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张亚月、梁兴国译 中信出版社 2013 转自设计与哲学公众号

才智是指理解事物时的一种敏锐性，它明显不同于这样一种能力——对被理解了的事物采取明智行动的能力。——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

智力，并不就是智慧。正如托马斯·卡莱尔描述哈莉特·泰勒（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朋友，后来成为密尔的妻子）的思想时所说，会有这样一种智力存在，即一种“不明智的智力”。纯粹的脑力就是智力，它是理解和运用复杂概念和理念的能力。但智力也可能会受到概念和理念的役使，而导向错误的结论和不明智的行为。在考虑进去所有相关因素后，包括那些被机巧的智力建构排除掉的因素后，人们可能就会发现这一点。

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这样一个经典案例，即它是对于一个根本上的错误概念所展开的智力上技艺精湛的鸿篇伟制。具体而言，《资本论》所呈现的错误观念就是：“劳动”（即对原材料的物理处理）和生产工具，是财富的真正来源。如果马克思的这一观念为真，那么拥有众多劳动力和很少技术或创业活动的国家，将会比拥有很少劳动力和很多技术或创业活动的国家更为繁荣；但显而易见，实际上的情形却是截然相反。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约翰•罗尔斯精致而复杂的著作《正义论》中，在其中，正义成为了一种毫无疑问要比其他任何社会考量都更为重要的东西。但是显然，如果任意两种东西有丝毫价值，那么一种东西不可能绝对性地比另一种东西更有价值。一枚钻石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一枚硬币，但是足够多的硬币，其价值将远远超过任何钻石。

与智力相对应的才智

理解和运用复杂理念的能力足以用来定义智力，但是不足以涵盖才智。才智还包括：在选择相关解释因素时、在为任何新出现的理论确立实证检验时的严谨判断，以及这种严谨判断与智力的结合。才智减去判断就是智力。智慧，则是所有品质中最为稀缺和珍贵的，它将智力、知识、经验和判断等综合起来，并以某种方式形成融会贯通的理解。

智慧是对这一古老箴言的全面实现：“从你经历的一切中获得理解。”智慧需要一种自律，也需要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理解，其中包括对个人经历和理性本身之限制的理解。智力的反面是迟钝或者迟笨；但是智慧的反面是愚昧，而愚昧要比迟钝或迟笨危险许多。

乔治·奥维尔曾经说过：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会有某个知识分子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那些理念。在这方面，20世纪知识分子的记录尤其令人震惊。

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缺乏知识分子支持者；这些独裁者不仅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拥有自己国家之外的民主国家内的知识分子支持者；因为在那些民主国家里，人们可以自由表达其思想。在西方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有各自的崇拜者、捍卫者和辩护者，尽管存在着这些事实：这些独裁者中的每个人最终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屠杀过本国人民，更甚于之前的专制政权。

定义知识分子

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在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时所指的是哪些人。本书所用的“知识分子”概念，是指一种职业种类，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处理理念，这些人有作家、学者等等。尽管脑外科医生或者工程师们也需要经历严苛的脑力训练，但大多数人不会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另外，事实上也没有人把那些最聪明、最成功的金融奇才当作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核心是“理念的处理者”。这种处理并不是对理念的个人性运用，比如像工程师运用复杂科学原理来建造高楼大厦或建造机械装置那样的个人运用。一个其工作可以被类比为“社会工程”的政策专家，很少会亲自监管他自己首创或倡导的计划。监管和执行的任务，留给了官僚、政治家、社会工作者、警察或者其他任何可能直接负责完成政策专家之理念的人们。这些政策专家的工作也许可以贴上“应用社会科学”这一类的标签，但是政策专家的工作从本质上看，其对普遍理念的运用仅仅是要产生出关于社会政策的更具体的理念，而那些具体理念的付诸实施则交由其他人来完成。

政策专家的工作并不是亲自执行这些具体想法，就像医生把医学应用到某个有血有肉的人身上，或者像工程师穿着长筒靴站在大楼或者桥梁的施工工地上那样。知识分子的成果，即其终端产品，是由理念所构成的。

乔纳斯·索尔克的成品是一种疫苗，就如比尔·盖茨的成品是计算机操作系统。尽管在这些成就或其他成就中也包含着脑力、洞察力和天赋，但这些人并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工作开始于理念并终结于理念，不管这些理念可能会对具体事情带来何种影响；理念所影响的这些事情和理念所带来的这些影响，往往并非由知识分子所承担，而是由别人所承担、承受的。亚当·斯密从未经营过商业，卡尔·马克思也从未管理过古拉格。

