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的地方路径

——以沂蒙文化为例

张丽军 刘仁杰

导  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穿越千年依然闪烁着中国人的广阔胸怀、独特哲学色彩与始终不渝的文化使命追求。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一再证明，大国波澜壮阔的兴盛总是伴随着文化的繁荣，并以优秀的文化来引领和导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民族精神文化的积淀，蕴藉着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和哲理情思，是延绵至今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敏锐洞察西方“文化霸权”等问题，提出文化自信是关于民族国家命运的科学论断，本质上是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1]，“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2]。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积极扩大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成为伴随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呼声。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曲阜时首次公开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概念，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阐释、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4]等论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当前世界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崛起需要更为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作为长远发展的精神原动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5]在加速度社会和新智媒文化语境下，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已成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重大核心问题。当前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做出多方面探索与努力。

       事实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需要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又需要筑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方根基；既需要“国家队”的宏大叙事，又需要因地制宜的地方路径文化探索。而从更根本的意义而言，每一个地方文化根基的筑牢、每一种地方文化发展路径的有效探索，都是中华大文化、中华整体文化内在构成的一份子，如万马奔腾般推动新时代中华新文化的建构。当代沂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以视为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所提供的一种地方性路径，是对这一时代问题的、新的可能性探索，让文化的创造与创新真正变得具体化、地方化、实践化、落地化。基于此，本文拟以沂蒙文化为例，从沂蒙文化这一较高活跃度、典型性的地方红色革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探寻中华优秀文化发展的地方路径之可能性，以此打开一个新的、更加广阔的、更有地方积极性和更接地气的中华新文化建构的地方之维。

一

沂蒙文化的文化渊源与形成历史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当一曲悠扬清婉的《沂蒙山小调》响彻在电影《长津湖》的高潮，万千齐鲁儿女的心在一刹那被乡音连接，泪水随镜头中的战火燃烧。壮美的沂蒙精神在人们血液中呼之欲出。从古老而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幕下流淌而来的沂蒙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下，再次以充满活力的姿态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踏上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双轨快车道。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6]。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形成了一个个地方群落的精神气节，铸就了一个个地方的不死灵魂。沂蒙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沂蒙文化从熠熠生辉的古老东夷文化中发芽，受到齐鲁之地儒家文化的浸润，在蒙山沂水之间成长，带有鲜明的传统农耕文明色彩，因沂蒙山地区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做出的巨大牺牲与无私奉献，逐渐被人所熟悉并产生深远影响，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沂蒙文化随着沂蒙山革命根据地的名字也因此传遍了中国大地。

       事实上，沂蒙文化深受沂蒙地区本土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影响，在齐鲁文化大环境中长期浸染，经过波澜壮阔的抗战、内战、抗美援朝、土改、人民公社化、改革开放等历史事件的洗礼，逐渐演变为既有传统性，又与时俱进、富有包容性与创造性的地方特色文化。而在红色历史背景中铸就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伟大沂蒙精神，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奋进征途中具有很大的启示性意义和开拓性空间，有着很大的创新性与创造性价值。

沂蒙山革命根据地景区

1

2

沂蒙山革命根据地纪念碑：一手握着步枪一手握着扁担，象征着胜利是用扁担挑出来的，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和用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

