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心灵的悲歌
——读瞿秋白《多余的话》有感 文/张 波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一)
还在读高中时学鲁迅的杂文，很为鲁迅“匕首与投枪” 的杂文所折服。那时同学议论，鲁迅的一些文章其实是瞿秋白写的，因为瞿秋白那时是党的领导人，以公开的名义不能在国民党稽查的刊物上发表，就以在党外的鲁迅的名义发表。这些议论是否真实不说，但因了这杂文，对瞿秋白确是崇拜和敬仰的。但“文革”中说瞿秋白是“叛徒”，他在狱中写下的《多余的话》就是他向国民党的自首书。那以后，瞿秋白成为我心中的一块阴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吹散了笼罩在瞿秋白身上的乌云，还其洁白之身，我心中这块阴影得以消除。
其实，对瞿秋白，中央早就有过肯定的评价。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指出， “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1955年6月18日，陆定一在瞿秋白遗骨迁葬仪式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土。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文化大革命”颠倒了黑白。“文革”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开始审核“文革”浩劫中的冤假错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了“中纪委第八组” ，负责对瞿秋白被捕就义的复查工作。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纪委《关于瞿秋白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原则，保持了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198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举行《瞿秋白同志就义50 周年纪念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对瞿秋白作出了全面、科学、公正的评价：“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仅在1978年到1998年二十年间，发表的论文、资料达1200多篇；同期出版的瞿秋白文集、专集、选编、单篇计30种；瞿秋白研究专著、编著、译著、合著、论文集、回忆资料和普及读物计60种。瞿秋白烈士拒绝敌人劝降、坚持革命操守的高贵品质，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毕生功绩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我以前没有读过《多余的话》。但有时也想，这《多余的话》“文革”中怎么就成为瞿秋白政治死刑的判决书呢？她真有“自首”之嫌吗？最近我有时间和机会读了几遍。读过之后，感动不已，以致心情多日不能平静。特作文以记之。
（二）
我常想，死于战场的冲锋陷阵尚不足惧。但是，当恶魔血腥的屠刀指向你的胸膛时，当敌人冰冷的枪口对准你的头颅时，当刽子手子绞刑架上的绳索套上你的脖颈时，当死神狰狞的面孔在你眼前晃动，在生命的尽期，面对死亡，你还能坦然吗？
瞿秋白却以自己的大德大勇在世间留下了无比悲壮的一幕：
瞿秋白拒绝了国民党的劝降。蒋介石下了“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的密令。负责看押的国民党36师决定6月18日执行。
17日晚，师长宋希濂特意让参谋长向贤矩把这一死讯提前告诉瞿秋白。向贤矩来时还带了两碟荤菜、一瓶白干。瞿秋白听完之后这样说道：“我早就等着这一天，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说完和向贤矩对饮起来。
第二天清晨，瞿秋白起床后，自己换上了洗净的黑短褂、白中裤、黑袜、黑布鞋。梳洗后，静静地坐在桌前，点上烟，喝着茶，翻阅着唐诗，吟读、思索，挥毫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的绝命诗。整8时，36师特务连连长廖祥光进屋说：“恭贺瞿先生，今天是个好日子。”接着出示了蒋介石的“枪决令”。瞿秋白没有停笔，把诗写完，附上跋，起身跟着廖祥光步行到长汀中山公园拍照。瞿秋白信步行至八角亭前，已见亭中放着酒菜四碟，白酒一瓶。瞿秋白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他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执香烟，神色自若，沿途用俄语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和《红军歌》。到了罗汉岭下，他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接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从容就义。
读罢记述瞿秋白英勇就义的上面这段文字，我心欲碎，竟几乎一夜未眠。我深深地为瞿秋白平静、坦然地面对死亡的贯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豪气所震撼。此时我对瞿秋白的崇敬，正如一位朋友所说，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的头衔，而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面对生死抉择，能这样坦然待之，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曾为西楚霸王扼腕叹息。项羽兵败垓下，四面楚歌，夜起饮帐中，召虞姬与诀，悲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四面大军围困，虽有日行千里的坐骑，也不能突出重围，驰聘疆场了；爱姬情深，难以割舍，此时也不得不忍痛割爱。遂拔剑自刎，血溅江右。
我也曾崇敬屈原。屈原既放，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劝他随波逐流，与世浮沉，曰：“…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遂投汨罗而死。
项羽之乌江边自刎，是出于无奈；屈原的汨罗投江，是抱负和志向的洁身自好。千百年来，多少人为之叹息，多少人为之动容啊。
瞿秋白的从容就义，以及在他生命的尽期留下的文字对后人的震撼，是前无古人的。这是一个特别的他。瞿秋白是一个冷静的思想者。直到生命熄灭之的前两个月，还在狱中真实的检视自己；直到就要奔赴刑场前的一刻，还翻阅着唐诗，吟读、思索、挥毫，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的绝命诗。这是何等超俗脱尘的人格啊！如今先贤已去，那个儒雅的身影，那个带着肺病、为追逐光明勉力劳作、怀着痴心的文学之梦、放心不下自己心爱的人甚至中国的豆腐的鲜活的生命体离去我们已经73年了。岁月悠悠，风霜雨露蚀腐了他的躯骸。但是，这个内心世界晶莹通透的高尚的灵魂，至今还绱徉在这片先贤们的鲜血滋润的古老土地上，启迪今人作沉重的思索。 
