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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背馍的岁月
作者/孙伟峰
我是以擦过线的分数惊险考上崇凝中学的。
坦率地说，尽管是这个秦岭北麓小土塬上的最高学府，崇凝中学毕竟是一所农村普通的高中，每年能考上大学的凤毛麟角，就这还是靠大量的复读生来撑门面，应届生基本上剃光头，要是能考上一个中专生都能轰动整个塬上。到这样的中学就读，我本能的想法就是先混三年，出来后再回家种地也不迟，再说，三年时间自己还能长不少力气呢，最起码，下地劳动就再也不怯火了。
学校环境不错，老师也很认真。可毕竟，崇凝中学是全渭南市十几所中学中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一所乡下高中，师资力量很落后，老师们大多数来自渭南师范学院的大专生，往往工作不到两三年，就调到城里的高中去了，这里只不过是他们曲线进城的跳板。更难堪的是，还有部分老师，其实就是塬上乡间的孩子，他们没能考上大学，只是凭借着某一门课比较优秀而被学校录用，直接成了一名教师----这不是妄言，至少我的英语老师就是这样，我至今记得从他嘴里发出的读音，带着一股浓浓的渭南口音。这样的师资力量，高考的升学率低就不难理解了。学生基本上分成了两类：一类是一门心思苦读书，希望考上大学跳出农门，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苦，拥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拥有一份不一样的人生，一年不行再复读一年，这样的孩子约莫有三分之一左右；另一类就是和我起初的想法一样，没有城市户口没有招工的希望，只能先混三年，以后的路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所以，那个时候崇凝中学的辍学率极高。我清楚的记得，高一时全年级共四个班，每班约莫有七八十号人年级共三百四十人左右，而到了高三的时候，仅剩了两个班（文理各一个），每班约莫四五十号人，能通过预选考试能参加高考的，仅有四十多人了，最终考上中专大专或者大学的，不超过十个人，这还是把经过复读考上的全部包括在内。很多辍学回家的同学不是种庄稼就是外出打工、做生意了，还有部分，甚至一出校门就结婚成家了。
我能坚持下来，源于父母一门心思不服输不认命的坚持，他们有着最朴素的想法：一定要让娃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改变命运，再也不能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出苦力劳作一辈子了。另外一个，是现实环境深刻的教育着我：我亲眼看见那些辍学回家的同学是怎样从刚开始的意气奋发到一两年之后的沉默寡言，被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染白了双鬓，他们苦楚无助的眼神深深的刺痛着我。看到这些，我不寒而栗，难道我的一生和他们一样，要被锁死在这种世代轮回的命运中？
我不甘心，也不想屈服，出路只有一条：苦！读！书！
学校距家十多里路，只能住校。农村中学，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上下两层的大通铺，一盏昏暗的灯泡挂在二梁上，时常有老鼠跑过，将梁上的灰尘抖落下来掉在床铺上或者刚泡上干馍的搪瓷缸里；门板是坏的，没有锁；窗户只剩下个窗框，冬天冷时用图钉钉上塑料纸就行。被褥一个挨一个的排开，晚上睡觉一翻身，快要散架的床板就会吱吱呀呀的响，和着此起彼伏的鼾声在宿舍里回荡。当然，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有床下一溜摆开的黄胶鞋和臭袜子散发出的酸爽味儿，以及几十个赤条条的大半小子的荷尔蒙味儿。晚上想爬起来上趟厕所，要摸着黑翻山越岭的横跨大半个通铺才能摸到木梯边，光着身子拉开门，在白亮的月光下哆哆嗦嗦的就地解决，然后再一溜烟的爬上通铺，蹦跳着回到自己的被窝。这时，免不了碰了这个的头或者磕了那个的胳膊，挨一顿呵斥或者骂声是常有的事，谁也不会在意。毕竟，谁都会有泄洪的需求，也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住宿环境的艰苦其实是次要的，最难解决的还是吃饭问题。学校有食堂，但基本上是老师和个别家境比较好的同学在食堂吃，因为，一般的农村家庭没有粮票，另一个办法就是把麦子交到镇上的粮站换成粮票----食堂是不直接收面粉的。另外，菜钱很贵，一份普通的大烩菜也要五毛钱，吃不起。想解决吃饭问题，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背馍。
每个周末的下午，母亲雷打不动的蒸上一锅馍，再做上一小搪瓷缸黄豆炒青菜或者买上点咸菜，偶尔给上一块钱----用以买笔和本子或者洗衣粉。我吃饱喝足，背上这一袋子馍和黄豆青菜，就准备到学校去了。临走前，无一例外的叮嘱就是：额娃要好好学习，不敢和老师顶嘴，不要和同学打架。我也无一例外的表示：知道了，知道了。然后，要么步行走路，要么骑上父亲的那辆吱呀作响的破旧二八自行车，一路风雨无阻向学校奔去。
