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胄眼里的“信”
止 若
人生在世，不可言而无信。《论语·为政》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说的是做人，不可以不讲信用。然而，人光讲信用却还很不够。人在职场，随时都会面临信守“公信”与讲究“私信”的严峻考验，如何守信具有天壤之别。
人非生而知之者，守信也可以史为鉴。《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云：“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所亡滋多。”左丘明认为赵国走向衰落的根源，在于原大夫的“失信”。而初唐大臣戴胄，对“信”的见解却尤为深刻。
戴胄，字玄胤，谥号忠。他忠诚清廉，刚正不阿，颇有政治头脑，“处繁治剧，众务毕举”，多次冒犯皇威而严格执法，颇受唐太宗李世民的重用，官至尚书左丞、检校吏部尚书。
据《资治通鉴·唐纪》载：戴胄任大理寺少卿时，有许多假冒资历和祖荫的候补侯选官员，唐太宗令其出首，自己若不“出首”者，就要处以死刑。不久，有个假冒资历者被发觉，唐太宗要处斩，戴胄则奏道：“依法应流放。”唐太宗怒曰：“你要遵守成法而使我失去信用吗？”戴胄说：“（您的）命令不过是一时愤怒发出的，而法律则是向天下人宣布的大信。……现在依法重新做出了处理，就是忍住了小的愤怒而使大信得以存在了。”唐太宗说：“你能严格执行法律，我又忧虑些什么呢？”……“于是天下无怨狱矣”。
说“天下无怨狱矣”，未免言过其实，因为一个戴胄不足以证明所有官员都视“法律为天下之大信”，而严格依法办事。倒是“贞观之治”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国泰民安，与唐太宗李世民有错能改，重用贤能，坚守“大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设若初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徇私枉法的官员如云，恐怕也会造假说谎成风，而经济社会管理紊乱无序，人心涣散。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春秋时原大夫“失信”而赵衰，初唐时君臣“守信”而国兴。但愿人们从历史这面镜子中看到“信的大小”之分，正确处理讲“大信”与讲“小信”的关系，自觉远离吹牛撒谎、以假乱真、坑蒙拐骗之类，一言九鼎，言而有信。
（原载1993年第四期《陕西人大·杂谈》，期刊《陕西人大》是《民意》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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