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文化

（1950--1957年）

张道子

我与二弟张树恩，三弟张树旗，妹妹张兵兰 侄儿张宏儒 摄我出生于1947年，就是胡宗南进攻陕北的那一年，同时，也就是土地改革的那一年。1933的那次叫土地革命，足见其左倾性，1947年叫土地改革，但在战乱中，也不知道这土地改革是怎么进行的。那时，战乱中跑不了的女人，必须把自己脸上抹上锅底上刮下来的黑烟灰，显示自己又老又丑，以防士兵的侵害。想象不出，这二十几岁的女人是怎么往自己脸上抹这黑烟灰的。我的父亲和奶奶照顾着母亲，和乡亲们一起躲进前畔石崖上的寨子里。

其实，这只是一种习惯性心理作用，没有任何实质性作用。因为，胡宗南的兵并不是李自成的兵，李自成的兵是冷兵器，长矛、大刀之类的武器，所以，躲进寨子还是有用的，而胡宗南的兵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枪、炮都有，一个小小的石寨子根本抵挡不住。况且，胡宗南的部队又不是土匪，国共两家交战，一般不会伤及老百姓。不过，老百姓的惧怕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我记忆中的第一首歌是«王大妈爱和平»，是回应朝鲜战争的。这是县文化馆到村里来放留声机，那时，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电影。

为了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县文化馆就到村里来放留声机，留声机不知怎么又能接在一个喇叭上。这个喇叭就按在紧挨我家的三大叔家硷畔上的枣树上，所以，声音特别宏亮。留声机就按在三爷的家里。这是因为三大叔张汉全虽然是富农，但西北的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并没有执行左的路线，所以，他当时还是县人大的参议员。我听到的第一首民歌是《桃花红，杏花白》。那是山西离石县的穆村剧团在河口村演唱的。穆村是山西离石县的大村镇，一个村上万人。

后来，这是我从山西临汾回陕北清涧的必经之地。先坐车到介休，然后，途经孝义、汾阳，再到离石、柳林。穆村、薛村都是离石的大村。以村子的名义办剧团，足见村子之大。穆村剧团唱的是晋剧，在开正本前，一位约十六、七岁的姑娘出台唱《桃花红，杏花白》，那是我听的最动人的一首歌。

后来，一次春晚上中央歌舞团的专业歌唱家演唱《桃花红，杏花白》，其水平当然很高了，但对于我来说，远不如这位村级剧团的演员唱的记忆深刻。高杰村以下的村子本来没有学校，共产党执政之初还确实是想为老百姓办些好事，扫除文盲就是其中一项。所以，办起了张家畔为中心的扫盲冬学，人们上冬学也叫上冬书，就是利用冬闲时间上学识字。因为是冬天，地里没有活干，所以，每天六个村子的男人都来。冬学就在隔壁我二大家的窑洞里。那时我还很小，出于好奇，我每天挤到大人群里，跟着他们B、p、m、f、d、t、h、l地大声念。大人们都说，这小子真聪明。后来，办起了学校，一开始在三大叔家的背窑里，三大叔就是老师。同学们有张汉月、张树珊等人。张汉月比较慢，有一天他的父亲张文信来学校，让他写开学的开。因为，课本第一课就是“开学了，我们上学” 。

所以，开学的“开”字就是课本第一个字。那时的课本都是繁体字，开字是繁体门字里边有个开。对于小孩来说，这样的字谁写也不轻松，张汉月写不出来并不奇怪。但张文信急于求成，三番五次逼着让他写，张汉月写不出来，他父亲就在头上打了一巴掌。

谁知，这一巴掌打的张汉月真的把繁体开字写出来了。这就在村里传出了一句谒后语：张汉月的上学------一巴掌学的一个开字。我认为这里边存在一种歧视。因为，张汉月是张文信抱养的，抱养以后母亲又生了弟弟张汉同。虽然，张文信没有偏心眼，能让他上学就是明证，但村里人对抱养的人历来存在一种本能的不接受，甚至歧视心理。凡是到张家畔居住的人必须姓张，即使是寡妇招亲，招来以后也得姓张，别说抱养的了。

