萦牵老印山

          作者：杨晓兰

      座落于老印山106号的老屋，建在一个小小山坡上。坐北朝南的一排平房，共有六户人家。住房不大，分前后两间，后面搭了间厨房。房子前方与岳阳师范附属小学几步之遥，与附小幼儿园仅一围墙之隔。出门下台阶左拐，穿过弯曲小巷，可到达乾明寺马路。往右拐的小巷，两边都是灰色的围墙，不用走多远，就到芋头田街道。相传乾隆皇帝来岳州时，在全妃巷（今先锋路）喝醉酒后，欲抄近路至乾明寺，登山越岭时不慎将个人金印掉于山上，故郡人将此山称为印山。民国时期随着居住人家增多，逐渐形成S形小巷。1954年铁路部门在山的南面修建一片新家属区，又称新印山，山的北面称老印山。我们全家在这里生活居住了30多年。这些小街小巷，曾经从这头走向那头，脚步越走越沉稳，距离越拉越长远。三间相连的小房，像一节节小车厢，载着我们的童年，在摇晃中长大。一、煤油灯我家有四姐弟，小名分别为“玲丫头”、“兰丫头”、“辉伢”、“荣伢”。60年代初搬到老印山时，人生地不熟，隔壁邻居还没搬进来，周边寂水冷清，偶而听到屋后小水塘断断续续青蛙叫。父母在偏远的七里山机瓦厂上班，只有星期天才回来。外公在位于南正街“味腴酒家”卖筹收银，晚上在酒家守店。大部份时间，是我们姐弟独立生活。那年大姐不滿12岁，小弟5岁，日常生活的照料，自然落在大姐肩上。外公只要有空，就回来瞧瞧，顺便带点菜来。临走时，千叮万嘱：“玲丫头，你带好他们三个，晚上记得闩好门窗，怕强盗进来。”（岳阳老话把“小偷”称“强盗”）。那时候还没有架线通电，一盏煤油灯，就是漆黑夜晚的光亮。姐姐熟练操作煤油灯时，我们就围着桌子津津有味的观看。她将灯罩轻轻取出，拧开金属灯套，将煤油小心倒进象鼓着肚子的灯座中。灯芯快用完了，就将新灯芯用剪刀剪齐毛毛的线头，穿过灯套的小口子，套在灯座上拧紧，然后用旧布将熏黑的玻璃灯罩擦得透亮，就象摆弄一件工艺品。每天姐姐帮我们洗好脸，洗好脚，收拾完房间，就举着煤油灯，先把第一间房门反锁，然后走到中间屋把窗户关好，再走到厨房检查木头门闩。 我们谁都不愿呆在移开灯的黑屋子，就按大小排在姐姐身后，每人牵着前面人的衣角，“牵羊羊”般跟着煤油灯光，将每个房间角落看个遍，再上床睡觉。姐姐开始伏在四方桌的煤油灯下，读书写作业。有时，外公不放心，店里打烊后，还摸夜路来看一下。如果窗前有灯，就会说：“玲丫头，早点睏觉，我不进来了。”姐姐总是答：“好，我做完作业就睏。”外公就这样默默关照着我们。星期天，爸妈回到老印山。外公端着小酒杯，坐在门口靠背椅上，一边抿酒一边向父母“告状”：“你们要讲下玲丫头哩，每天读书读到辰根（深更）半夜，莫太发狠哒，能及格就要得了。”姐姐爱读书，成绩一直很好。听外公莫名开口，委屈得哭了起来。我们年龄小，听不懂大人们讲话的含义。不明白平日和霭可亲的外公，怎么突然说起姐姐来了？嘴上不敢说，心里替姐姐抱不平，都围着姐姐站着。母亲正在洗一大脚盆衣，没有直接回答外公，而是边洗边说：“玲丫头，你读书是好事情，给弟弟妹妹带了个好头。”母亲的话让我们绷紧的心轻松起来。母亲又发话：“你们三个以后也要帮着分担家务事，让姐姐有时间早点做作业。”我们赶紧连连点头。外公心软了，无奈叹了口气：“别人屋里的伢崽不读书，被大人骂起哭。