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四十四）

前文说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随着撤退的中共中央沿着从广东汕头沿粤闽边界汀江清溪到达赣东南的中央苏区的地下秘密交通线，一波三折、有惊无险地抵达苏区的临时首都瑞金。这其中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一言难尽。

李德脾气暴躁，喜欢居高临下地教训人，常以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居，总觉得他的马列主义水平高。别人呢，都是深山沟里的泥腿子，而山沟里是出不了马列主义的。

本来作为德国共产党员的李德与中国的工农红军是没有什么瓜葛的。他能当上中共中革军委的军事顾问，又因为共产国际的身份被我党里盲目崇洋媚外的负责人推上中共中央军事工作的绝对领导岗位，又无师自通独断专行地指挥红军打了那么多败仗，这中间的原因纯属偶然。

当时在上海的白区有一批苏联的特工，以各种身份做掩护从事情报收集工作，也暗中帮助中国共产党。

这些人中间就有几个是属于世界级的间谍。他们是牛兰夫妇和左格尔。

牛兰夫妇因为身份可疑被租界的巡捕抓了，关进了大牢。所幸的是，他们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暴露，只是以“共党”嫌疑人员被抓捕的。

为了营救这两个高级特工，苏共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当时执行营救任务的左格尔打听到法租界要一笔高额保释金才能放人。这笔钱为二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

但是苏联当局愿意出这笔钱。他们要将钱送到秘密执行营救任务的左格尔的手中。

为了巨款的安全，他们派了两个人分别携同样数量的钱款从北南两个方向、分别从新疆的陆路和香港的水路进入中国。

这两个身份都是德国人的机警的同志都完成了任务。

完成任务之后，一个人就回苏联了。另一个人因为碰见了他在苏联的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同学博古而被留了下来。这个人就是李德。

刚刚从苏联留学结业、被共产国际派遣回到中国的博古此刻是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他由于不懂军事，而他的好友李德恰好又是苏联最高级军事院校毕业的，就打报告要求共产国际将李德留在中国。

共产国际批准了博古的这个请求。

这个时候李德的身份也由苏军总参谋部的高级特工转变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

李德虽然毕业于苏联的最高级军事院校，但是不幸的是他却没有什么实战经验。

他在苏联的时候最高指挥权就是曾做过一个骑兵连的连长。而且时间也不是很长。他对中国的国情和革命斗争的特点一无所知。

后来李德在指挥红军进行艰苦卓绝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数次大小战役战斗中，就是犯了主观盲动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他机械地套用欧洲一战的战例和苏军大兵团作战的模式，命令弱小的红军与强大的敌军针锋相对地打硬仗、打阵地战。他丝毫没有考虑蒋介石这一次派出的部队已经从第四次围剿时的40万陡增到了100万。

李德瞧不起红军过去常用的打了一系列胜仗的运动战、游击战，把毛泽东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斥之为“游击主义”。提出要“以阵地对阵地、以碉堡对碉堡”绝不后退半步，“拒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的战略总方针。

在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并调集了百万重兵，兵分三路进攻中央苏区的时候，毛泽东被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进而连朱德、周恩来和张闻天等都被调离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和一方面军，紧接着连这两个机构都被撤销并入中革军委。

红军的几个军团还有所有的军师甚至团都归中革军委直接指挥，说白了就是归李德直接指挥。

国民党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进攻苏区，而南面则由粤军陈济棠防堵。

李德打仗全靠地图。每临大战，他必叼着一支雪茄，举着一盏煤油灯围着地图看个没完没了。然后就下达作战命令。因此他也被称之为“地图指挥员”。

他把每一支部队都标在地图上，甚至连一个岗哨、一门炮和一挺机枪都要标在地图上，而且不能更改，如果谁擅自改变了，就将受到严厉的惩处。

由于执行了错误的战略方针，红军处处碰壁，举步维艰。得知国民党军集中主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县，红军也将红一、三、五军团和红13师调往广昌进行阻击。

1934年4月10日，经过了18天的浴血苦战，红军蒙受了重大的伤亡。

擅长打运动装、游击战的红军被迫与武器精良的蒋军打阵地战，消耗战，步步为营，步步退守，最后还是不得不放弃了广昌。但是，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守城战中，惨重的代价是五千多名优秀的红军指战员血染沙场。

要知道，当时被派去守广昌的都是红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那些牺牲的指战员也大多数是红军中身经百战、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广昌战役的失败对于红军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第五次反围剿历时5个多月。红军越打越少，根据地越打越小，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已经只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宁化和长汀等八座小城了。

红军不得不在1934年10月萧瑟的秋风和父老乡亲们凄冷的泪水中，夜渡于都河，踏上了凶险悲壮的二万五千里征途。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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