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传承（1947--1950年）            张. 道. 子

母亲李月娥，父亲张汉书的照片全家几经逃亡已失，这是我永远的痛。

我家的成份比较复杂，原因是陕北经过两次土改。第一次是1933年，不叫土地改革，而叫土地革命。当时还是红军时代，被定为上中农，亦即富裕中农。

据奶奶讲，我家的地确实不少，不过几乎都是枣林地，不打粮食。我家在村里属老二门，我的老爷爷，即曾祖父张应奎是陕北高道，坐化升仙。我家祖辈过红白喜事都是素席，素席是高档宴席。爷爷弟兄三人，我的大爷爷张文学曾住过永宁寺。永宁寺的庙产包括黄河滩的一些滩地，打的粮食和收的枣子归看庙的人。

所以，大爷爷家庭比较殷实，与此也有关系。我的爷爷张文长行二。大爷爷和我爷爷我都记不得了，只有三爷爷记得清清楚楚。

三个爷爷三座院子，这在那年月也算是上等家庭了。到父亲这一辈弟兄四人，我的爷爷和三爷爷都是单传，只有大爷爷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爷爷家大叔叫张汉朋，二叔叫张汉相。由于我们几家关系亲如一家，大叔我们叫大爹，二叔我们叫二大。古人云：〝好家当怕的三份分〞，大爷爷家一分家就分成了贫农，而我家单传没有分家，所以，1933年土地革命就定为富裕中农。

幸亏爷爷看见形势不对，赶紧将土地白白送给无地或少地的家户，这才在1947年的土地改革中定了个贫农。

那时，我的爷爷张文长是村长。红军与白军经常处于拉锯战的状态，白军的事情要应付，红军的事情也要应付。有一年，我们村的老红军张应考被国民党杀害，头割下来吊到他家大门上，专门让村里人与过路人看。

我的爷爷就去向国民党负责人交涉，建议埋了，不要让村里人害怕。谁知道国民党负责人认为他这是通匪，就把他五花大绑地拉出村外，一直拉到解家沟村，准备枪毙他。正好被我刘家山村的亲戚白玉泉爸，小名叫沟有发现，他能认识这位国民党负责人，说了情，最后才把我爷爷放了回来。

我的爷爷只活了五十六岁，在我两、三岁时就去世了，所以，我根本记不得他。三爷爷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我的奶奶贺氏，是沿黄河向上的进士头村人。进士头村是否出过进士不得而知。

我奶奶也忌口，因为，我们家作亲有个原则，就是必须是忌口人，吃荤腥的姑娘不要。这是老辈子留下来道家的规矩。我奶奶是完全的小脚，〝三寸金莲〞。

由于娘家吃不上，早早就小送到张家畔我爷爷家。小送就是不到结婚年龄，就把姑娘送到婆家，这也是我三奶奶看不起我奶奶的一个原因。我奶奶是村里村外有名的〝接生婆〞，现在叫妇产科大夫。但她的接生完全是免费的，不收任何费用，只收一尺红布，免冲运气。

因为，那时把女人生孩子看做是不干净的事情。奶奶一直到走不动了，还有人来我们家把奶奶背去接生。有时，奶奶接生也能带回来几个白面馍馍，我们弟兄几个抢着吃。奶奶不仅是接生婆，而且是医生。她的小箱子里经常放的是土龙骨、朱砂等药，土龙骨可以止血，朱砂可以镇神。她也知道许多草药的药性和用法。比如她经常熬猪耳朵草(车前子)让我们喝，她说下火。有时我们感冒了，奶奶也让我们多盖几床被子蒙头发汗。

奶奶不仅用药治病，同时，也用术，即咒语治病。奶奶的咒语，一个是用在送鬼，一个是用在叫魂。我们小时候患了病，奶奶就是用这几招给我们看病的。

叫魂用的是一个箩筐，里边放上小孩的衣服和一些枣子之类的吃食，然后，在夜深人静时，两个人去到小孩经常玩的路口，她一手拿箩筐，一手拿赶面杖，口里叫小孩的名字，让小孩跟她回来。

她叫一声，另一人，一般是我母亲答：回来了。就这样，一个叫，一个应，回到家门口，站在门坎上向外再叫三声。然后，她把箩筐在小孩的头上转上几圈，口里念念有词。有时我们还醒着，专门听她念什么。