沂蒙山小调歌词

二

沂蒙文化的现实实践与精神内涵分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7]沂蒙文化之所以能从齐鲁山水田野之间不断发展壮大，源于精神之本的强固。“齐鲁大地就具有文化自信的底气。身处孔孟之乡，拥有天然的不可替代的地缘优势和文化资源，礼乐文明扎根于这片沃土。诸子百家在这里各显风采，形成各家学派的源头活水”[8]沂蒙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文化，是从齐鲁文化的精神母体孕育而来，具有深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继承了以儒家为主体的齐鲁文化的精髓，兼容并济道家、墨家、兵家、阴阳家等思想，在战争年代与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充分融合，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地儒家文化强调“仁爱”并追求积极地“入世”精神，“仁义礼智信”作为君子为人处世的五常，实际上也构成了沂蒙文化的精神内核。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沂蒙文化对国家、民族、社会、政治以及现实人生极其关注，崇尚胸怀天下、心系苍生的英雄与君子，形成了小我而大天下的价值观念，培养了沂蒙民众“天下至德，莫大于忠”的品质。更可贵的是，“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传统文化思想又让沂蒙人民的这种忠诚并不是愚忠，而是坚持在正确的道路中行走，是一片对于民族与国家的赤子之心，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与强烈家国情怀。正是由于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在革命战争与改革时期中，沂蒙老区人民往往能够放下个人恩怨得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义不容辞地冲在最前面。抗战时期仅有420余万人的沂蒙地区就有120余万人参战支前，20余万人参军，10余万人血洒疆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让沂蒙文化充满了革命化色彩，爱党爱军的实际行动成为动荡时代中沂蒙人民继承传统文化、忠诚于国家的第一选择；而齐文化如《管子·正世》所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变革贯穿齐国八百年，成就了强调创新与发展，同时尊贤尚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颇有大国风范的文化，向沂蒙文化注入了开拓创新、务实拼搏、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精神营养。因此沂蒙人民在建国后能够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转化为坚定、先进的政治信仰，推动革命老区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勇斗穷山恶水，提供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好例”——厉家寨，农民学习识字的典型——高家柳沟，互助合作社典型——王家坊前等经验。在改革开放后又顺应新时代潮流快速转型，积极肩负起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使命，涌现了脱贫致富的村庄——九间棚、当代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朱彦夫、“就图群众说党好”的峪子村党支部书记——梁兆利、沂蒙新红嫂——朱呈镕、带领群众共同富裕的带头雁——王廷江、雪域高原的将军医生——李素芝等一大批先进群体与先模人物。“民族自我归根到底是由文化塑造和建构起来的，这也正是文化自信之所以构成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前提之原因所在。”[9]沂蒙文化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儒家文化与齐文化进行红色化、经典化、时代化的产物，从沂蒙文化中诞生的伟大沂蒙精神是对中国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的传承、发展与融合。

厉家寨人在劳动间隙学习的场景

农民识字用的课本

村庄九间棚发展前的旧址

村庄九间棚发展后的景象

三

沂蒙文化的审美艺术呈现与当代流变

习近平总书记到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10]文化只有在紧随时代的交融与创新中才能真正弘扬光大，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与感召力的“秘钥”就在于进行不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与“特定时代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总和”[11]的中国具体实际相适应。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五千年优秀文化底蕴所铸就的文化认同，《易·艮卦·彖传》提出“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与时俱进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使传统文化精华与新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巩固发展成果与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源泉。沂蒙文学作为沂蒙文化进行创新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艺术底板，承载了当代沂蒙精神的新内涵，对于沂蒙地区的振兴有重要意义。创刊于沂蒙山地区的《大众日报》《战士报》《山东画报》等重要报刊，成为革命战争时期沂蒙文化的宣传队与播种机，推动沂蒙文化以文字、图画等艺术形式来到更多的人民面前，也成为了沂蒙山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忠实记录者与见证者。1961年7月9日，《大众日报》以几乎整版的篇幅全文刊登刘知侠的小说作品《红嫂》，讲述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沂蒙妇女明德英以自己的乳汁喂养八路军伤员的真实故事，作出巨大牺牲的沂蒙女性形象开始广泛地走进人们的视野。“红嫂”作为一个伟大的母性群体在人们心中逐渐矗立起来一座不朽的丰碑。

后随社会发展，沂蒙文化所处的时代环境发生了变化，沂蒙文化有了更多的传播载体，有了更多展现、宣传、发展沂蒙精神的新方式。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改编为电影、《红嫂》后来改编为连环画、京剧、舞剧、电影《沂蒙颂》等，冯德英的《苦菜花》、吴强的《红日》改编成电视剧。苗长水《非凡的大姨》中的“肩扛火线桥”情节在电视剧《沂蒙六姐妹》中出现，多艺术形式拓展了沂蒙文化的当代传播与建构。根据沂蒙历史改编的电视剧《沂蒙》、电影《沂蒙六姐妹》也曾在多个卫视热播，再到2018年12月民族歌剧《沂蒙山》在济南正式展演，人们记忆中关于沂蒙山区的那个模糊的、闭塞的、穷苦的、落后的“老区”印象渐渐开始清晰，一个“村村有烈士，家家有红嫂”的完整而真实的沂蒙在慢慢走近，一份“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大爱之情在弥漫。以沂蒙文学作为艺术基础的沂蒙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得沂蒙精神的一池春水不断生出新的精神涟漪，让我们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地方上持续实现创新的可能性。