我俚屋里伢崽要读书，冒得时间急起哭。玲丫头，莫哭哒莫哭哒，以后屋里事少做点，早点做作业。”原来外公是在心痛姐姐。我们好象一下子长大懂事了。从那以后，我们都争着做自己的事。我和大弟做完作业，就在煤油灯下陪姐姐，小弟弟没上学，自然没有作业做，也不肯一个人睡，坐在床边等着我们。姐姐左劝右哄把我们安顿睡下。待我们进入梦乡，她仍在书中游览。姐姐今年七十有三，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参加工作后报名读了“电大”。最遗憾的事，就是想读书时，下放农村，冒碰到读书的好年代。其实，姐姐在煤油灯下读书的画面，深深定格在我们脑海，潜移默化引导着我们好好学习。她是弟弟妹妹心中一盏明亮的灯。二、爬树俗话“爷疼长孙，娘疼满崽”，小弟弟虽是满崽，却是家里管得最严的。倒不是调皮捣蛋，是因为他走丟过。那时小弟弟岁把多刚会走路，半上午突然发现不见了。当年家住宝塔巷，屋前不远就是浩淼的洞庭湖，屋后登上石板路通往羊叉街。父母急得扯开喉咙喊：“荣伢崽，你在哪里哟……”。邻居们都分头寻找，河边，石阶梯，羊叉街，南正街都冒见人。母亲又一家一家去问，有位伯伯提醒：“只怕要请打锣的来喊。”围观中一位热心人说，那边有户人家捡了个细伢崽，去问问看。母亲赶紧找到那间平房，小弟弟正在别人床上呼呼睡着了。原来小弟弟独自一人登上了石板路，一边走一边哭。被附近一对好心爷爷奶奶抱回家喂了饭，然后睡午觉。一场虚惊让全家吓得不轻。住到老印山后，小弟弟每天和附近的小伙伴在巷子和学校里玩，有时玩得忘了形，要四处喊才回家，为此没少挨父母的骂。小弟弟7岁那年，吃完早饭一溜烟出去玩，没多久一瘸一拐回来了。我正纳闷，怎么没喊就回了？当时父母都不在家，他急急地问：“姐姐，你会挑刺么？”我这才看清他的狼狈相，穿着单衣单裤的他打双赤脚，一只裤腿卷着，一只裤腿放下。因为爬树往下溜时，一根树梗插进了左腿直脚杆上，凸起的皮肤像爬条蚯蚓。吓得我说：“我怕挑得。”他恳求说：“姐姐，冒关系，你帮我挑出来。”知道他是怕父母回来骂。我只得找来缝衣针，先用手指甲掐，硬硬的树梗怎么都掐不出来。弟弟已痛得呲牙咧嘴，我忙停下手说：“好痛吧。”他咬着牙：“不要紧，你只管挑啰。”哪能不痛呢，我的手都不听使唤了，又试着用针一顿鼓捣，树梗紧粘在肉里纹丝不动。我急了，赶紧去隔壁邻居求助：“陈嬸嬸，荣伢脚上有根树枝，弄不出来了。”陈嬸赶忙放下手中的活上前察看。“噢哟，我的个崽吔，咯是禾里搞的啦。”一声惊呼，我和弟弟都恐慌起来。“咯挑不出来，要到医院去！”还是陈嬸有经验。听说去医院，弟弟认为自己闯祸了，坚决不肯去。陈嬸一边安慰一边从家里拿上钱，背着弟弟就往二医院后门跑，我紧随其后。在医院消毒，打麻药，开刀，缝针，弟弟硬是没哭一声。父母回家后，自然对好邻居陈嬸嬸感激不尽，还上医药费，也没责骂弟弟。小弟弟爬树虽然不小心挂了彩，但我还是佩服他的勇敢坚强。说来也巧，长大后的荣伢，成为了一名金色盾牌热血铸就的人民警察。和战友们一道，忠心耿耿守护一方平安。三、兄弟俩辉伢和荣伢，是我的大弟和小弟。大弟敦厚内敛，小弟活跃开朗。虽然性格有差异，但兄弟俩总是心连着心，好事分享，祸事同当。搬到老印山第一个春节，母亲细针密线为四姐弟每人做双新棉鞋，美观又保暖。