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发文仅为分享一种观点。一百年过去了，而且国家情况不同，情形是否有所不同？

《乌合之众》(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是一本篇幅不长、但在世界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作者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1931) 是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书中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对人们理解集体行为的作用以及对社会心理学的思考发挥了巨大影响。《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在西方已印至第29版，其观点新颖，语言生动，是群体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佳作。在《乌合之众》这本书里，勒庞花费了其中相当的篇幅去评论法国的教育，尤其是应试教育制度，因为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与乌合之众的产生是有密切而天然的关系。

人们常常会持有一项错误的观点：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

这种观点坚持认为，教育会万无一失地改造民众，甚至于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这种观点被人们不断地重复，当它被重复得足够多时，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以至于今天要想击败这种观念，就像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然而我们要说的是，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甚至在某些时候，只要进行不良引导，教育的坏处还会大于好处。

统计学家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根据他们的观点，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会的一些最坏的敌人，也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根据一本著作显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率是3：1，在50年的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增长了整整1.3倍之多。这一点在法国体现得尤为显著，因为法国的年轻人犯罪率大幅度攀升，而人尽皆知的是，法国为了这些年轻人，已经用免费义务制教育取代了交费制。而那些成为社会敌人的社会主义者，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危险状况，都是因为这种教育制度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心理学基础上面，这种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只要一个人的成绩足够好，那么他的智力就会获得稳步提高。

由于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强化许多手册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意识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

于是，许多孩子在学校里开始对着一篇篇语法和纲要努力，做到准确重复，出色模仿，直到变成学舌的鹦鹉为止，这种教育的惟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应试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孩子们示以同情，这些虽然没有在小学里从事必要的学习，但好歹还被教会了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然而，这种制度造成的危险要远比这严重得多，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

应试教育的结果是，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

学习的唯一目的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在这样的行当里想要取得成功，根本不需要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点个人的主动性。

说到底，应试教育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这个群体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

而在最高层，它又培养出一群轻浮的权贵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尽管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量炫耀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官差。只在塞纳一地，就有几千名男女教师失业，这些人全都蔑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而被选中的人数却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我们了解了引发群众运动的五大导火索，然而对于教育因素，我们还应当额外说上几句题外话。很明显，法国在教育制度上犯了不小的错误，它进行的唯一价值就是，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添加了数以万计的懒汉、寄生虫和不安定因素。放眼全世界，犯下此种错误的民族还大有存在。显然，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民众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揭示出我们的错误。只有经验能够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让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辛勤开拓事业。

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向人灌输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大量教科书，是绝对不可能提高人的智力水平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而这些优良品质，偏偏是不能从死啃书本中得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固然可以充当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们接受到有益的教育，让它帮助孩子们获得正确的观念呢？

要知道，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因此，我们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只有采用这种方式，孩子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而我们的年轻人，却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关在学校里，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

毫不客气地说，在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人在几年里把他们的时间和努力浪费掉了，而且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他们中间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为了考试而活着，然后被残酷地淘汰掉。另外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成功地得到了某种学历、证书或一纸文凭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个答辩团，在连续两小时的时间里，怀着对科学家团体，即一切人类知识的活清单的敬畏，他们要做到正确或是绝对正确。

然后，甚至用不了一个月，他们便不再是这样。他们不可能再通过考试。他们脑子里那些过多的、过于沉重的所学不断流失，且没有新东西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枯竭了，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然而他也是个筋疲力尽的人。他成家立业，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这种俗套，他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许还算本份，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

在教育青年人的方面，英国人与美国人明显做得更好。英国并没有我们那样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并不是建立在啃书本上，而是建立在专业课程上。比如说，英国人的工程师并不是在学校学出来的，而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的。这种办法表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力允许他达到的水平。如果他是个平庸的人，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可以成为工人或领班，如果天资不俗的话，他便会成为工程师。与个人前程全取决他在19岁时一次几小时考试的做法相比，这种办法更民主，对社会的好处也更多。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那些十分年轻便开始学业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一些一般性的教育过程，因此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可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进去，而且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空闲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技能，逐渐把自己充实成为一个全面而健康的人。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并且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因为这些工作就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正因为如此，英国和美国的年轻人很快便处在能够尽量发挥自己能力的位置上。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变成了一部发动机。

我们不妨看一下笛福的小说主人公鲁宾逊，尽管他只是一个文学形象，却反映了英国教育的成功，当鲁宾逊流落于荒岛上时，他发挥了自己的全部能力，像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那样，白手创立了一番事业，而这正和英美两国的教育目标相一致。而在制度与此相反的法国，一代又一代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还能够接受，然而这种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不断脱节的趋势却令人着实难忍。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有点长得过头了，而且负担过重。即使是采用的方法也糟糕透顶，以至于已经成为了一种严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为此，我们不妨看一下我们的教育制度都做了些什么。

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培养懒汉的寄宿制度、过多的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繁重的功课、对今后的时代完全没有考虑、对人的职业缺乏安排、对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装聋作哑、不考虑学生如何适应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教给学生如何保持坚强意志……

反过来呢？所有必要的准备、所有最重要的学习、那些丰富的常识、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凡是该赋予年轻人的东西，我们的学校一样也没有教。这样看起来，我们的教育不但远远没有让他们获得生存能力的素质，反而破坏了他们的这种素质。正因为该准备的没有准备，才使得我们的年轻人一旦走入社会，进入他的活动领域，就开始遭遇一系列的痛苦与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可以说，这样的教育制度，对年轻人的精神和道德都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存在着难于恢复的可能，

在年轻人的心目中，那种在学校中形成的幻想与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彻底地破灭了，这种强烈的欺骗感、强烈的失望感，是一个心理素质不完备的青年人绝对难以承受的。也许有人会认为，以上对于教育制度的批判，已经严重脱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然而可曾有人想过，那些今日正在群体中酝酿，明日就会出现的各种想法和信念，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产生的土壤又究竟是怎样的呢？

当我们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更有理由知道，那些被恶化的群众头脑，究竟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

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一点，还任由我们的学校培养一批批狂热的暴徒、无知的民众，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为我们的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必将是我们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