但更多的还是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有：“旧时的人，旧时的马，真魂勒马交上身，带上身”， “安前心，安后心，安的前后不漏风” ，等等。

送鬼的程序是相反的，先用一碗水里放一撮米，再放一撮面。颠倒扣一个酒序，然后，酒序上放几张黄纸，点着，酒序一烧热，里边的空气就跑出来，使碗里的水冒气泡。再拿一把菜刀，用刀背在炕沿上敲几下，口里念念有词：“太上老君玉皇勒令：现在夜深人静，正是你行马出路的时间，你不要缠簸箩，绞簸箕，出门骑马的有，坐骄的有，穿红的有，戴绿的有。十字路口等待吃食”，等等。念完后，把碗里的水端出去泼在十字路口。

咒语的道理一直到我奶奶去世几十年后的2013年，在昆明召开的第四届人天观研讨大会上，台湾大学的校长李嗣涔教授的发言，才使我明白，咒语实际上是一种量子纠缠，是一种场作用，李校长叫挠场。能不能治病，全看念咒语人的功力如何，能不能搅散致病的挠场。会上，我与李校长有过交流，也互赠书籍。

这次会议上，我也作了大会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科学与旋（玄）学是互补的” 。奶奶自己生了十几个孩子，只活了三个，我的父亲，还有两个姑姑。大姑嫁到四十里远、毛泽东曾经住过的袁家沟旁边的崔家塌村。袁家沟曾出过四位省委书记。

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陕西省委书记白治民，还有后来的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白治民还当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白恩培就是白治民的侄儿。

离袁家沟不远的后山里村，也是个出官的地方，白相银曾任过外贸部部长和驻苏联大使。

1966年我在北京串连，接待站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听出我的清涧口音，问我是那个村的，我说是张家畔的。她说她家是后山里的，是同一个乡镇的，我估量她有可能就是白相银一家的人。大姑家光景一直还可以，她家有几棵杏树，特大，特绵，挺好吃，我跟奶奶经常去大姑家吃杏。大姑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二姑嫁到河口，没多年就殁了。二姑父续娶的妻子，我们仍叫二姑。后二姑和我家相处的如同亲姑姑一样，不管大事小事，都与大姑一样对待。我们小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二姑是后续的。正月里河口闹秧歌，我和父亲经常去二姑家吃饭。

我就是吃二姑家的枣，才知道河口的枣比张家畔的枣要好得多。还记得有一次我偷拿父亲的哈德门纸烟装大，给河口的小伙伴们发烟，一人一支。被我的表兄看到了，他告诉了我的父亲，我害怕挨打，就跑回了张家畔。

我的母亲李月娥，大我父亲一岁，也忌口。娘家是黄河西岸太极湾旁边的李家畔村人。我的老外爷是监生，外爷有三个儿子，六个女儿。

我父亲和母亲结婚时，父亲十三岁，母亲十四岁。而且，隔一条无定河，河西是国民党统治区，称为白区，而河东则是共产党割据区，称为红区。渡口完全封闭，不通行，比两个国家还隔绝。迎亲人把我母亲偷偷引的过了无定河，进了张家畔村吹鼓手班子才敢放开来吹吹打打。

从村子的上、下湾转了一圈，程序就算完了。与奶奶完全的小脚不同，母亲的脚是半大脚，就是外婆和外爷给她缠脚时，她哭闹的不行。因为，缠脚要把脚趾头的骨头折断，然后，缠起来。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不仅疼，而且是钻心的疼。

所以，在母亲的哭闹之下，也就不了了之。这充分体现出那个不解放和刚解放，封建和半封建交织的时代特色。我出生于1947年农历七月初六辰时，属猪。

一生下来，就遇到胡宗南进攻陕北，全家逃反，藏寨子。虽然时间不长，共产党就重新解放了这里。

我家在张家畔下村中间，座西向东，朝阳，而且，面山很好。院墙外面一条大路南通河口、王家河、玉家河，直达清涧城。北通高坪洼、大有坪、高杰村，直达绥德城。

院子的北边是我三爷爷家，院子的南边是我大爷爷家，三个爷爷三座院子。每个院子五孔窑的地基。分院子的时候是抓阄抓的，正好从南往北排，老大、老二、老三。三奶奶是女强人，三个奶奶中最她厉害。她本想要中间的院子，但抓阄没有抓到，就经常寻我爷爷奶奶的事。我爷爷奶奶生性软弱，能忍则忍，能让则让。首先是三奶奶家修紧靠我家的那孔窑洞时，有意跨界修窑，致使我家紧挨他家的那孔窑，只修了半截就不能再修了，要再修就穿透了，所以，这孔窑实际上是废了。