所以，从宋朝建村至今，村里全部姓张，根本没有外姓。学校不是冬学，冬学可以来去自由，而学校不能来去自由，上学放学有时间限制。而且，那时并无钟表，上下课要点香，一柱香为一节课，时间很长，一直等不上打铃。铃也没有电铃，是手摇的那种就像郭神仙在村里跳神时摇的那种铃。三大婶子爱弄神鬼的事，家里人一有了病，就去川口请郭神仙来她家跳神。郭神仙是吴堡人，他的老婆也是巫婆。也许正因为都是跳神的，才走到一起。

郭神仙跳神时要下阴曹。就是门对面我家的萝卜窑里把郭神仙埋一晚上，埋时，萝卜窑上边开个口，能通气，而且，窑里还放一盆水，那自然就死不了了。郭神仙跳神时，手摇铜铃，身披花花绿绿的衣裳，口里念念有词，什么：〝千拜神，万拜神，拜罢门神拜灶君〞，说明他也怕神鬼。协助郭神仙的人，一般是张汉义。隔一会儿，烧一张黄表，喊一句：〝烧下了〞。所以，张汉义的三儿子张树珊小时候能学唱很多郭神仙跳神的唱词。跳神并不经常进行，所以，平时最高兴的就是别人家过事情。或结婚，或嫁女，或白事，或红事。只要有事，我们就去看。

白事要请阴阳先生，当时，经常来我们村里的阴阳先生是圪垌洼村的月四先生。他是看风水的高手，顺顺（挎包）里经常背个罗盘。我们村的张树长也有罗盘，但他的把式一般，很少有人请他。再后来就是王宿里的加保，他与我家是拐弯亲戚，我母亲去世时就是他的阴阳先生。他多才多艺，不仅会看风水，也会唱秧歌，唱道情也是好把式。我们当时看过事主要是看吹鼓手班子，我们这一带的吹鼓手班子，主要是玉家河住的王师，也是吴堡人。吹鼓手进村要放铁炮，放铁炮的人一般是郭神仙。

王师和郭神仙一个住川口集，一个住玉家河集。川口集是一、五集，即农历初一、初五，十一、十五、二十一、二十五;玉家河是三、八集，即农历初三、初八，十三、十八、二十三、二十八。这样，南边和北边的消息都能知道，他俩人还是儿女亲家。王师的儿子，郭神仙的女儿，儿女都长的挺漂亮。王师是有名的吹手，能吹出许多好听的调子。王师的儿吹唢呐也是一把好手。王师的吹鼓手班子有时缺了人，也就拉上郭神仙充数。吹鼓手班子一般五个人，两个吹唢呐，一个敲鼓，一个钹钗，还有一个敲锣的。郭神仙他既不会吹唢呐，又不会敲鼓和钹钗，所以，只有敲锣，而敲锣的人放铁炮，这是行规。

冬天，吹鼓手班子进院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取柴点火，拣柴垛上最大的树根圪塔往火堆里放，因为，他们要围着火堆断断续续吹一天一夜。我有时也想：一定要攒一些树根圪塔，不然，我们长大娶媳妇烧什么。

不管谁家过事情，我们既不看新媳妇，更不看哭灵的人，几乎所有的小孩子都围着吹鼓手听曲子。这曲子有时欢快，有时深沉，有时高亢有力，有时又如诉如泣。绝大多数吹的都是陕北民歌，也有新社会的一些歌曲，不过我都记不得了。一个村里并不是总有事情过，不过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听〝西游〞，听〝西游〞就是听讲故事。我们村是文化村子，所以，会讲〝西游〞的人很多。讲的最好的是张文唤的大哥，我们叫大爷，他一条胳膊残疾。

我记得他就是一个人生活，住在下湾里的背院中。几乎每天晚上，全村的男人和小孩都要去他家听他讲故事。有时为了节省灯油，干脆就不点灯，反正都是男人，听故事又不是看眉眼。他在一次去白家塌(现在的水电站)的地里背芝麻时，陷进无定河滩淹死了。讲故事的另一个高手是我的三爷爷。他大高个子，长胡子，我记得的时候，还下地干活，也下沟里担水。我们村里水好，水旺，略带甜味，石缝里流出来的，冬暖夏凉。