现代民族歌剧《沂蒙山》

《沂蒙颂》芭蕾舞剧

电影《沂蒙六姐妹》

《高山下的花环》

吕剧《李二嫂改嫁》

冯德英小说《苦菜花》改编电视剧

吴强小说《红日》改编电视剧

四

新时代沂蒙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时强调：“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沂蒙山派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浓缩、吸收了沂蒙文化与沂蒙精神，“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因此沂蒙文学的双创路径，本源上是对沂蒙文化、沂蒙精神、老区红色历史的再发掘、再呈现、再思考，是对革命文化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力弘扬。我们中国“有优秀的历史文化，却不容易凝结为传统；有传统，却不容易传衍，这是我们遭遇的长期扭结不开的真正的文化危机。”那么如何让沂蒙山派的经典文学作品与优秀作家通过网络化、影视化、新媒体等途径快速传播与扩大影响，如何让沂蒙历史、人物形象映入更多人的眼帘，如何让文学艺术成为沂蒙文化在未来前行的推动器，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在当下认识和思考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离不开新时代语境，只有从‘新时代’这个历史节点出发，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文化创新的路径与方法。”在加速社会和新智媒时代，探索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可行新路径，成为弘扬沂蒙文化亟需突破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要从以下几个维度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一）树立沂蒙文化自信，强化红色历传播意识，建立起“最沂蒙”的文化心理地标。“要立足现代社会的特征和需求，处理好传统媒介和现代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更有存在感、更有影响力和更有目标性的方式出现在国内外视野中。”[16]沂蒙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区域历史、革命传统相融合的艺术形态，充盈着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应积极融通传播渠道，加强数字化建设，积极构建“报纸+网站+新媒体+视听产品”全媒体矩阵，多层次、多渠道对沂蒙文学艺术作品全面宣传推广，努力推动沂蒙文化与历史真正“走出去”。“历史不断地把每一代人的创造变成传统,历史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突破传统、又不断形成传统的过程。传统文化不是一尊雕像,而是一道洪流。离开源头越远,膨胀得越大。”[17]红色历史经验是沂蒙历史自信形成与生效的标志与证明，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于历史文化的理性认识与充分肯定，“文化创新的本质就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互动，易言之，开放性是创新的基本条件。”[18]沂蒙地区有着光荣的历史与可以深入挖掘的精神财富，彰显着作为革命老区的传统与担当，要主动打开宣传思路，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进行文化创新，真正从历史经验中增强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定力、魄力、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19]沂蒙精神不仅是一种地方文化的产物，更是一种红色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成功结合的典范，可以利用文学艺术为沂蒙人民建立起更迷人的思想故乡，增强地区精神自信。当代作家厉彦林的沂蒙山系列散文着眼沂蒙山风土人情与革命历史，转向更加宽广的天地，书写了当代沂蒙乡村的惊天巨变，不仅多次出现在各大主流报刊，更活跃在微信等平台，并且融合现代技术，读者可以扫码听取，在社会引发了对沂蒙山的广泛关注。通过文学作品的全方位传播，新时代沂蒙文化将持续展现沂蒙风土人情与精神特质，为人们打造一道“最沂蒙”的文化心理坐标。

       （二）要确立精品意识，呼唤兼具时代色彩与“沂蒙风味”的文艺作品，丰富沂蒙文化内涵。“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历史虽已远去，但依然烛照现实。“一个时代有着一个时代对文艺的要求，也有着这个时代的人的美学追求，并形成看待传统美学的新的态度和眼光。”[20]文学是审美的艺术，它来源于现实生活，也构成了现实的一部分，近年来《觉醒年代》《山海情》等作品“圈粉”无数。这类富含本土特色、民族特性与历史底蕴的文艺原创作品赢得了广泛赞誉，让我们看到有无尽的沂蒙故事可以在当下继续讲述，正是沂蒙文化的关注者与书写者将源头活水引向现实大河。积极呼吁他们“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道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当今时代的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提炼、转化、融合。”[21]寻找沂蒙精神与时代同频的契合点进行书写，可以在记录社会进步历程的同时，向社会输出正确的价值导向，展现沂蒙文化的先进性。“孩子诗人”苗得雨出版的诗集、散文集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沂蒙作家刘玉堂以沂蒙方言近乎痴迷地书写了三十多年沂蒙山，被誉为“当代赵树理”。他创作的《乡村温柔》《秋天的错误》《最后一个生产队》《山里山外》《尴尬大全》等沂蒙山系列小说，塑造了一个个真实、淳朴、可爱、倔强又令人怜惜的沂蒙人物，触动了大批读者的内心；赵德发的《通腿》、《君子梦》都在文坛掀起了波澜，近年取材于沂蒙山区而创作出的长篇小说《经山海》更是被改编为电视剧《经山历海》，展现了新时代基层人的平凡故事。因此，应充分发挥此类优秀沂蒙文学作品的精品示范和经典引领作用，继续点燃广大创作者的沂蒙情节，同时可以利用作者访谈等形式，走进沂蒙文学艺术书写者的内心世界，营造关注沂蒙文化的热烈氛围，鼓励更多青年作家成为有志于传承沂