到了学校，先到宿舍将馍袋子放上，然后到教室里上自习。晚上十点钟上完晚自习回到宿舍，一直到十二点熄灯，这段时间是一周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了，大家纷纷拿出自己从家里背来的馍和菜，互相交换着品尝。如果哪个同学的馍或者菜大家觉着不错，那他就要注意藏好，要不然不出一天就会不翼而飞，全军覆没，这周的生活可就难过了。
早上起来，冷水洗完脸刷完牙，赶紧到学校的锅炉房打上一缸子开水，冬天的馍又冷又硬，啃点干馍，喝点开水，然后急冲冲的向教室奔去，开始每天雷打不动的早读。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再拿上搪瓷缸急急忙忙的到锅炉房去打开水，这时的锅炉房人山人海，大家拥着挤着争先恐后的想早点打上开水，因为人比较多，锅炉又小，后面打上的所谓开水一般都是温吞吞的。偶尔，免不了你的水洒到了我的身上，我的水倒在了你的脚面上，推搡谩骂甚至打架都是难免的----毕竟都是血气方刚的大半小子。女生比较惨，很多只能等男同学打完了才能打上点温吞水，所以，维持秩序的老师一般都是让女生先打，男生后来----看起来还蛮绅士的。
开水端到宿舍，从布袋子里掏出干馍，掰小，泡到搪瓷缸，再撒点盐，从小搪瓷缸里小心翼翼的挖点黄豆青菜或者咸菜，倒进泡馍里，等会儿，馍泡懦软了开吃。不够，再啃点干馍，喝口馍汤，一顿饭就这样解决了。晚饭如此，一周如此。
坦率地说，泡馍偶尔吃一顿可以，天天如此，难免反胃，为了调下口味，大家经常是换着吃----你吃我背的馍，我吃你拿的菜，这样的后果是如果谁背的馍比较白或者拿的菜油水比较大，那他的肯定是最先吃完，撑不到周末了。所以到后来，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把自己的馍和菜小心藏好，吃的时候再拿出来。然而，宿舍就这么大，能藏到那儿去呢？
周六上午的课大家一般都心不在焉，下课铃刚响，老师还没有说下课的时候，教室后面的门已经被打开，就有迫不及待的同学冲出去，这时老师也不像平时要求那么严，不管那时讲课的兴致有多高，一般都按点下课，成全这些憋了一周的孩子们。
冲出教室，回到宿舍，背上馍袋，走路或者骑车，顿时，学校门口的那条冷清了一周的小路上涌满了人，大家鸟兽散般的各自回家，学校里也霎那间空空荡荡的，只剩下了老师和零星的几个在食堂吃饭的学生了。
周末下午，休整完毕的同学们再背着馍袋带着叮嘱回到了学校，新的一周重新开始。
时光不紧不慢的过着，两年之后的高三那年，我实在忍受不了馍上的霉点和青菜黄豆的馊味，忍受不了干馍的冷硬和泡馍的懦软，忍受不了上课时时常从胃里泛起的酸水，央求着父亲给我到粮站换上一袋子面粉，到学校食堂搭个伙。父亲没有言语，思虑半天，扛了一袋子麦子放到那辆破旧自行车的后座出去了，半响之后，回来寄给我一张粮站的粮票，用很复杂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没再言语。
就这样，我终于也能上学校的食堂吃饭了，我的两年的背馍生活结束了。
然而，这两年的背馍生活，却极大的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我至今对干馍和开水泡馍有着一种本能的排斥，别说吃连看都不想看上一眼。两年的背馍生活，也改变了对于自己前途命运的看法，我终于明白了要想改变自己的生命轨迹，要想自己的孩子以后不再重复这样的背馍生活，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出自之外，别无它途。
我也明白了父母的良苦用心，感激他们对我的偏爱和付出。
那段艰苦的背馍经历，让我感受到了求学的不易，我至今仍记着第一次到学校食堂吃饭时如小鹿撞怀般的激动，珍惜能上学校食堂吃饭的那段短暂的安逸，懂得了父亲寄给我粮票时无言的希望。这些，都成为我发愤苦读的精神动力。
经过一年的复读，我考上了大学，终于圆了自己的梦想，圆了全家人的梦想。那是在遥远的1992年，那年，我二十岁。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过了不惑直奔天命而去，然而，那段两年多的背馍经历成了我最为难忘的记忆。我有时常想：如果当年的我没有坚持，不想背馍，也辍学回家，如今的我在干什么？是在工地上砌砖，还是在流水线上忙碌；是在责任田里种地，还是在镇上的大集上摆摊？我是否和其他的同学一样，弄上一个院子，盖上几间瓦房或者平房，娶上个媳妇，生上两三个孩子，每日风里来雨里去的在田间劳作，终日在地里刨食以养家糊口？是否我的孩子也会重复我的命运，再去背馍上学，再去重复我的经历？
历史不能假设，我也没有答案。
只是，如今，偶尔和父母回忆起这段背馍的经历，他们都会笑着指着我说：要是不背馍，你娃还考不上大学哩。
我知道，这笑里，其实也含着泪。
作者简介：孙伟峰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宝鸡市作协会员。数百篇习作在《终南文化研究》《中国航天报》《军工文化》《宝鸡日报》《渭南日报》《山东散文》《作家摇篮》《秦岭文学》《华山文学》等报刊杂志以及《秦腔》《学习强国》《文学陕军》《散文之声》等知名公众号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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