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杨天石（仁智）

贵州省贵阳人李端棻的学生梁启超，他们不仅仅是师生关系，还是郎舅，更是同生共死的战友……

杨天石，笔名苏人、江东阳、吴之民、梁之彦等，江苏泰州兴化人。1936年2月15日生。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及《中国哲学》编委、《百年潮》杂志主编、《世纪》杂志顾问、《炎黄春秋》特约编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杨天石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二十余种。

其中《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被全国31家媒体共同推选为2008年十大好书，并获香港书奖。

前不久，杨天石撰文：

《梁启超的文化宣传活动及其思想新趋向》值得一读，让人耳目一新……

 （一）《清议报》与《新民丛报》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他的维新同志徐勤、麦孟华、汤觉顿以及时务学堂学生蔡锷等人随后相继到达。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之后。

梁启超亲眼见到了一个国家的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

他为自己取名吉田晋，以示对于日本维新思想家吉田松阴的景仰。

1901年12月23日，梁启超得到在日华商冯镜如、冯紫珊等人资助，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产生巨大影响。　　

　　 《清议报》宣称“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 

所谓“主持清议”，指抨击慈禧太后和顽固派大臣荣禄、刚毅的“伪政府”，鼓吹改良派在戊戌政变后的政治主张：

尊皇，勤王，兴师讨贼，归政光绪皇帝。和戊戌变法时期相比，《清议报》对光绪皇帝的宣传多了美化、神化的成分。

例如声称“皇上之圣”，“数千年之所未有”，是“天纵之资”，等等。 所谓“开发民智”，指宣扬民权主义，介绍新鲜的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道德观念。

《清议报》除陈述世界大势和列强对华政策，呼吁中国人民热爱国家、奋起救亡外，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提倡民权。梁启超空前地提高了“国民”的地位，他宣称：

“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

舍民之外，则无有国。”这就将传统的“君国”观转变为现代的“民国”观。他同意天赋人权说，认为言论、行为、居住、财产、请愿这五大自由，犹如水之于鱼，氧气之于鸟兽，谁也不能剥夺。

“君不能夺之民，父不能夺之子，兄不能夺之弟，夫不能夺之妇。” 

他鼓励破坏主义，认为要清除中国数千年来的沉疴痼疾，必用“破坏”之药，赞美其为“今日第一要件”，“第一美德”。 他的《少年中国说》鼓励年轻人面向未来，积极进取，建设富强、自由、雄飞的“少年中国”，是一篇起过巨大历史作用的名文。

　　 由于《清议报》的内容新、思想新、文字好，使读者宛如幽室见光。出版后，风行一时，在很短的时期内就销售三千余份，各地代销点达38处之多。

至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12月，出满百期，因火灾停刊。

　　 1902年2月8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梁启超改出《新民丛报》。

该刊宣称：“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梁启超继续宣扬改良主义观点，在该刊发表的最有影响的文章当推《新民说》。该文长达11万字，连载四年。通过该文，梁启超提出了人的思想道德转型问题。他激烈地批判中国人在长期专制统治下所形成的国民劣根性，系统地介绍权利义务、国家思想、合群思想、尚武精神、进取冒险、平等一系列价值观念，企图为国民树立新的道德规范。同时，梁启超继承《清议报》的传统，以更大的热情介绍西方思想和人物，如，亚里士多德、边沁、孟德斯鸠、达尔文、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约翰弥尔、波伦哈克、伯伦知理、亚当·斯密、李嘉图、圣西门、傅立叶、马克思等。

据统计，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介绍的西方学者、思想家、科学家约在百人以上。其成绩，在辛亥革命前后无人可以与之相比。

其作用，一直发挥至五四时期，影响过许多人。

胡适曾说：

“《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

　　 在倡导改造国民性的同时，梁启超又大力倡导学界革命、史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他的文章，明白畅达，笔锋常带感情，富于鼓动性，被称为“新民体”。

梁启超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

　　 （二）《新小说》与“大中华民主国”设想

　　 1902年11月，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将戊戌前夜业已开始的“小说界革命”推向新阶段。他大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启蒙和教育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梁启超自己带头写作《新中国未来记》，表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理想。小说主人公黄克强、李去病，一个主张改良，一个主张革命。二人之间展开辩论，最后归结为现在国民资格不够，只能先行预备。

按梁启超的构想，将来要建设“大中华民主国”，第一代大统领罗在田（隐指光绪皇帝），第二代大统领黄克强（隐指黄帝子孙）。 不过小说发表到第五回就停笔了，没有写到这地步。这一点显示出，梁启超后来已经失去了对民主共和的热情。

　　 除创办刊物外，梁启超还在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10月间在东京办了一所高等大同学校，经费3000元，来自横滨华商捐献。

从学者有前湖南时务学堂学堂……

梁启超认为，国家富强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与民智的提高，因此，呼吁在京师大学堂内设立师范馆：

“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

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便成了北师大的前身，与源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北大同根同源。

在这个高等教育初创的年代，京师大学堂首任监督张亨嘉提出的“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成了它最初的校训，将个体的求学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到了一起。

1909年，晚清名臣张之洞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办学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

“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

起步于微末的师范馆，被寄予了成为国家近代化教育标准，像北斗星一样引领教育发展的厚望。

之后，爱国主义与弘文励教成了北师大发展过程中最难以磨灭的两个特色，支撑着学校走过颠沛流离的岁月。

1912年，学校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自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师范大学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