我大爷爷家定为贫农，我爷爷家定为富裕中农，亦即上中农，而我三爷爷家定为富农。我三爷爷家之所以能定为富农，主要是我三大叔早年在河口办花纱布公司赚了不少钱，在共产党盯上他时，土匪也盯上了他。

电影里常演的游击队收编土匪的事，那都是有原型的。有一次，土匪进村绑票，将我三大叔吊起来，用烧红的铁锹在身上烙，拷打的问他要钱。结果如何，要到了没有，要走多少，吓得谁也不敢出门，他家人不说，也就没有人知道了。待到我们这一辈，大爷爷家两个儿子张汉朋大爹和张汉相二大都是单传，张汉朋大爹的儿子张树升，出生那年正好是红军东征时间，沿无定河两岸白军与红军经常处于拉据战的状态。

不管什么军队一来，老百姓就跑反。那时，大爹随军不在家，我大娘一个小脚女人，背两个娃跑石塌路那里能行，有一次为了照顾大女儿，就把刚出生的张树升大哥丢在了石塌上不要了。我奶奶后边来，一看见赶快抱起来就跑，救了大哥张树升的一条命。

张汉相二大的儿子叫张树旺，三爷爷家儿子张汉全没有儿子，而我母亲连续生了四个儿子。这对争强好胜的三大叔张汉全夫妇来说，实在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现实。我至今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三大叔说他会看手相算命，一群小孩就一个一个让他看手相算命。轮到我时，我把手伸上让他看，他说我是窗格子上的土命。

这说明两点：1  他确实会算命，因为我确实是土命，而且，我没有给他报任何生辰八字，他就知道我是土命，这说明他对我的生辰八字了如指掌。其实，这也不奇怪，上下院子谁家出生了孩子，生辰八字当然是一清二楚的。

2  星象学上根本就没有窗格子上的土命这一条，由此说明，他希望我们弟兄几个未来的命运就像窗格子上落的土那样命薄。按家族的传统习惯，我三大叔家没有儿子，我大爹和二大家又都是单传，那么，我家弟兄多，就应当过继给三大叔家一个。

为此，我父亲和我母亲经常吵架。我父亲认为，只要三大叔家提出要，我家就不能不给，并提出给三弟张树旗。理由是，我是老大不能给，这是规矩，老二张树恩，性格倔强不随和，肯定不去。只有老三张树旗，性格随和，所以，他去最合适。但对于父亲的意见，我母亲强烈反对。

其理由是，我三大婶子极难伺候，并以我三大叔家抚养的招存为例子，说：兵旗（三弟的小名）去了要受折磨，还有将来老了伺候不下，两家还会结不好。

两人说的都有道理，三弟张树旗还很小，不懂给人是啥意思，所以，也不管这些事。我和二弟都拥护母亲的意见，认为不能给。其实，这都是多操了的心，

三大叔家根本就没有打算要我们弟兄中的任何人。我三大婶子生的孩子存活不住，他家就抚养了招存姐，之后，就生了女儿梁存。梁存长大后，就招了亲。梁存招的这个女婿白四升很明智，从不参与村里家长里短之事。

白四升是离张家畔二里路的玉家山村人，父亲叫白累，大哥白光钊、二哥白光锡、三哥白光川都是好人，二哥白光锡是小学高我几届的同学，三哥白光川是我小学和中学的同班同学，很活泼。我记得他还当过兵，不过他早早就去世了。

作者简介：张.道.子，1947年生，陕西清涧县人，现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曾任一些企业的厂长，经理和报社的总编，也在市政府呆过多年，办过二十年民办学校。出版有多部专著，其中《绝对相对力学》，提出张氏十二定律；《常道》，提出张氏十二解道；《互补论》，提出张氏十二哲理；《绝对相对经济学》，揭开《资本论》的迷雾；还有大型回忆录《追梦》翔实记录了饥饿岁月，动乱年代和希望之春的真实人生轨迹，受到众多学者的好评。曾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格物》等报刊杂志发表过数十篇文章。多次应邀在国内外作学术报告，2018年出席世界哲学大会。一生＂烟，酒，肉，赌＂四大戒，每天禅坐，站桩，练太极，修身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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