给我们的教训。    

     ②评人忌“臆断”：当孔子以“正名”为标准评人时，本来合于他引人“守礼”的导向，却因证据不足、主观臆断造成结论失当，成为后人“评人”的又一教训。在《宪问》第15章中，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就是给二公下的结论。但史家认为这结论并不公正：一是周王朝曾发生王子带叛乱，是晋文公杀王子带、送周襄王回王城，挽救危局；二是晋文公北伐戎狄、南征强楚，城濮之战大捷才有践土与温之盟，晋文公主动邀周襄王参加，正是尊王，是孔子把是非弄颠倒了。对齐桓公的评价，更是是非颠倒：原因之一是齐桓公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始作俑者，严重不合“正名”原则。原因之二是他稳坐君位，逼杀兄长，二不合“正名”。原因之三是管仲已有遗嘱，说“易牙、开方、竖刁”三人帮不能用，他们中易牙靠杀子烹熟给桓公吃表效忠，开方靠父死不奔丧、思母十五年不探视表殷動，竖刁靠阉割自己进宫表诚敬，三人全是伪君子。齐桓公不听管仲规劝，已遣散三人还又召回，把他们当成最可靠的人，结果自己反被逼死冷宫之中，67天无人收尸，蛆虫满身。此事说明齐桓公既残忍又昏愦，全无“正而不谲”可言。    如果找客观原因的话，孔子评齐桓公、晋文公在前，完成修《春秋》已71岁在后，前评史料不足可以理解；孔子对齐桓公、管仲较有感情，评论中有主观倾向也不奇怪；孔子认为晋文公（重耳）当年有十几年流亡生涯使他善用权术，因而对他有偏见，也情有可说。虽然事出有因，但也不能否认评人的结论错误。从本质上看，孔子仍然因为违背了自己提出的“四毋”，既犯了主观臆断的毛病，又在没有掌握足够史料情况下凭片面材料下结论，才造成结论站不住脚。这是今天评人应引以为戒的。“重证据，戒主观”，是孔子留给后人的又一为政教训。         

     ③评人坚持正确导向、看主流：当孔子评论“时人”时，他做到了既坚持正确导向，又看主流，成为后人的楷模。在《宪问》16、17章，子路、子贡以管仲一不殉主、二降杀主（公子纠）仇人、三有僭礼尚奢行为，认为他不仁；孔子以其“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为由，力挺管仲为仁。这里，评主要执政者，孔子明显坚持看主流，即看其对国家、人民的贡献，看其所建功业，而把名节、守礼、个人生活方式方面的毛病放在了次要地位。虽然他把这些放在次要地位，但不是护短、不是为了“隐”，而是毫不手软，仍给予严肃认真批评。孔子的这种做法，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真实的管仲，没有人为拔高的管仲。这才是本着对国家、人民负责的精神，以“利国利民”为导向的正确做法。这种做法与前述以“隐恶”造导向人物的做法相比，可信度大大提高了。此法对当时、后世处分、使用有毛病、有争议的官员，更有借鉴价值。这是孔子留给我们的一条宝贵“为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