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徐九斤，60岁，“全国农村电影工作先进个人”“全国电影优秀放映员”。39年坚守乡间为乡村群众放电影，总行程近40万公里，放映3万多场电影，观众700多万人次；兴建全国农村首个个人电影珍藏馆，接待参观团体600多个、观众达4万多人次。
人物寄语
我喜欢电影，看到放电影能给农村群众、校园里的孩子和敬老院老人带来别样快乐，就是我最大的快乐！39年能把农村电影留下来，我觉得蛮骄傲，希望能在农村电影的第二个春天里继续努力，给群众带来更多的快乐！
珍藏｜徐九斤：唤起几代人的电影记忆
徐九斤是浙江省海宁市一名乡村电影放映员。上周，海宁影视基地一位朋友和他来京，我请他们到家门口的餐馆吃一顿便饭，见见面。
我的公公、我的先生都曾是部队电影放映员，我自己也学过影视史论，采访过上百位电影人。所以，我对电影人徐九斤有一种新闻的敏感。
九斤电影珍藏馆馆长徐九斤徐九斤，像他的名字一样富有乡村气息，憨厚，质朴。而今，他凭借放映电影成为中国电影界的名人。2019年3月19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车俊同志，请他现场放映老新闻纪录片，称他为“海宁乡贤”，是海宁的一张“文化名片”。
徐九斤所在的海宁，出过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金庸……提到这些文化名人，老实巴交的徐九斤憨笑道：“他们跟我都不搭界，我就是个农民。”这个农民近40年的工作主要是放电影。他经历过姑娘争着递小纸条的“吃香”，也经历过一个观众也没有的落魄。
1982年，徐九斤有了第一份工作——乡村电影队放映员。两根毛竹，一块白布；机器一亮，万人空巷。他回忆道：“那辰光，老吃香了！”至今，他还记得自己放的第一部电影是《保密局的枪声》；放的最多的电影是《少林寺》，几乎是通宵放了很多天。
徐九斤给村民在露天放电影在那个年代，拷贝是极为稀有的资源。一部电影拷贝，要在几个村子之间进行接力式放映。村民争着替放映队跑胶片，在几个点之间来回奔跑。每到一处，围观的村民就会自动让出一条道，人声哗然:“片子来了，片子来了！”当时露天电影票价一两分钱。那时，他拿30元钱一个月的固定工资，就靠肩上一根扁担，挑100多斤设备，走几十里土路，很累，也很知足。他很享受一个人被很多村民围着的那份快乐。
好景不长。1990年后，露天电影风光不再。一天，徐九斤到了一个村子，银幕支起不见来人……那天晚上，他哭了。他爱人说：“何苦呢？把这些东西卖了吧，开个小工厂，笃定赚钞票。”六个人的放映队，五人转行。放映队也解散了。最后，他成了“光杆司令”。但是他还想坚持。三年后，放映让徐九斤入不敷出。他只能办起家庭工厂。
但在办厂之余，并没有停下放电影的脚步。只要有需求，他就骑着摩托去放电影。一个农户打来电话，说儿子结婚，能不能请他去放一场喜庆的电影？他迅速挑了一部《喜盈门》赶去。当晚，人头攒动，欢声笑语。
这一场放映，让徐九斤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他发现，“定向服务是个需求。”于是，他四下筹钱，成立了一个人的“九斤放映队”。他去给农村敬老院里的老人免费放电影。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把一些经典电影送进敬老院；七八年前，又把邻近的长安镇养老服务中心纳入放映范围。他去给杭海城际铁路施工的工人放电影。海宁附近的工地有十几个。工友们高兴地说：“在工地上看电影还是头一回。”他去监狱给犯人放电影。犯人们看了缉毒电影《纸飞机》，痛哭流涕，表示要好好改造，早日回归家庭。“电影的教育意义有这么大，这就更加坚定了我要把电影放下去的决心。”他说。观看徐九斤放电影的观众，主要是中小学生、老年人、外来务工者，他们正是容易被基层文化活动忽视的群体。