从被捕到就义，瞿秋白在狱中度过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对这位共产党的大人物，蒋介石自然不会等闲视之，千方百计劝降、诱降，寄希望于他的自首。人非草木金石，瞿秋白并非轻视自己的生命如草芥，生的欲望也曾使他向狱外的鲁迅发出过求救信。但是，当顶天立地生还的希望彻底破灭，求生而不得之后，他冷静的直面人生了。他不屑于变节求生、卖友求荣，他没有放弃他为之奋斗的主义。“为人进出的门关闭着，为狗进出的门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出来吧！给你自由。人哪能低下他高贵的头颅，从狗洞里爬出！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和这首诗的主人——革命烈士陈然一样，他以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完成了自己大写的人生。在“灭绝的前夜”，他有很多话要向世人交付。在汀洲国民党的监狱里，他沉思，他梳理着自己短暂的人生历程，诉说自己的追求，自己的苦恼，自己的留恋…他写下了《多余的话》。
唉哎！《多余的话》呀《多余的话》！瞿秋白完全可以不必把这埋在心底的话说出。可是他说了。就是因了这《多余的话》，“文革”中弄到在八宝山的墓碑被砸，被批判为变节的“叛徒”！一夜之间，黑白颠倒，变凤为鸡。人们疑问，一位受人崇敬的革命烈士怎样地就成了叛徒呢？这人世间还有真事吗？且慢。我先请你读一读唐代白居易的一首诗吧。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瞿秋白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３日在福建被捕，1935年5月17于汀州狱中写下《多余的话》，６月１８日英勇就义。从被捕到就义，瞿秋白在狱中度过了两个月零二十五天。从写下《多余的话》到就义，一个月零一天。白玉的瞿秋白已经在狱中和他的革命生涯中煅烧够了。他是用俄语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和红军歌走向刑场，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从容就义的。他既没有向国民党蒋介石乞怜讨好，也没有辱骂共产党，更没有向敌人提供黑名单，出卖他的同志。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我们今天细心地猜度这段话，我还是觉得他的明心志，是希望能够到得读者手里的。瞿秋白所自称的因“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引发的《多余的话》，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鲜活的瞿秋白。这是瞿秋白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人非圣贤，任何人绝不会一出世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对自己无情的自我剖析 ，把他真实的自我展示在世人面前。他是世上真正敢于直面自我的磊落勇者。
斗争环境的残酷，党内路线斗争的不可调和，思想和世界观的矛盾，一直以来对文学的梦，身体的“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这一切使得他的心中闪现过茫然和灰暗。他，心疲劳，身染病，渴望休息，这是再自然不过的，无可指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权贵，当政治的寒流漫无边际的袭来的时候，他可以有多种方式的选择，或进入高干病房，或到基层调研，或出国考察等等，以躲避寒流。已经没有了生命最后退路的瞿秋白，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牢笼可以囚禁他的身躯，却无法禁锢他的思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自己的一生旅程作些梳理，难道还有什么觉得奇怪的吗？是的，《多余的话》有伤感，有无奈，有留恋。但是瞿秋白是人，而不是神呀，就象毛泽东一样。毛泽东是伟大领袖，但毛泽东晚年不是也有猜忌心吗，不是也听不得不同声音吗？《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真实的心路历程。回看历代英雄豪杰，有谁能在临上刑场之前的短暂时刻，为我们留下了这样冷静、坦荡的遗作？
瞿秋白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至死都没有动摇。囚禁他的国民党师长宋希濂前来劝降。面对这个自己昔日在上海大学教书时的学生，瞿秋白把与宋希濂的谈话变成了一次关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否行得通的辩论，而辩论最终以后者的无言以对而收场。 就在行刑前５天，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瞿秋白坚决拒绝。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登报后，与他引为知己的鲁迅木然呆坐，低头不语。几个月后，鲁迅抱病将秋白译著编纂成集。抗战爆发后，有人向毛泽东讲述了瞿秋白殉难的情形。毛泽东说，如果他不牺牲，现在来领导延安的文艺工作多好。瞿秋白的牺牲，是我们党的事业的损失。 
（三）
但是，这样一位无畏的革命烈士，“文革”中却被誣以“叛徒”。 为产主义奋斗到死，国民党不容他存在；在实现了他的理想的新中国的时期，竟然也有人不容他，往他的洁白如玉的灵魂泼洒污泥浊水。“文革”中的这些倒行逆施，令一切正直的人切齿！
瞿秋白的在《多余的话》中曾有过“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的话，这的确容易让一切行而上学者窃喜：你看吧，连瞿秋白自己都说自己是叛徒呢。瞿秋白的原意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再多读几遍《多余的话》吧。透过烈士《多余的话》的字里行间，我们发现，这是瞿秋白在无情的解剖自己。
瞿秋白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这样的社会存在，使他始终没脱掉绅士意识。接触马克思主义以来，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同他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始终在他的思想中交锋，形成他两元化的人格——马克思主义与上述意识的矛盾体。在三十年代初期，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不久，马克思主义才刚刚传到中国（事实上，瞿秋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之一）的时期，人生观形成时期的所谓两元化，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人非天生圣贤。世界观的形成和改造不会是朝夕就可成功的。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小农经济、绅士意识、小资产阶级等形形色色的意识转变到完全的马克思主义，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甚至终生。瞿秋白清醒地认识到，他在“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但“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因此，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无情的解剖自己。这是真正的大勇！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引用孟子每日三省吾身的话，号召一切共产党员要加强自身修养，为党的伟大事业做好思想理论准备。瞿秋白在四十年代中期就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四）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有“卷入了历史的纠葛”、“历史的误会”、“怅然若失”和“一场噩梦”等语。乍看到或听到这些话，的确令人吃惊。一个革命者，怎能这样总结自己的革命历程？这不是一个意志不坚定者的语言和对参加革命的后悔吗？今天的我们，已经无缘与长眠地下的烈士对此探讨。但是，究竟怎样的理解这些话才是比较真实地接近瞿秋白的本意呢！