那时候只有公共厕所。大弟不小心将一只新棉鞋掉进了茅坑。不知他们是怎么捞上来的，也不知怎么蒙混过的关。反正除了兄弟俩，全家人都不知道。直到六月太阳天，母亲洗晒棉鞋，找来找去少了一双，大弟才想起掉入茅坑了。母亲很生气，责怪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家里。好及时捡起来洗干净。见母亲在为丢棉鞋之事念叨，小弟赶忙说句：“棉鞋还在这里。” 只见他从床底下翻出一团废纸包包，打开一看，新棉鞋面目全非结成了硬壳壳。母亲又好气又好笑。丟了舍不得，留下不能穿，只能弃之了事。大姐进市一中读初中，上学早，回家晚。父母就要我多管管弟弟们。说是管，其实就是“监督”。 他俩在屋后黄泥土中捡到一枚铜钱，就认为那里有“宝藏”。兴致勃勃用砖块瓦片在黄泥土中刨，一文钱都冒找到，弄得一身泥巴糊鲁了。父母问情况，我就如实报告。还有，俩兄弟经常翻爬围墙，裤子膝盖磨破了洞，我向父母告状，他们免不了挨顿批评。一次，我放学晚了，他俩把蛋汤都吃光，然后倒碗白开水，放点盐放点酱油留着。我回家时，他俩热心地又拿筷子又拿碗，我虽有点奇怪，但肚子饿了只顾吃饭，也没多想。听见他俩在一旁“嘿嘿嘿”得意的笑。我不解的问：“笑么哩？”小弟弟现灵泛：“蛋汤被我和哥哥吃完了，这是掺的水。”大弟弟补充一句：“你冒吃出来。”这对“哼哈二将”，合手打得天衣无缝。我吃都吃进去了，生气也没有用了。兄弟俩也有可爱的时候。读小学四年级的我，患“伤寒”住院，当时已近年关，病友都陆续出院。轮流陪伴的母亲和姐姐还没有来，我一个人躺在病房好寂寞。忽见两个脑袋在门外探来探去，原来是“哼哈二将”。大弟端着一碗菜送到我面前：“给你送了好呷的。”我一看，是碗油腻腻的红烧肉。我问：“谁要你们送的？”“我俚自已来的。”果然是兄弟俩自行商量同来的。“外公晓得啵？”我猜应该是外公准备的过年菜。“不晓得。”兄弟俩同声回答。外公做的菜，具有正宗“味腴酒家”口味，在缺油少荤的年代，红烧肉是兄弟俩的最爱。我住院只能吃清淡，劝他们把红烧肉又端回去了。但兄弟俩拿心目中最好的美食来看我，其纯真和善良，温暖感动着病床上的我。父母对两个弟弟讲得最多的是：在外面莫“撩祸”，莫“跳塑皮”，莫“学坏样。”从小就教育他们走正道。“三岁看大”，兄弟俩都把父母的话听进去了。在老印山生活的那段时光，我们家象其他多子女家庭一样，父母在外忙生计，孩子都是大的带小的。虽然贫困点，但少忧愁很快乐。冉冉岁月，我们不再年少。当年的四姐弟，都已儿孙绕膝，跟随子女分别成为北京、深圳、昆明、长沙的“候鸟”。晚年特别怀旧，想老印山了，就会去走一走，看一看。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市，她依然似一个僻静的村庄，像一位慈祥的长者，还保持着整洁的原样，守候着那个山坡。那小巷的每一寸泥土都有我的脚印，每个旮旯都有一个故事。那盏油灯依然没有熄灭，那快乐的蛙声依然在心中回响。漫步弯弯曲径，回忆熟悉味道，心中便升起亲切幸福的归宿感。亲爱的的老印山，那是我们一家养生立命的故乡。2022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