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雪诗论 ll 王国钦 （下） 浅议“三应诗”的当代文化意义 ——以毛泽东主席的唱和诗词为例论精华热点

“毛式唱和”及其艺术奇观

     在《毛泽东诗词鉴赏·增订二版》中，毛泽东主席的作品从原来的56首增加到67首。《毛泽东诗词唱和》由著名诗人贺敬之题写书名，是国内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学术性专题著作。该书分为两辑，共选录唱和作品159首。第一辑选录唱和作品117首，其中毛泽东主席的23首（“选动”15首，“规动”8首），占他自己全部67首作品的三分之一。这说明毛泽东很好地扮演了“选动”与“规动”的双重角色，并且在“唱”与“和”两方面都具备深厚的艺术修养。同时，也艺术地印证了毛泽东主席历来为人称道的领袖风范与君子胸怀。

     集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哲学家、书法家、诗词家等多重身份于一体，毛泽东主席所有的唱和作品，“情不由己”地成就了当代诗词创作的“大家手笔。此前，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毛体书法”的说法，那是对毛泽东主席特色书法的高度赞誉。既然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创作具有更为重要的艺术成就，那么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毛式唱和”的学术概念？笔者认为：从《毛泽东诗词唱和》一书来看，这个“毛式唱和”不仅早已客观存在，而且已形成一个几乎无与伦比的艺术奇观。

    第一，无论是以“选动”而“首唱”或者是以“规动”而“和唱”，毛泽东主席总能自觉不自觉地在深度、气度、情怀、格调、境界上“棋高一着”“技高一筹”。“首唱”如《沁园春·雪》、七律《登庐山》等作品，《沁园春·雪》早已成为经典的不朽之作而脍炙人口。“和唱”如《蝶恋花·答李淑一》《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七律《答友人》等作品，《蝶恋花·答李淑一》开创性地运用浪漫主义艺术方法表现革命同志在现实生活中的伟大爱情及真挚友情，诚可谓“感天地而泣鬼神”。

    第二，就一般唱和而言，针对“选动”的“规动”创作难度较大。因为“规动”不仅是在规则方面的形式选择，而且还要避开“选动”在语言、词语、意象、境界等方面的重复。在毛泽东主席“规动”作品中，既有针对诗的“和唱”，也有针对词的“和唱”。伟大如毛泽东主席，非常善于在“规动”中后发制人、后来居上，尤其善于通过“规动”展示其卓越的艺术才华。

    让我们对比欣赏一下陆游与毛泽东的两首隔代《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陆游的这首《卜算子·咏梅》以梅喻人，上阕写梅花的逆境遭际，下阕写梅花的气节操守。1961年12月27日，毛泽东批示内部印发其《卜算子·咏梅》时，曾在陆游的原词之后加注说明：“作者北伐主张失败，皇帝不信任他，卖国分子打击他。自己陷于孤立，感到苍凉寂寞，因作此词。”后代读者从梅花的命运与品格中，在看到陆游那无可奈何之落寞身影的同时，也自然从中意会了词人那“零落成泥碾作尘”之后的玉洁冰清的精神世界。而毛泽东在其“和唱”《卜算子·咏梅》小序中，则开宗明义地说明要“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同样是以梅喻人。梅花美丽、积极、勇敢、坚贞的艺术形象，通过上阕的一个“俏”字表露无遗，更通过下阕的一个“笑”字令人耳目全新。从某种意义而言，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在艺术成就上丝毫不输于陆游；而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在思想境界上相对于毛泽东的作品就只能自叹不如了。如果说陆游的作品体现了一种“寂寞”中的凄清之美，而毛泽东主席的作品则体现了一种“烂漫”中的热烈之美——当然，这其中肯定具有时代局限的因素，但却也不无作者本人的胸怀与境界之差异。