徐九斤的装备逐步鸟枪换炮。运输工具从自行车换成摩托，又从两轮摩托换成四轮面包车；笨重的胶片放映机，换成了轻便的数字设备，他自己贷款几千元买新型放映机。电影《生死抉择》上映时，他凌晨三点从海宁出发，赶到上影厂，人家还没上班，他坐在街沿上，咬着从家里带的冷粽子，愣是舍不得到小店里吃一碗热馄饨，却用3000元买了一个半新的拷贝。当年办家庭工厂是生活所迫，后来，电影放映的情况好转，他就把家庭工厂转手了。
2003年前后，国家电影局大力鼓励农村放映，徐九斤迎来“第二春”。2005年，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他被评为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先进人物。近40年来，徐九斤的足迹遍布海宁周边十多个乡镇的每一个角落。总里程近40万公里，放映3万多场，观众600多万。为了表彰徐九斤作出的贡献，有关部门先后授予他“全国农村电影工作先进个人”“优秀农村电影放映员”“为中国影视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等荣誉。
老式电影机已经成为徐九斤的珍藏现在，收藏电影成了徐九斤新的追求。2015年，他贷款500多万元，建起一座电影珍藏馆。“我收集的海报有1000多张，电影杂志1万多本，还有胶片放映机，有的是我自己用过的，有些是收购来的，国产的进口的都有。”徐九斤津津有味地介绍自己的收藏。博物馆全年免费对外开放。馆里还有个小放映室，每个星期放映两三场老电影。
浙江传媒学院和九斤电影珍藏馆建立了合作关系。目前，共接待社会各界参观团体600多个，观众4万多人次，成为一座红色教育基地。一块幕布，一台16毫米放映机，银幕前黑压压的一片人，坐在小板凳上观看放了无数遍的老电影……这样的场景已成为父辈们的记忆。九斤电影珍藏馆，收藏了新中国几代人的电影记忆。
如今，很多年轻人陪着父母去九斤电影珍藏馆，帮父母寻找儿时的记忆。2020年9月25日，一大波明星聚到海宁许村镇科同村，参加以徐九斤名字命名的“2020科同之夜•首届九斤乡村电影文化节”。主演电影《庐山恋》成名的影视演员郭凯敏来了，曾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的国家一级演员岳红来了，在《遵义会议》饰演“周恩来”的特型演员刘劲来了……
如此多的明星到一个小村庄，整个村子都沸腾了。你也许想不到，这些明星并不是政府花钱出面邀请来的，而是这位农村电影放映员徐九斤“喊”来的！
本文来源《中华英才》半月刊 作者：范丽庆
面孔丨徐九斤：一个农村放映员三十年的坚守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董小易
在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许村镇科天公路上，藏着一家“九斤电影珍藏馆”。
走进“九斤电影珍藏馆”，时间仿佛凝固了——墙上，挂着70年代至今的老的电影海报，从70年代的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沙家浜》，到80年代的动作片《反黑行动》，再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火的琼瑶剧改编电影《庭院深深》，海报像珍珠一样，串起了中国电影在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起起伏伏。
柜台里，展示着1951年，我国从乌克兰进口的第一批胶片放映机，从这第一台胶片放映机开始，陈列着60余台各类放映机，从胶片放映到数码放映，从进口到国产，同样见证了技术的日新月异。
600多个电影胶片拷贝，被妥善放置在铁盒中，每个铁盒上都标注着电影的名字和年份，比如1975年的《海霞》、1979年的《保密局的枪声》，1982年的《少林寺》，1988年的《妈妈再爱我一次》，2003年的《生死抉择》，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万人空巷的经典故事。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农村电影放映的点点滴滴，都在这里一一呈现。
