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谭芯芯， 1952年生于北京。曾为上山下乡知青、石油工人、国家公务员。发表作品有散文、诗歌、论文、人物传记等。  

                      单身楼里的我们

        改革开放的春潮席卷着松花江沿岸，也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春风。1979年春夏之交，我调进厂机关，误打误撞地进了地质科，从九队的平房搬到一厂单身楼38号。

        学大庆，宿舍楼管理很严，并逐渐成了先进单位。管理员有各宿舍的钥匙，随时进屋检查。有时夜间突然袭击，从没有笑脸的老师傅带着一帮人开门便入，我们只能缩在被窝里。

       遇到油田大检查，等我们回宿舍一看，绳子上晾着的半湿不干的衣服、毛巾都给塞在被子里。有一次我发现床底下装柴油炉的箱子被没收了，很生气，但不着急，我知道王玉林和老师傅关系不错，求他帮我，没过几天就要回来了。

        厂里建了浴室，一三五、二四六，男女轮流洗澡。这下可好了！再也不用打盆热水在宿舍里擦了，我赶紧去浴室洗澡。只见水泥砌的一个正方形池子里，好几个人正泡在水里搓着洗着，水面飘浮着一层肥皂沫和搓下来的油泥。这是我在农村、在油田唯一的一次洗澡。天哪，我继续端水擦吧。

        38号宿舍住着知青余姐，她大龄晚婚，丈夫在北京工作。她怀孕了，每天还要从宿舍楼下往2楼上提水。我帮她，她过意不去，为了感谢我，从箱子里拿出结婚照让我看，要不谁都没看过。半年以后，谢宗瑞调进财务科，也住38号。在余姐的影响下，我们每天晚上下班后各自趴在一个凳子上学习，捞不着凳子的就抱着枕头当桌子。

        张秀萍也是北京老高一的知青，在一厂小学当老师。她丈夫和人对调回北京后，她在单身楼住了一段时间。怕她自己回家属房住害怕，我去和她作伴。家属房安了暖气，不用烧炕了，屋里地小，她把单人床架在炕上。

        我问:“这怎么睡啊？”

       “要不往哪儿搁啊？”

         听她这么说我没再作声。第二天她上班去了，我请来王玉林、施仲乐帮我扒炕。张秀萍下班回来时炕已经扒完，一切都收拾好了。

        张秀萍看完了《简爱》，我也想看，她把书借给我的同时感慨地说：“你就像简爱的主人公，个人奋斗的典型。”

        朱玉宏也是北京知青，住在我斜对面的宿舍。我俩约好了每天早上在宿舍后面临街的大道上跑步。我们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们正青春，求知欲强。她建议我和她一块儿学世界语。我真跟着她学习，但没能坚持下去。她婚后为解决两地分居生活，调到长春去了。

       在38号宿舍住久了，谭姐成了我的“官称”，我成了单身楼女孩子们信任和倾诉的对象。有来和我说恋爱中的闹心事；有年节收不到家信找我来闹心的；有拿着胶卷让我用我的海鸥相机给她们照相的……

        有一天中午我去食堂吃饭，住在宿舍南边的技校邹老师端着两个饭盆的饭菜迎面走来，我和她打招呼：“怎么不在食堂吃啊？”

        “我男朋友来了。”

        “带他一块儿在食堂吃多好啊。”

        小邹涨红了脸，却不瞒我：“我不敢带他去，怕人家说。”

        我问：“你自己愿意不愿意？”

       “我愿意呀。”邹老师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

       “你自己愿意，还怕别人说什么？你找个掏大粪的，自己愿意就行。”

       小邹又红着脸问我：“谭姐我一直想问没敢问，你为什么要找金大哥啊？” 

        “他内在的东西胜于外表。”

        “行，谭姐，那我以后带男朋友到食堂吃饭去，还省得我往回端了呢。”

        有一天挺晚的了，平时接触不多的话务员小赵敲开我的门，指着有点儿稀疏又是刚烫完的头发，带着哭腔说：“谭姐，我明天上不去轿了。”她告诉我明天一早办事（结婚）。   

        我一看，她的头发被烫焦了不说，一个个小卷儿全都支楞着，是没法儿上轿。我连忙安慰她：“别急，别急。”我用塑料发卷给她做了一遍头发，梳开后大花蓬松，小赵笑了。

        宿舍里搬来个小姑娘，福梅，尽管她小我十多岁，但是我们很投缘。她家在吉林农村，自己考上了中专，毕业后分到采油一厂财务科工作。她干着会计，但是对文史挺有兴趣。

        我是从农村垄沟里爬出来的，对福梅有种自然的亲切和关照。余姐调回北京搬走了，我赶紧让住在门口的福梅换到里边靠窗户靠暖气的床位，我依然在门后的那张床。岁月更替，宿舍里就我们两个人了。

        我考上电大中文专业，从备考到三年后毕业，很感激福梅。我能有上电大的机会，特珍惜，再加上从骨子里喜欢文学，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学习。

        福梅特别懂事，只要我回到宿舍，她立刻把来找她的智慧等女孩子们，领到别的宿舍。平时我在宿舍里看书，她也看书。有一次期末我从松花江南骑车带周华到我宿舍里一块儿复习功课，福梅便主动把床位让出来，自己到对面屋的女生那去找宿（xiu），后来两个学期几乎成了惯例。