夏天，喝一口能冰的牙疼，但冬天还冒热气，村人冬天在井沟里洗衣裳，一点也不觉得冰。真是比矿泉水还矿泉水。但是沟深，担一回水下沟上沟差不多三里路。而且危险，全是石崖上的羊肠小道，一失脚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我母亲一次赶上骡子驮水时，骡子就掉到了沟里，还差一点将拉骡子的我的二弟拽下沟去，幸亏我母亲眼疾手快，一把从我二弟手中把缰绳拽开，由骡子自己滚下去。仅我知道的，这条崖壁上就掉下去几个人。一个是张文焕，他在崖上帮园子，结果，石头塌下来把他自己也滚到崖下的沟底。那天，我正在沟里担水，亲眼目睹了张文唤跌崖的全过程。还有张树海家的一个孩子，也是在崖壁上玩掉到沟里的。还有前崖上掉下去的张贵书等。

所以，在沟里担水也是有危险的事。其实，陕北黄土高原的大部分村庄都是由陡坡、深沟、高崖组成的，因而，这里的人们叫喊，甚至高声说话都有回声。那时，人们并不知道这是山崖本身的回声，就说有“崖娃娃”学人说话，于是，我们小时候闲来无事，就拿上小镢头经常在土崖上刨“崖娃娃” 。

总想看一看学人说话的“崖娃娃” 是个什么样子。三爷爷是我三个爷爷中唯一能够记得的一个，他不识一个字，但可以把整本的«隋唐演义»讲完，而且，能讲的有声有色。比如，他讲〝程咬金卖竹笆〞一节，讲到程咬金的形象时，他会形容说：〝程咬金头如留斗，眼如灯盏，拳头向盆子一般〞。如果讲到某位战将准备上战场时，他又形容说：〝头带狼牙奉符魁，身穿石榴锁子锦，脚蹬一对卧牛靴，抖一抖乱铃响，一个鹞子翻身上马，一马放在地流平〞。讲到两兵交战时，他会形容说：〝一家打马往东走，一家打马往西行，勒马回来再交锋。战了六十回合不分胜负〞，等等。

听故事得人听得如痴如醉。听得入迷时，家里大人叫几回都不离开。除三爷爷和拐胳膊大爷外，还有张汉堂，张汉金等人都能讲了故事。张汉金是老中医大夫，周围十里八乡的人有了病，都来请他看。有一年，我的一只手上起了一个泡，又痛又痒，他让抹上老麻子油，然后，在灯上烤，真的烤好了，他讲的最多的是《绿牡丹》。

除过男人会讲故事外，女人也有会讲故事的。我三大婶子就会讲故事，不过她讲的都是鬼故事，是专门吓唬小孩子的，听了她的故事，能害怕很长时间。完整的讲故事形式是说书，最有名的说书人是大有坪的张锁。张家畔人十分喜欢听说书。只要是张锁来张家畔，一月四十走不了，家家轮流说。因为，说书是一种求平安的仪式，家家都需要平安，所以，家家说书。

说书是一个人的事情，手弹三弦，腿上绑一付竹板，顶梆子用。张锁说书声音洪亮，曲调优美。仪程是先请神，然后祈求合家平安，最后，开正本说书。请神时的唱词有：〝三弦一响神灵定，高处来的高处坐，低处来的分左右。将军老爷上头坐，各位神灵两边排〞等。

说书的内容有«杨家将»、«王怀玉认亲»等等。我四十年后回家，再想听张锁说书，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专门跑到大有坪准备买一套碟，但大有坪人说，没有留下碟，他儿子也外出打工去了。怀着一片遗憾、惆怅的心情离开大有坪。除过这些，村里有时也间或来耍猴的，猴子可以表演许多动作，如开箱戴帽，翻斤斗和爬竹竿等动作。每当村里来耍猴的，我们都围上看，所有的小孩，甚至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喜欢猴子，因为那是人类的近亲。从猴子身上能看到我们自己。除过耍猴的，有时也来布袋戏，现在叫皮影戏，也叫木偶戏。就是人钻在幕后唱，而操作木偶在幕上表演。耍猴的和演布袋戏的演完要管饭，一般是张汉前拿个称，挨家挨户收米面。农村里极安静，除过耍猴的和演布袋戏的，有时也来耍杂技的。耍杂技的常引的小孩，带一个大坛子，小孩子要大卸八块，实际上是软功。还有经常来村里的是担儿匠，就是挑担卖货的。担儿匠进村先摇波浪鼓，就是一只小鼓上栓两个小锤的鼓。担儿匠一进村，女人先围上去看，问有无针头线脑。