刘玉堂沂蒙山系列小说

赵德发《通腿儿》

赵德发《君子梦》

厉彦林《沂蒙壮歌》2021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三）要创新文化载体，让传统文化以新媒介、全媒体形式，成功“出圈”。 沂蒙文化在光辉过去与现在的不断交互中呈现旺盛的生命力，沂蒙文学所塑造出的更加饱满鲜活的沂蒙人物形象可以通过新的载体扩大沂蒙好声音范围，“使革命文化变得可读、可听、可视、可感、可亲、可爱、可信，增强人民群众对革命文化的体验感”。[22]让沂蒙文化润物细无声地流淌在耳边身旁，使沂蒙山的红色历史在现实生活中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关注，培养文化发展的后继力量；以弘扬沂蒙精神为出发点，不断推动兼具文学性与艺术性的沂蒙原创文化节目刷屏，做到既叫好又叫座，持续壮大沂蒙文化声势，走向沂蒙文学的更高峰；学习世界文化中对于文艺作品改编的经典案例，例如《哈姆莱特》《简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小王子》等；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中《茶馆》《龙须沟》《雷雨》《永不消逝的电波》《红高粱》等作品的改编方式；学习传统文化节目的制作，如央视春晚出现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景观太极《行云流水》，一年一季的《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以及各大卫视与视频平台推出的《书画里的中国》《龙门金刚》《洛神水赋》《舞千年》《见字如画》《小芒种花夜》等文化类综艺，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为人们尤其是青年群体提炼沂蒙文化的精华，将沂蒙山区近几十年的惊天巨变压缩在几个小时内的艺术呈现中，以更富有冲击力的形式突出沂蒙人民内心情感，充分发挥沂蒙文学作品对沂蒙精神的承载与发展作用，吸引更多、更年轻的沂蒙文化关注者。

       （四）要坚持人民立场，创新文学话语，重塑当代沂蒙文化。毛泽东曾强调：“革命的文化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到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2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新发展了我们党对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认知，创造性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24]，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文化自信离不开人民力量，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主体性”[25]，文学是人民语言的艺术，文艺是时代的号角，优秀的语言可以与作品所讲述的内容融为一体、相辅相成，作品的内在主题可以通过文学语言密切、自然、顺利地向人民群众展现出来。“人民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享有者， 故守正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不仅离不开人民更要为人民服务。”[26]沂蒙红色历史是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沂蒙文学语言要创新语言和语法体系，主动体现人民性、地域性与时代性，尝试从风土人情、社会建设、当代沂蒙人物楷模、新鲜经验等角度为广大人民进行文学书写，以讲故事的方式传播沂蒙精神内涵，拉近传统文化与现代人民的距离。沂蒙文学的发展与“吃苦耐劳、勇往直前、永不服输、敢于胜利、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人民精神特质有内在统一性，书写内容与话语方式的转变正是沂蒙精神在新时代中的成长。沂蒙精神在当下不断地丰富，文学书写要更加关注人民前行着的现实生活。沂蒙地区方言的特点是极具生活性、口语化，表达简短有力、行云流水，当下沂蒙文化的书写一方面要深挖沂蒙精神的内核，继续尝试运用沂蒙方言写作；一方面要由沂蒙老区书写转向沂蒙新故事，不断锤炼文学语言，使“土气息”、“泥滋味”与时代语境相符合，以更加贴合人民阅读习惯与社会潮流发展要求的文学话语直抵沂蒙文化的内核，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文化，能够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高地，以鲜明时代精神的重塑当代沂蒙文化。