万人空巷
农村人民通宵看电影
“九斤电影珍藏馆”是今年58岁的徐九斤在2015年的时候建的。场馆面积达1000平方米，该馆中珍藏着徐九斤先生倾注数十年心血搜集和积累起来的与电影放映有关的信息和实物，这些信息和实物，见证了海宁乃至整个中国农村电影发展的一段历史，也诉说着徐九斤先生为农村电影放映事业默默奉献的历程。九斤电影珍藏馆，像是徐九斤的童话世界。今年近六十岁的徐九斤，依然还在坚持着他的放映事业。
他是一位普通的农村电影放映员，从小喜欢看电影。1982年，他22岁，加入了农村电影放映队伍，从此，他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晃就是36年。
80年代他刚刚入行的时候，每个人民公社里都有一支国有的电影放映队。因为没有电视、卡拉OK等其他的娱乐活动，只要放映队一放电影，几乎是万人空巷的。
徐九斤入行时，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就是《保密局的枪声》，这部电影情节紧张、紧凑，他自己都看了无数遍。
“那时我们在不同的村放，放完了这个村，马上把胶片送到下一个村去放。村民们通宵看电影看到天亮，在我们送胶片的时候，就打会瞌睡，胶片送到了继续看。很多时候，我们机器都收完了，他们还不肯走。”
八十年代，每一次的电影放映都好像是全村的一场盛大聚会，家家户户都会携老带幼早早候场，有时周围十里八村的乡亲也会赶来先睹为快，有时候观众一夜就有好几千。电影让这里的村民开阔了视野，启迪了智慧，在认识生命意义的同时还学着如何使生活变得更加精彩。而作为一名农村电影放映员，徐九斤也从中了工作、生活的快乐。
八十年代的电影都有哪些题材？除了八个样板戏之外，电影题材比七十年代更为多样、活跃。爱情、谍战、动作等题材不一而足，且部部堪称经典，中国的八一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大厂，扛起了中国电影生产的“半壁江山”。
虽然需求旺盛，但农村电影放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送影上门”，徐九斤肩挑力扛、拉着板车带着放映设备走村窜校，独自推着自行车、骑上摩托车行走数十里，严寒酷暑、忍饥挨饿、风雨兼程。从凌晨四五点起床一直忙到晚上放映结束很晚很晚才能回家，这也是常有的事。
常年累月奔波劳累让他患上了严重腰椎盘突出症，且经常发作疼痛难忍，只得医院做手术治疗，因放不下电影放映，术后仅一周，徐九斤又急着赶回为乡亲们和学校学生放映电影。
艰难抉择
做农村电影放映的守护人
九十年代起，电视的普及，让电影放映场面不再热闹，乡镇电影队纷纷解体。国有的电影放映队逐渐倒逼，就连全国不少小的电影制片厂也纷纷倒闭。
加上海宁一带家纺产业发展迅猛，几乎家家户户办厂。
1995年左右，徐九斤身边的放映员都陆续改了行，这一带家纺产业发展迅猛，几乎家家户户办厂，每年能赚十多万。是继续放映电影，还是自家办厂赚钱？两难的选择让他万分纠结。
徐九斤说，92、93、94年是最不好过的几年，电影放映队的倒闭，放映队6个人只剩下他一个人，让他成为“个体电影放映专业户”。电影放映需求量下降，很多时候他赚的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家人都劝他改行，但是他几乎没动摇过。“我喜欢放电影，农村的电影不能消失，农村群众和中小学生离不开观赏电影这份快乐。”徐九斤执拗地坚持着。
徐九斤相信，农村电影放映不会消失，也不应该消失，电影传递正能量，农村群众需要它，尤其是学校，更需要用生动、形象的电影去陶冶学生的情操。同时，徐九斤也无法割舍这份情怀。对电影的热爱使他下定决心，拼命也要朝着电影放映这条路走下去。
农村电影队倒闭后，徐九斤自己一个村一个村去跑，去组织电影爱好者来观影，就这样苦苦支撑了两年，到了98年，他的电影放映事业终于又有了起色。
最难的那几年，他从家里拉了一辆人力木板车，办起了“木板车电影队”，把上百斤重的放映设备放在木板车上，拉着行走几十里路，去周边村庄、学校给农民、学生放映电影，一拉就是3年。
