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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黄懿陆 首席编审/方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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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坚持致力于人类文明、中华民族起源的业余研究。主编、出版相关著作60余部，3000多万字。我就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必须注重远古云南的抚仙湖水下遗址研究
1.抚仙湖水下遗址已经进行过5次科学考察。抚仙湖水下有一个人工建筑的石质遗址。2006年以来，前后开展了5次水下科学考察。第一次考察时间为2001年，第二次考察为2006年，主要考察方为中央电视台。这两次水下遗址探索都进行过直播宣传，第一次还有国家水下考古队参与。第三次考察时间为2007年，主考方为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第四次考察为2014年，主考方为云南中华文明研究会；第五次考察为2015年-2020年，主考方云南大学高原湖泊与生态治理研究院。
2.抚仙湖水下遗址有什么内容。据《抚仙湖水下考古》《中国抚仙湖水下遗址》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约2.4平方千米，可能存在若干建筑。目前主要考察了三个地点，一是石质塔形建筑。塔高19米，顶部距离水面4米。塔形建筑五层，第一层长90米，第二层长63米，宽48米，第三、第四层局部坍塌，无法测量，第五层长27米，石质墙壁上出现人工使用金属器雕琢的文字和符号；二是三角形（屋脊形）建筑，长83米，宽14-21米，高0-3.7米。水面距离三角形建筑顶部为12米。三是云南大学高原湖泊与生态治理研究院二级教授张虎才团队考察的干栏建筑遗迹。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建筑上人工使用面金属器雕琢的痕迹，经张虎才团队送往美国贝塔实验室鉴定，年代距今为公元前2700-前2200年。加上其雕琢时石质建筑时期该建筑尚在岸上的时间，年代在7000年前。
二、寻找“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需要研究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
2020年11月30日，《求是》发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一文。提出“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又比如，‘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也需要考古工作去揭开谜底。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加强考古资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研工作，提高考古工作规划水平。要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总体安排，集中力量攻关，不断取得新突破。”作为践行者，我于2021年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山海经>考源》，其中的研究成果证实，5000年前确实存在着黄帝文化的考古证据，并且可以寻找到一系列从5000年前到3000年前黄帝文化的文字：
《<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一本书。其对甲骨文记载的“帝黄奭”解释说：“黄奭在商王心目中的作用，与高祖、先王一样”。黄奭若是商代“高祖”“先王”，那就涉及国家前些年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也涉及国家一直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问题。按照文献记载和夏商周断代工程排列，商代之前的朝代为夏代，夏代之前亦即炎黄文化。甲骨文中有“帝黄奭”的记载，其“奭”字可以寻找到5000年前至3000年前的一系列文字佐证。具体如下：
以上表格中“帝黄奭”的“奭”字，甲骨文1、甲骨文2年代为3300年前，金文、石刻文的“奭”字，年代为3000年前。而古印度哈拉巴印章文字年代为5000年到4600年前。比甲骨文早1000多年，符合中国学术界公认的黄帝时代。我在《<山海经>考源》中有大量考古证据说明，哈拉巴文明的发源地与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金属器雕琢的文字、符号有非常直接的联系，可以说是一母同胎。不研究该遗址出现的文字、符号，就解决不了两河、古埃及、古欧洲、古印度、古玛雅文明的来源问题。
应该承认，我们通过考古工作提取古代信息的能力还有限。比如说夏朝的文字，就中国文字起源与发展而言，甲骨文显然不是最早的文字，在它之前应该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文字应该是有一定的载体的，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夏朝文字的发现与研究还只是处在初步阶段，对一些相当于夏朝时期的遗址出土可能是文字的刻划符号的认识也还只是在探索阶段，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夏文化考古学研究的深入。但是，只要研究了抚仙湖水下遗址的文字、符号，这个问题可能就会寻找到明确的研究方向，其存在的问题有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三、世界早期铜鼓的起源研究需要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
世界铜鼓起源何地，一直是国际考古学界特别是铜鼓研究工作者争论的焦点问题。
铜鼓有8种类型，最早的是以中国云南省楚雄万家坝命名的万家坝型铜鼓。中国是铜鼓类型最齐全，出土铜鼓最多的国家。最早的万家坝型铜鼓，在全世界仅发现62件，中国有50件。而云南省出土、发现该型铜鼓46件，是中国发现、出土万家坝型铜鼓最多的省份。目前越南方面正在进行铜鼓申遗，公开进行文化侵略的目的昭然若揭。由于目前对于万家坝型铜鼓的研究缺乏严谨性和有效途径，故对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草皮村万家坝型铜鼓的认识尚不到位，误传了该铜鼓纹饰的信息：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草皮村万家坝型铜鼓一共出现13个纹饰，可归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有1个，第二种类型有4个，第三种类型有8个。可是，公开出版物上出现的却是子虚乌有的纹饰，有违科学考古实事求是的原则。从2019年开始，我坚持呼吁举行相关的铜鼓会议进行讨论，有利于对越南方面的铜鼓申遗进行回击。可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研究最早的万家坝型铜鼓的纹饰，需要在研究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因为该型铜鼓的早期纹饰就出现在人工使用金属器雕琢的相关纹饰当中。所以，要研究世界铜鼓的起源，需要重视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的研究。
2014年以来，我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建议的形式向上反映，我也以文史研究馆员的身份写过建议，要求加强对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的探索和研究，但收效甚微。抚仙湖已经就探明三处遗迹，其中有两座大型石质建筑，有一处为水下干栏建筑遗迹。年代距今7000前左右。这一时期，远古中国已经出现了抚仙湖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这样种类不同的大型遗址。该遗址面积总的约2.4平方千米，遗址内有金属器雕琢的石质证据、有大型塔形祭祀石质建筑，有干栏建筑遗迹，甚至出现了金属器雕琢的数字文化。这样明显的东西方文化大型史前建筑，就出现在中国远古云南，本身就是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证据说明，西方学术界公认的文字、金属器、大型祭祀中心所谓的文明要素，在古代中国的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由于远古云南出现的这个石质建筑并没有得到考古部门的真正重视，而不为外界所知，也就不为国际学术界所知。
有鉴于此，要搞清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要在中华文明的探源工作中，搞清楚中华文明起源“等待破解”的“许多历史之谜”，以及需要搞清楚的“许多重大问题”，希望国家加强和重视对远古云南的抚仙湖水下遗址的科学考古研究工作。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践行“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指示精神，实现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真正突破和切实收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