    第三，由于毛泽东本人身份的特殊性，有机缘、有能力、有水平与之进行诗词唱和者，多是政治界、军事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如罗章龙、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柳亚子、林伯渠、郭沫若、郭化若、杨开慧、李淑一、赵朴初、周世钊、孙俍工、陶铸、邓拓等。因而，毛泽东的这些唱和之作，更多地体现出“以诗言志”的突出特征。在一般的体裁形式上，他往往能艺术地融进一些相关的时事内容。如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的这首和唱作品，创作于当时复杂的国际背景之下，是一首针对性很强的政论诗。在“金猴奋起千钧棒”的鲜明艺术形象中，作者既高屋建瓴又循循善诱，准确地分析出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妖雾”现象之后那“玉宇澄清万里埃”的精神实质，让振聋发聩的思想在令人深思的诗句中得以充分的艺术展示。

    又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起句就表现出一种超越时空的豪气：“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这些词句对当时国际上反共反华逆流中的某些事件，进行了无情嘲弄和辛辣讽刺。再如他早期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写给罗章龙的这些诗句，真诚地袒露出那一代革命青年的远大志向与宽广情怀。即便是在早期给夫人杨开慧的《贺新郎·别友》中，毛泽东也写下了“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这样激情豪迈的词句。其中所深深表现的，不是一般青年人的儿女情长，而是两人一并献身革命、同心勇往直前的情感约定。

    至于毛泽东的这两首和唱作品与郭沫若的两首原唱作品相比较，仅在艺术方面就已经高下自见了。

    第四，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是他身上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人格魅力，而这种魅力在他的“和唱”作品中表现得尤其淋漓尽致。如在《毛泽东诗词唱和》一书中，我们就能够尤为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主席作为革命领袖的特殊凝聚力。通过和唱，毛泽东主席能够迅速引领“唱和者”既心甘情愿又心情舒畅地转变观念，从而使自己在思想上成为一个大“赢”家，使对方在意识上成为一个同“路”人。

    从现有的毛泽东的唱和作品来看，与之唱和最多的无疑是南社主要发起人柳亚子。作为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柳亚子在热爱民主、倾向革命的同时，肯定也有着自己思想的发展轨迹。比如七律《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谖。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这分明是作者在对某些事件不明白、不理解时的情绪性“牢骚”。为了更好地建立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毛泽东很快就非常友善、非常策略地给柳亚子“和”了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在这首诗中，首先回忆了与柳亚子之间数十年的深情厚谊，委婉地劝他留在北京共商国是，使柳亚子从内心真切地感受到一代领袖对友人的深挚感情和博大胸怀。颈联“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两句，充满了既真切关爱又深入浅出的思辨哲理。柳亚子读过毛泽东的这首和诗之后，则不禁又感慨万千地一连写下61首步韵和唱，对毛泽东的胸怀及风范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与赞扬。

    郭沫若也是与毛泽东唱和较多的文化名家之一。而他在每一次的唱和过程中，都由衷地表现出对毛泽东的无比钦佩与尊敬之情。如他的《满江红·领袖颂》，一起句就写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又如他在《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中写道：“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中，反复表达了对毛泽东在政治和艺术上心悦诚服的崇拜。而这些，无疑都是因为毛泽东在人格、胸怀、气质、风度、艺术等方面魅力的综合影响所致。

    第五，最能够代表毛泽东唱和风采和艺术特点的，还是他那首千古绝唱《沁园春·雪》。通过平平仄仄的艺术表达，通过对北国之雪的深情描写，通过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独特感悟，词人在作品中充分抒发了他雄视百代的远大抱负与革命豪情。这首词当时在《新民报·晚刊》发表之后，整个山城重庆完全被震撼了、被折服了。一时之间，围绕这首词立刻出现了一个喷涌般竞相和唱的文化奇观，国民党更是组织许多御用文人对此进行针对性“围剿”。但是，在数十首甚至上百首的诗词和唱中，尽管柳亚子曾写出了“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这样的佳句，但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艺术方面，却依然无人能够和唱出一首与毛泽东原唱相比肩、相媲美的《沁园春》。