3年后，为了改善出行条件，徐九斤买了一辆摩托车，带着设备继续放映电影。然而，电影放映入不敷出的状况，迫使他开办了家庭工厂，以此作为经济保障，来维持为农村群众、学生放映电影的理想。
“在农村的天地里放映电影是我毕生的追求，当年办家庭工厂是生活所迫，是为了有充足的资金更好地放映电影。”徐九斤说。后来，电影放映的情况又好转，他就把家庭工厂转手了。
不仅如此，他在90年最困难的那段时间，还贷款4000多元，从浙江电影制片厂买了一台新的放映机，灯光更亮，放映效果更好。90年代的4000元，可以说是不小的一笔数字了，相当于现在的上万元，而当时一场电影的收入，也不过几元、十几元。
徐九斤说，如果当初自己也放弃了，那海宁的农村，可能早就没有电影看了。
年逾花甲
迎来电影放映第二个春天
今年9月份，徐九斤在海宁许村放映《战狼2》，引得村民纷纷前来观看。
从万人空巷，到无人问津，仅仅十年时间，徐九斤经历了电影放映的黄金年代，他也熬过了电影放映的低谷。2006年前后，农村电影放映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数码放映机的出现，让电影的声效、视效上了好几个台阶，看电影的人一下子又多了起来。2008年，国家又推行“2131工程”（即在21世纪初，广大农村每月每村至少放映一场电影），徐九斤农村电影放映事业，又迈入了正规。
如今，徐九斤从1995年由一个人的“木板车电影队”。现在聘请了两名合格的电影放映员，变成了三个人的“大部队”，运输车辆由原来的人力模板车、摩托车变成了中型面包车，放映设备由原来一套16mm放映机，到2005年增加到5套16mm放映机，片子由原来的100多部，增加到600多部……
他已经近60岁，但依然坚持在电影放映一线。他每年都要为农村放映电影800多场，平均每天就有2两场，多的时候，一天要放10余场，他的放映范围也逐年扩大，从海宁延伸到了周边的桐乡、余杭等地，从村到校，从企业到敬老院，都留下了徐九斤的足迹。
他还每年固定5次到乔司监狱农场为在押囚犯放改造教育电影，总行程已超过35万公里，共放映了20000多场电影，观众达600多万人次。
到目前为止，徐九斤已为50所学校定期在校园放映电影，先后放映《邪教的本质》《宇宙与人》《为了明天》《少年雷锋》《纸飞机》《女生日记》《生命的托举》《真情三人行》等影片。这些影片品位之高、教育意义之大、趣味性之强，深受广大师生欢迎。
2005年，徐九斤受到国家广电总局表彰并被评为“全国农村电影工作先进个人”；2007年他又被文化部评为“优秀农村电影放映员”；2011年获得中国首届影视教育节组委会授予的“为中国影视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光荣称号。
他自己斥资筹建的“九斤电影珍藏馆”，2017年被嘉兴市社区教育和嘉兴市教育局列入十大终身学习体验馆。据统计，2017年1-9月进馆参观的青少年学生已超过5000人次。同时珍藏馆以教育基地为依托，积极拓展爱国主义教育电影放映活动范围。今年共放映学生专场电影400余场，受教育学生达6万人次。
2016年1月，原北京电影学院资深教授、著名电影编剧倪震老先生亲临“九斤电影珍藏馆”；香港著名导演陈丽英、内地著名导演郦虹、著名演员郭凯敏、著名演员舒耀瑄、《美国周刊》高级顾问沈中平等一一到访；2016年6月，浙江传媒大学党委书记彭少健参加九斤电影珍藏馆与浙江传媒大学共建教育基地揭牌仪式……
如今，九斤电影珍藏馆已与浙江传媒学院和许村、长安、盐官、周王庙等地的12所中小学校建立了教育基地共建关系。
被问起家人对于自己开电影珍藏馆的态度时，徐九斤很是欣慰：“我的爱人、女儿和女婿都非常支持我，并没有因为我花了很多钱或是占用了很多时间而对我有所不满。没有他们的支持，或许我不会走得今天这么远。”
“希望我的电影珍藏馆，能成为每一位热爱电影的人，叙述一段故事、铭记一段历史、珍藏一份记忆的地方，仅此而已。”徐九斤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