       （五）要对接高校等智库，以双创优秀案例，打造沉浸式文旅传播平台。高校的发展与地方文化一脉相承，“高校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阵地，始终坚守文化传承创新的文化自信，既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和实践抓手。”[27]沂蒙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要以本地高校作为重要阵地与科研后盾，结合中央宣传部印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找准高校立德树人与培养创新性人才的定位，精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规律，提出搭建文创平台的精准对策，加快文化研究、发展项目立项。文化的作用在于以文化人，沂蒙文化通过高校的系统研究也有助于推动文化场所建设，通过助力建设沂蒙特色文化园区，组织沂蒙红色研学活动，实行校企结合、文化共创等途径，从而进一步在社会有效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努力推动沂蒙文化入脑入心，让更多人认识沂蒙文化之美。山东沂蒙文化研究会有相当数量的高校教师，并曾组织沂蒙文化与沂蒙精神研究成果交流活动，可充分鼓励他们结合自身优势，向学生、社区开展专题讲座，这将极大推动沂蒙文化的传播；作家厉彦林在莒南故乡建立的彦林书屋，沂南马牧池乡利用农家小院演绎的文献史诗情景剧《沂蒙四季·红嫂》；“红嫂故里”“沂蒙明珠”九间棚等转化景区，都为沂蒙文化在民间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助力作用，体现了鲜明的价值导向，同时为高校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推广案例。这让我们看到只有让“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大众日报创刊地”、“红嫂故里”等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真正“火起来”，引领起“沂蒙潮”，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活起来”。

结语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2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发展壮大的底色与厚土，坚持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应时代发展重大问题的必经之路。沂蒙文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度融合，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征，是由最平凡的沂蒙山人民用小米、乳汁、热血、泪水所铸就，灿烂的地方文化构成了中华文明奔流到海的辉煌。对沂蒙文化作为地方文化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之路进行探索，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所提供的新样板、新方案、新路径。沂蒙老区将继续锚定走在光荣前列，以繁荣文化带动巍巍沂蒙八百里真正实现振兴，向人民、向历史交出更优异的答卷。

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一个新的加速社会及其具有加速器推进功能的新智媒文化，正势不可挡、扑面而来。与此同时，文化传播的介质、方式、途径不可避免带来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受众群体的颠覆性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大问题遇到了新的挑战。因此，必须与时俱进，以全媒体、跨学科、多形式、全地域的方式，实现新的无缝化、全媒介、接地化创新性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而在这一伟大传播过程中，如何调动各个地方的积极性、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地化、生动化、个性化、典型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课题，而地方路径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接地的关键性路径。当代沂蒙文化发展与创新的地方路径探索即为一个开拓性、探索性、前沿性的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地方个案。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宋代理学家的诗句传达了一个道理，一枝独秀不是春，满园春色才是姹紫嫣红的春天。愿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东风”早日来到，在中华大地广泛吹拂，迎来一个“万紫千红总是春”的中华新文化春天。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21&ZD26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新现实主义’审美书写研究”（19ZWB100））

原刊发《沂蒙干部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张丽军，山东莒县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茅盾文学奖评委，山东省齐鲁文化英才。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7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项，中国博士后基金等省部级项目10余项；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奖（合作）、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泰山文艺奖等省部级奖励10余项。在20世纪乡土文学研究、当代文学批评、70后作家群研究、样板戏研究等领域有较大影响。

       曾任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院长、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山东省第四批齐鲁文化英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山东省首批、第二批签约文艺评论家，山东师范大学东岳学者；北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中国文联全国首届文艺评论骨干班学员，鲁迅文学院第26届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班学员；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视听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茅盾研究会理事、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百家评论》副主编等。

       国家精品课程“中国现代文学”主讲教师；获研究生教学名师、研究生优秀教学奖、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山东师范大学第二届研究生“学术十杰”指导教师、山东师范大学第二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等荣誉称号。

       刘仁杰（1993.03-），山东沂水人，文学硕士，师从张丽军教授，在《社会科学动态》《雨花中国作家研究》《关东学刊》《济南教育》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2019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现供职于山东省教育厅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