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想到的是,我和刘建超老师有着一模一样的认识和感受:我真的羡慕诗人,不知道那些教人回味不尽的句子究竟是怎样写出来的?为什么我就不会写诗……我曾经像无数文学青年一样,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派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吟诗作赋,写了满满几笔记本的诗。那些诗觉得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空肚子里硬憋出来的,生硬呆板,要多狼藉就有多狼藉,要多艰涩就有多艰涩,真能够体会到“搜肠刮肚”、“江郎才尽”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若干年后再来看那些诗,更觉得让人汗颜脸红了,怪不得一首都没有发表。幸亏没有发表,不然会让多少人在背后偷偷地耻笑。亏得我有自知自明,我是多么懊恼,同时又是多么释然,既然缪斯之神不肯宠幸我,那么我就放下,所以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写过诗。
诗,在我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敬畏的、诡秘的,诗是由诗人生产出来的。我总觉得诗歌靠的是才情,诗人的思维也是神幻莫测的,必须具备诗的细胞。诗人们往往用很普通的、很司空见惯一句话,却能直抵人的魂魄。好像诗人就是自己一样,或者是自己被诗人看透了,心中一点的秘密都被诗人窥破,把自己所要想表达的都表达了出来,酣畅淋漓。比如诗集中的一些诗歌——《漂泊路上》《乡音》《掌纹》《风中的芦苇》《炊烟》《熔》,它们如一根根银针,不经意地那么轻轻透过皮层,一下子就点到了穴位,扎到了神经上,让人猛地一下子有了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脑子正处于一片冥冥混沌,由于这样的一点拨,瞬间就茅塞顿开。
但我最喜欢的,最能触动我的,是《劳动,渔舟唱晚》一辑中的诗歌。
文学理论和写作本身的关系是不可琢磨的,似乎理论有多高就能决定写作的高度有多高;而很多时候似乎又总是悖谬的,理论是多余的。很多并没有什么理论的、甚至是小学文化程度的写作者,写出来文学作品比学者的文学作品都要叫响,文学黑马比比皆是,出人意料,却又在常理之中。比如文学常说的“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想把它们完美地结合,结合得天衣无缝、浑然天成是很难处理的,小我不免有狭隘,大我常常避免不了假大空的诟病。
对文学的认识,随着人生阶段的不同也在不断变化着。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在诗歌上,李白杜甫是两个绕不过的人物。虽然没有排名,但李白的名字一直被人们习惯地排在第一位,杜甫第二位。人们似乎也更认同李白,认同李白的奔放豪放、飘逸浪漫。我年轻的时候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不喜欢他的诗——你干嘛整天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你所经历的反正我没有经历过,你的年代与我无关。李白代表了抒情,抒情单刀直入,隽永灵动;杜甫代表了写实,写实冗赘笨拙。可是到现在再来读杜甫的诗,竟然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虽然没有相同的人生经历,但却感同身受。而且,读了杜甫的诗,就能看到当时的时代、社会。经得住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而杜甫的诗就是这样的典范。所以,我现在认为杜甫的诗比李白的诗还是更胜一筹,抒情在写实的面前,还是少了些根基、地气,和感染力。

究竟是伟人英雄创造了历史还是劳苦大众创造了历史,似乎已有定论,但在事实中却似乎又不是。伟人英雄往往都成了神,离开了他们,一个民族就等于无可救药,走入了死胡同。当然,这绝对没有轻视或者低估伟人英雄们在历史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些现象总是让人困惑。读了这些诗,让我再一次明白,应该还是劳苦大众创造了历史。人们都觉得民工只是一种廉价的劳动力,其实不然,还有技术力量,如果没有技术熟练民工做后盾,就不可能出现那样多的产业,那么雄厚的产业链。而且各行各业的产业链都是那样的成熟完善,各种产业或者建设项目都不可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也正是因为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廉价熟练的民工,一个民族的复兴才有了强大的动力。
鉴于前面三个理由,《劳动,渔舟唱晚》中的很多篇章,写的都是既有小我也有大我。比如《末班车》《午间小憩》《铸造》《纺织女工》《民工》《夯击》等等,都是小我和大我完美结合的典型。他们都是写实的,而深情也蕴含在里面,不需额外抒情,因为所包含的深情已经让人震撼。这些诗歌也正是一个民族的时代写照和缩影,对于后人来说,他们花费不多的时间,就可以在这些短短的诗行里,了解现在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和社会。我相信,这就是这些诗存在的理由、有可能流传的价值。
可能是我本身所处阶层的缘故,对此更有切身的体验和刻骨的感受,比如《民工》《夯击》,特别是《夯击》,一下子就夯击到了我的心窝子里。情感的阀门被重重地撞开,我想放声大哭,我的生命有一种认同感,被关怀感,温暖感和归依感。作为民工,我的生命并非毫无意义,是有价值的。这首诗我读了数遍,数遍在心里默默地朗诵着,读完还在心潮澎湃。做一个民工也许很不幸,但读了这首诗,胸中竟涌起一种宿命般的悲壮。
我想让诗集里的这首诗来再现我以上的肤浅认知——
夯 击
请善待农民工吧
那些水泥桩般的汉子
从土里长出来
又被历史夯进土里
成为一幢幢高楼的基石
悬挂在脚手架上
蛰伏在污水管中
爬行在电缆沟里
脖子两侧青筋暴凸
如一截超载负重的螺纹钢
固守着不屈的自尊
沉默并非他们的本意
只因承受的挤压让他们无法分心
为抗衡冷漠和歧视
唯有咬紧牙关屏声敛息
这些肤色黧黑的男人
心底堆积了太多沉重
他们被使命反复夯实
也夯实着被许多人遗忘的良知
他们必须被夯击
必须深入底层
托起一个变革的时代
他们必须挺起双肩
扛起额外的思念和叹息
劳累在夯击,肮脏在夯击
危险在夯击,廉薪也在夯击
这一人群的整体质量
已远远超出了黄金的比重
泥土般朴实的亲人啊
我岩石般坚强的父兄
二十世纪的接力棒
就在你们的手里传递
频频提速的中国列车
燃烧着你们的血液!
(2015年12月)

作者汪天钊(左),曾用网名“蟋蟀”“埋头赶路”,1971年生。首届奔流文学签约作者,洛阳晚报专栏作者,洛阳文学院第四届特约创作员。作品散见《散文选刊》《奔流》《牡丹》《黄河文学》《光明日报》等诸多媒体并多次获奖。《春天农事》获河南首届奔流文学奖散文奖,《天降的修行者》入选《2016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2022年6月26日凌晨1时因病逝世,享年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