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都是知识分子。理念本身不仅是知识分子功能的核心，而且也是知识分子成就的评判标准，同时还是这种职业经常具有的危险诱惑力的根源。

学术世界的典型知识分子，举例来说，指的是身处那些被理念所渗透的领域中的人们。当我们想到学术知识分子的时候，通常不会想到大学的商学院、工程学院、医学院或者体育部门的人们。此外，学术知识分子中的流行意识形态和态度，通常在象牙塔中的这些具体院系中最为少见。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会发现社会学系比医学院更加一边倒地在政治上左倾，心理学系一般比工程学院更加左倾，英语系一般比经济系更加左倾，等等。

“伪知识分子”（pseudo-intellectual）一词，有时被用于形容知识分子这种职业里才智平平或者知识不那么渊博的人。但正如无论我们有多么失望，一个坏警官终究也还是一个警官那样，一位肤浅、糊涂或者不诚实的知识分子，终究还是这种职业中的成员，并且也还很有可能会被当成该职业中的典范。一旦我们明确了这一点：当我们说到知识分子时，我们所谈论的是对一种职业种类的描述，而不是对此职业中的人们所给予的尊称或所赋予的一种定性的标签。

对知识分子概念进行了这样一种职业性的界定后，我们就可以审视这种职业的特征，了解这种职业中的人们所面对的激励及限制因素，以便看清楚知识分子的那些职业特征是如何与他们的那种行为方式相互关联的。而我们想要最终探究清楚的最重大问题则是：知识阶层的行为，如何影响着他们所生活其中的社会。

某位知识分子的影响，或者一般而言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并不依赖于他们作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的影响。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那些直接面对广大民众发表演讲、发挥影响力的人。一般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一般知识分子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各自专业领域内的其他人的想法，或者受制于一般而言的其他知识分子的想法。

20世纪拥有极大影响力的一些书籍，出自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手；一般大众中很少有人读这些书，能理解的人更是少数。虽然这两位作者其著作中错综复杂的分析并没有太多影响力，但与之很不相同的是，这两位作者的结论却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上数量极多的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的传播而影响了普通大众。这些著作的显赫声名，为其众多追随者们增加了影响力、提供了自信，虽然许多追随者本人并不精通这些著作，甚至也没有努力去理解过这些著作。

即使普通大众很少知道其大名的某些知识分子，也拥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著作鲜为人知，甚至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圈子里也很少有人阅读，其中最为显著的是《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但这些著作开启了知识分子的“反革命浪潮”；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加入了这一浪潮；并且随着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和罗纳德·里根各自在英国和美国的主政，这一浪潮达到了其政治上的顶峰。虽然其著作鲜为人知，但哈耶克却激励了世界各地的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这些人继而让哈耶克的理念成为广泛讨论的主题，也成为制定政府政策时的影响因素。

哈耶克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典范；正如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所说：哈耶克作为一位思想家，就是“其死后或者其被遗忘一百年之后，那些从未听说过他的人们，也还会被其思想中的态度所影响”。

知识阶层

在理念生产者们多多少少有些固定化了的核心知识分子的周围，还围绕着许多被知识分子理念光辉所映照的外围人士，他们的角色是使用和传播这些理念。

这些人包括教师、记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幕僚、法官秘书，以及其他将自己的信念和行动建立在知识分子理念基础之上的人们。

新闻记者在其作为社论作者或专栏作家的角色当中，既是知识分子理念的消费者，又是他们自己理念的生产者，因而可以在这些角色中被视作知识分子。

这是因为：既然只要其终端产品是理念的人就被界定为知识分子，那么原创性就不是知识分子定义中最本质的成分。但在新闻记者担任报道者角色时，一般都会认为他们报道的是事实；然而就这些事实是按照知识分子中的主流观念而有所筛选、并且被有倾向性地加以报道而言，这些报道者也成为知识分子周围地带人士中的一部分。

他们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这个阶层包括但不仅限于知识分子。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人也属于知识阶层：他们的职业不太受知识分子理念的影响，但他们仍然有个人兴趣来跟进那些理念的最新发展，以便能在社交场合的讨论中援引这些理念；这些人乐于被其他人视为知识阶层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