担儿匠经常在张汉义家住，因为，他是单身汉。还有时来村里的是小炉匠。小炉匠挺能，会补锅，还能补碗，碗破了钉几个扒钉就不漏水了。小炉匠还打银器，如银耳环等。还有铁匠，铁匠要一进村就住好长时间，因为，铁制家具是家家户户需要的。一般的菜刀、镰刀、斧头、锄头、镢头、铲子、铁锨、钩子等等，都要铁匠来打制。铁匠打铁至少两个人，师傅用风箱煽火炉的火，把铁烧红，然后，师傅用一个铁夹子把烧红的铁夹出来，放在铁砧子上，手里拿一把小铁锤，在红铁上敲，表示指挥。师傅的小锤敲到那里，徒弟的大锤就锤到那里。我们那里的铁匠一般是河南人，记得有一年过年，因路途遥远铁匠回不了家，就一个串连一个，把周围一、二十个河南铁匠老乡集合到我们村里过年，地点就在上村里张树万家院里。这为当年张家畔的过年平添了一道景致。他们闲来无事，就把粗麻绳两头栓在树上打秋千。至此，我们才学会个打秋千。那时，只有城里才有剃头部，农村根本没有。过年过节，或头发长了，只有请村里会剃头的人剃，但并不收钱，属邻里帮忙。我们村里只有张汉前四叔会剃头，只要把头发用热水湿透，刮起来并不疼。我家孩子多，常是我父亲给我们剃，他剃有时不疼，有时就生疼，甚至，有时还能刮出血口子来。他还常给我们说：“男人要干净，一月三剃头” 。平时玩的有撑半升、打瓦、点羊粪珠等游戏。撑半升就是在石头上划一个区字，然后，在区字的两头，各摆放两颗石子。规则是第一步不能撑死，就是不能撑的对方无路可走。接下来，任意走，一直走到将对方撑住，无路可走了，算嬴。点羊粪蛋是先在地上用拳头或小镢捣六个窝，再在六个窝里各放九颗羊粪蛋。

然后，任意一方随意拿出一窝羊粪蛋，每个窝里点一颗，点完再把下一个窝里的羊粪蛋全拿出来继续点。就这样，一直点到空一窝时，把下一窝的羊粪蛋全部挖出来归自己。最后，谁的羊粪蛋多就算赢。打瓦，是把几块石块立起来，划一条线，玩的人站在线外，手里拿一块石头往立着的石块上投。谁先把石块打倒，算谁嬴。儿时经历的是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穿的都是现在的人求之不得的自己家纺线织布缝制成的粗布衣服。所以，家家都有纺车与织布机。程序是，先把成熟开裂的棉花从地里摘回来，然后，上拧棉花坊拧棉花，就是去掉棉花中的棉籽。

当时，张家畔只有我大爹张汉朋家有拧棉花的机器，周围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我大爹家开的拧棉花坊拧棉花。拧棉机很笨重，用大飞轮带动小飞轮，大飞轮特大，必须两个人踩才能转动，拧出来的棉籽可以炸油。

然后，再请弹花匠把棉花弹好，才能用纺车纺成线。我们村里的弹花匠是张汉成。弹棉花很费劲，一手掌一个大弓，一手拿一个木棰，在弦上弹，才能把棉花弹成。弹好棉花后，才能用纺车纺线，纺好线，才能上织布机织布。我家常是我奶奶纺线，我母亲织布。因为，织布挺费劲，我奶奶已经拉不动织布机了。

 作者简介：1947年生，陕西清涧县人，现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曾任一些企业的厂长，经理和报社的总编，也在市政府呆过多年，办过二十年民办学校。出版有多部专著，其中《绝对相对力学》，提出张氏十二定律；《常道》，提出张氏十二解道；《互补论》，提出张氏十二哲理；《绝对相对经济学》，揭开《资本论》的迷雾；还有大型回忆录《追梦》翔实记录了饥饿岁月，动乱年代和希望之春的真实人生轨迹，受到众多学者的好评。曾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格物》杂志、《中国改革报》、《中国人才报》、《人才研究》、《经济问题》、《炎黄春秋》、《三秦道教》、《当代作家》、《文学月报》、《青年作家》等报刊杂志发表过数十篇文章。多次应邀在国内外作学术报告。2018年出席世界哲学大会。一生＂烟，酒，肉，赌＂四大戒，每天禅坐，站桩，练太极，修身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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