    为什么？因为毛泽东这首词的画面之壮阔雄伟、景象之壮观雄浑、意境之壮美高远，是任何一首和唱都不具备的。因为这首词不仅在艺术上“唱”出了风格，在思想上“唱”出了风采，而且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中“唱”出了前无古人的领袖风范，“唱”出了千军万马难以达到的文化影响。正因为如此，无论其“选动”或“规动”作品，多能创造空前的诗词艺术境界，成就新的美学艺术高峰，进而形成古往今来不可复制的唱和艺术奇观。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沁园春·雪》这首词的煞拍，既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未来的充分自信，也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若以之用于笔者对毛泽东诗词唱和的一种情感表达，那应该是再也合适不过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是毛泽东主席诗词（包括唱和）艺术的显著特色。而这些艺术特色，对我们当代的诗词唱和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典范效应，对当代诗词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粗浅言之，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心时事、关注国运，是毛泽东主席诗词的主旋律，其作品影响广泛持久、深入人心。唐代的伟大诗人白居易有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仅从毛泽东主席的唱和诗词而言，其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当代典范。1958年6月，毛泽东主席从报纸上得知我国消灭血吸虫之际，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两首七律《送瘟神》。在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肆虐开始之际，毛泽东主席的两首《送瘟神》，再一次彰显了重大的思想及艺术影响。如抗“疫”诗词选《赞歌献给功勋与英雄》主编姚待献先生，在作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依韵毛泽东<送瘟神>其一》中写到：

疫漫江城引病魔，九州协力战危疴。

雪霜始见梅花骨，风雨犹闻壮士歌。

信有春阳临禹甸，重教大爱护山河。

旌旗猎猎摇三镇，定送瘟神入逝波。 

    在此时刻，笔者也曾不揣浅陋地步韵毛泽东主席元玉写到：“庚子横灾史上多，锁云武汉又如何？  由他冰雪从天降，听我松梅动地歌。曾记烟焚失门虎，未忘园毁哭天河。抢援众志成城日，要送瘟神入逝波。”自疫情发生以来，此类唱和作品很多，无论是对于江城武汉初期抗“疫”工作的大力支持，或者是对抗击疫情在全国传播多年来的精神支撑，无疑都具有其特殊的积极意义。

（二）隨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国的“嫦娥”登月、“神舟”巡天、“北斗”组网等伟大科技成就，每一次都会不由自主地引发众多诗人词家得意地“选动”、自豪地“规动”，从而形成一个又一个的诗词唱和浪潮。客观而言，这与毛泽东主席诗词的影响依然是密不可分的。1965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其《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豪迈词句，不仅为全国人民所广为传颂，而且持久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拼搏奋斗，一步一步地登上各个科学高峰。诗人王浩之在一首《水调歌头•丙申中秋现场观看天宫二号升空》中写到：

碧落湛如洗，又挂一轮圆。东风城外空静，万象却无眠。总控部中传令，观礼台前凝目，快意满胸填。雷火霎时起，呼啸向高天。   

别遥岑，穿银汉，对婵娟。探寻宇宙原委，何惜自身燃。解答屈平疑问，领略稼轩词句，我有发言权。来日倘相遇，岂肯让先贤。

    这两首相距半个多世纪的《水调歌头》，虽然作者身份大有不同，但读者不是能够感受到同样一种大无畏的科学精神吗？

   （三）毋庸置疑，中华诗词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学形式之一，诗词唱和是最具文化特色的文学活动之一。这种传统文学形式的当代实践，不分年龄长幼，无论身份地位，遑言海角天涯。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够随时进行。其在当代诗词创作中的延续，不仅可以活化地继承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学传统，而且能够使这种优秀传统得以复活与成长、进步与弘扬。尤其对于曾因“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中断将近一个世纪的诗词传统，初学者无疑具有其参与的普及性、学习的趣味性、行为的情感化等特点。对于更多群体者而言，也具有其切磋诗词水平、加深情感交流、强化文化素养、提升思想境界等诸多优势。而这些特点与优势，对于新时代的文化事业建设来说，则是其他文化践行无论如何都难以替代的。

          2022年7月6日  定稿于中州知时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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