        临近考试，等我把教材看得都“恶心”了，就让福梅帮我提问。有时候我坐在床上靠着被子睡着了，她就停下来等着。等我猛地惊醒了，我们又继续。

        人心换人心。我起得早，为了不影响福梅休息，我就站在楼道的灯泡下看书。冬天，风灌进楼道，贼冷；灯光昏黄昏黄的，凄冷。为了让我专心学习，不为生活琐事分心，有一次福梅把我的棉裤带回家，让她妈妈给我拆洗做好，还带回她家那特产的小粒瓜子。

       小罗跟福梅同龄，乖巧可爱。她家在长春，我托她在银行工作的妈妈帮我买过纪念币，我用从北京带回的连衣裙换穿她的白上衣蓝短裙。她教我唱歌、给我跳朝鲜族舞蹈。她看不过我织着半截的毛衣歪歪扭扭，要过去拆了，帮我重新织成花样的。

        岁月荏苒，32年后，我和小罗在北京相聚。她侃侃而谈：知青丈夫回沪，两地分居离苦，独自育儿艰难，国企买断落差，终于落沪团聚……一切都成为她前行的坚强基石。

        每前进一步，都是美丽的升华。

        小罗笑称自己四十岁才懂事。我想那应该是生活的馈赠，不惑的感悟。如今洋溢在她脸上的是收获的快慰，岁月磨砺后的自信、坚定、筑梦、圆梦。

        38号宿舍对面并没有交往的女孩秀玲见我开着门拆棉袄，问我：“谭姐，你学习那么忙还自己做棉袄啊？”

          “太脏了。”

         “我拿回家让我妈给做吧。”她不是问，而是肯定地说。我知道东北人实在，有人能帮我做棉袄，那可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本来我也不善针线活，更乐不得省下时间来学习呢。秀玲抱走了我的棉袄。第二天她拿着一块紫红色带金线的布来，说让我给参谋做什么用好。我猜中了她的用意，当即回答：“做棉袄面儿好。”

         “昨天我和我师傅在街里转了一下午才选了这块布，还怕你不喜欢。你原来的棉袄面太旧了，我送你块新的。”果然，秀玲是要给我换棉袄面。

        没几天，秀玲送来了新面棉袄，很可身。她和她妈妈的情意在棉袄里，温暖着我。

        笑梅住我隔壁39号，她出身军人家庭，形单影只。有一次中午饭后，回宿舍的路上碰到她，见几个女孩子和我边走边说我上电大的事，她插了一句：“谭姐，你是悲剧中的悲壮者。”她这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

        邱燕家在扶余，倒班时会住在宿舍。我俩又在一个文化补习班上过课，关系特好。逢年过节她从家给我带粘豆包，用烫发水帮我烫刘海。她比我小，却时常关照我。

       女孩小周曾经对我说：“谭姐，你横着膀子在一厂晃，咋没人说你？”

        我知道她是说我和男的也打交道，但是没人说闲话。

        我和王玉林关系就不错，他是长春知青，夫妻两地生活，也住在单身楼。王玉林在九队时，我和他并不熟。厂车间从九队要两个人，他和我的一个同学调到厂里后我们反倒来往多了。求他修自行车、做浇花的喷壶、焊脸盆架…… 一应手艺活全靠他。偶尔我约他们回九队，用小柴油炉子炒几个菜，把脸盆架平铺上搓板当桌子，买上两瓶啤酒，用牙一咬，把盖启开，啤酒沫滋到脸上。我们无拘无束一顿说笑，豪爽。

        我调到机关以后，和王玉林住同一层楼，天天能见着。王玉林是我们单身楼和机关里的110，大事小情大家都求他，他都有求必应，对我的帮助更方便了。我也会关照他，知道他感冒了，我用柴油炉子煮碗挂面，让他趁热来吃。

        改革开放后，我回北京第一次看到维纳斯女神石膏像，立刻买了一尊带回宿舍，摆在床头。王玉林特别喜欢，我一点儿都没犹豫送给他了。

        王玉林嗓门大。夏天，天还没亮，就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接连好几天，都被他们吵醒。一问，才知道他和几个单身汉上江边捞虾去。反正也睡不着，于是说好了第二天我和他们一块儿去。次日凌晨，王玉林骑车带着我，几个人赶到江边。看他们兴致勃勃地忙活了好一阵子，捞子里却不见一只小虾。江边真冷！王玉林脱下外衣让我披上。那份情谊，自然、淳朴、温暖。

        我到油田后经常和下乡时的农村队长通信，队长分别领着孩子们到一厂来看我，就像走亲戚一样。当天回不去，王玉林就让队长睡他的床，自己再找宿去。队长带着闺女来，她就和我在宿舍挤在一张床上。

       1985年夏天，我以知青身份调回北京。临行前，我约上上海知青李月妹、福梅、智慧、小罗，到松花江边儿欢聚，我们的笑声留在岁月中。

        分别20年后，我回到松花江畔。福梅、智慧临时一招呼，秀玲、大周、小周、环香都赶来了。我们沉浸在欢乐中。

       如今，微信链接着我们。心，近在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