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在光阴里行走的母亲
烟雨江南/文
母亲去年秋天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在留恋中默默地走了,在亲情的围绕中、在家人们的佛号声里,走向了她生前一心向往的西方极乐世界。
去年过春节的时候,妈就说八十四岁是人生的坎,怕是不好过!我说那只是一种说法,七十三、八十四的,你不能心里暗示自己!可是,夏天的时候,妈的身体就出现问题了,十月还没有结束,她的生命却结束了。母亲提前就嘱咐家人说:我离世时,谁都不要哭,让我无牵无挂地安心走,如果我听到了哭声,就被世俗的感情绊住了心和腿,就走不好了!在母亲最后的时日里,我们都各自在家里哭完了再去医院照料母亲。母亲吃斋念佛几十年,走的时候也是不情愿的,亲情放不下、亲人放不下,她爱吃的家乡的浆水面、菜豆腐放不下,还有她亲手侍弄的屋后的小菜园小花园也搁在心上呢!
她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那情那爱、那苦那累、那曾经的青春岁月,伴随着溢水河畔熟悉的洗衣石、西北的大漠孤烟和柴达木盆地的飞砂走石、大庆油田地窨子干打垒,还有她和父亲的爱恨纠葛。
1962年夏天,父亲把我从多雨、吃糠咽菜的老家接来大庆时,这是我有记忆后第一次见到母亲。我出生在青海湟水边上,一岁不到,因当地自然条件生活条件恶劣,母亲便把我送回汉中老家爷婆身边。当我渐渐少了些懵懂时就要找妈妈。大人们逗说,我是拾来的,因我的名字叫世(家乡话,shi发二声)平,我就大哭。听大人们说,我妈走的时候穿着件红夹袄。一天,下着白雨(家乡话,即雷震雨),我坐在高高的门槛上看雨落下砸起的无数小洼,突然,一个身穿红衣服的女人从大门外闪过,我大声喊叫着妈,就扑入雨中……。婆听见了,小裹脚倒着碎步追到了大门外,抱着满身泥水的我,流着雨水一样的泪……
从萨尔图火车站下车,父亲背着行李领着我路过万人广场,走向叫做“一号院”的家。走到一溜长长低矮土房的尽头,门口一女人在洗衣服,父亲说到家了,这是你妈!我看着陌生的女人并没有穿红夹袄,身着浅色衬衣挽着袖对我笑着,那时候的妈妈只有二十四岁。我没有叫妈,叫不出口,只是怯怯地跟随她进屋。这个“新”家,像个小地窖,比爷爷家的红苕窖大了许多,屋里又黑又潮,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半地下的简易土房叫做“地窨子”,是大庆会战初期艰苦环境的产物。
记得我第一次学写字是妈妈教的,她用洗衣服的手指在旧木板门上写着数字;第一次逛萨尔图大街,我跟在她身后,踏着砂石路,听着街边的叫买声,眼睛就有些不够用。来到一个白色木箱边,妈妈给我买了一根三分钱的冰棍,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冰棍的滋味!
家门前搭的简易炉子,烧的是原油。第一次学做饭,是妈妈教我打苞米面糊糊,水开了一手抓苞米面往里撒,一手用快子搅,妈妈说要撒匀才不会生疙瘩!
下雨天,多数小伙伴们都是光着脚丫去上学。一次泥水中的玻璃碴划破了我的脚,血流不止,回到家,妈妈给我做了简单包扎,就和爸爸商量挤出来点钱给我买了第一双雨鞋。
学校搬到了铁人村,离家几公里。吃过早饭,妈妈就忙着给我做好午饭,装在铝制饭盒里,装入小书包,再嘱咐几句。到了坐班车的地方,等来的是老嘎斯槽子车,我上不去,都是上班的大人们把我推上去。中午放学了,家远的就在教室里吃饭,打开饭盒,我记忆最深的是炒土豆丝,好香呀!妈妈做的!
随着油田开发的脚步,我家搬到了星火村。小脚姥姥、三个弟弟,我们就是七口人的大家了,妈妈就为一家人的吃穿更加操劳了:求商店里的熟人买不要布票的布头儿;用人口少条件好的人家粮本多买点粮,家里四个小子就是四只小老虎啊!
自家过日子紧紧巴巴,妈妈还时常帮助别人。张老太太的丈夫会战初期火灾中去世,留下一串孩子,妈妈就时常送去吃穿。九十年代,八十多岁的张老太太,四处打听,带着礼物来看望我的妈妈。
妈妈还帮助过许多人。
1965年,妈妈终于想办法买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一有空,她就坐在机器前缝缝补补。上初一的时候,那是冬天,我穿上了妈妈给我做的套在旧棉袄上的新衣服,还带胸前别钢笔的小兜,试衣服时,妈妈给我系着扣子,我感受着她手上温度,至今还是暖暖地。
妈妈一辈子为孩子们辛苦操劳,在单位认真工作,退休后,又与佛友们先后多次去农村扶贫,送油送米面;奔赴抗洪一线给解放军战士送午饭。她一生都在做奉献!
往事一幕幕都如昨日,忆母亲泪水涟涟,爱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源泉,把爱接过来传下去,爱亲人,爱朋友,爱生活,还要好好爱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