夜阑人静，我偶然地读晋代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最后归于田园的晋代的陶渊明在弃官归家之际的这篇至今脍炙人口的辞赋，给我的心灵吹进了一缕清风。“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篇辞赋，被前人论为是陶渊明前半生的总结。由此我想到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陶渊明具体而细致地表现了辞官归隐的过程和思想活动，瞿秋白更是百分之百坦言了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以来的思想发展脉络。两位思想者在暴露自己的灵魂方面堪称仲伯。不过，“采菊东门外，悠然见南山”，陶渊明是完全的出世。瞿秋白决然不同。当陶渊明悠然采菊一千三百多年以后，瞿秋白却从容饮弹就义，血染罗汉岗。瞿秋白是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从容就义的。这就是两位思想者的高下不同。一个是平静地老死田园，一个是为自己信仰的主义慷慨激昂地告别人生。
关于瞿秋白的“历史的误会”，只要我们不带任何成见地静心细读一下《多余的话》，我们就会了然。他的原话是：“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瞿秋白明明白白在说，是因了他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的呀。他因了自己的性格、才能、学识不够，感到“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其实，瞿秋白是“几十年负担政治翻译、政治工作”的。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瞿秋白“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地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瞿秋白这个历史的开端，功绩可谓大矣！的确，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瞿秋白离一位成熟的共产党的领袖还有一些距离，但由于他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和当时在党内的威信，也只有“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了。“历史的误会”其实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造就了瞿秋白，时代选择了瞿秋白。瞿秋白的历史功绩不可没。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缺陷、错误，凭一句“历史的误会”就把瞿秋白打入叛徒的行列，除了别有用心，就是“愤青”。“愤青”非常可怕。因为他只有情绪，没有思维，没有人性，更无理性。这是一种极端的“歇斯底里”。“愤青”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沾着高枝唱高调，历史上就大有人在。不仅有“愤青”、还有“愤官”、“愤民”等形形色色的“愤”。若是依着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做，“齐身”则身败名裂；“治家”则家破人亡；“平天下”则山河破碎、国家败亡。这些人只能昙花一现，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分量，不足道也。
关于瞿秋白《多余的话》中的“怅然若失”。我们还是仔细地读一读他的原话吧。原来他是因为“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瞿秋白至死都怀着一个文学梦。因了“顾全大局”而一直拖延下来，“着实违反”了他的“兴趣和性情”。一个人有一个文学梦，就构成罪恶吗？共产党并非消灭个性，消灭个人的爱好。瞿秋白有自己的文学梦，但他还是“为了顾全大局”，把他的梦“拖了下来”，直到被国民党押赴刑场。这是一种怎样高尚的品质呀！
再说“无奈”。的确，瞿秋白短短的一生中有很多的无奈。他很早的时候，是想象着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最终却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道路；上学之初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但是，“五四运动”一开始，他却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继之，当在莫斯科除他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的时候，他又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他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二当，却被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时，他“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还是鉴于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还没有成熟的实际，仍旧担着这个名义；从一九二0年到一九三0年，整整十年离开了他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再想回来时，田园荒芜，力气也已经衰惫了；让瞿秋白无奈的，还有体力上的感觉：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他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在他负责党的工作时期，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能安眠；当瞿秋白整理好行装，准备跟随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时，却被命令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他又一次选择了服从，把自己的良马交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与战友默默话别，去迎接死亡…是啊，瞿秋白的人生遇到了太多的无奈。今天，如果我们也像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那样多设几个假如，来重新假设瞿秋白的人生道路的话，那么，瞿秋白一生该是怎样撰写呀。但是，罪恶的枪声响了。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和知识分子的瞿秋白高呼“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倒在血泊中。
这世界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但是，这一切对瞿秋白来说，都永别了。永别的瞿秋白还放心不下这个世界。烈士的警世之言有如黄钟大吕仍在我的耳際回荡：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啊啊！永远的瞿秋白！ 
张 波 于2008.12.30初稿
2022年7月16日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