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篇写不完的文章

                    文／余绮芳    

  父亲驾鹤西归已经四十七年了。最后一次见面是一九六七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我带着孩子在家里住了几个月，走的时候，我想又要丢下两位年迈的老人和一个年幼的弟弟而远行，眼泪情不自禁的流下了。我走后，父亲跟母亲说：“她走的时候哭了，舍不得丢下我们。”母亲说：“是的。”在家的时候，父亲充分肯定了我对家里的贡献，对外公和舅舅的孝道，批评我不该人工流产，可以在家里生，生下来没时间带，他们可以帮忙带。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第一，当时社会动乱；第二，我也不会把孩子留在家里带，远隔千里。

  父亲是一九七五年三月去世的，离六十岁生日还有两个月。那时我在上栗工作，萍栗公路在保修，不通车，我无法回家见父亲最后一面。父亲的后事是由年仅二十的弟弟处理的。弟弟回家本来是准备把父母迁到萍乡来。星期天，派出所的工作人员都在玩扑克，但他们都是父亲的学生，立即起身办好了迁移手续。回到家里，父亲就发病了，送到镇医院，镇医院说吃不消，要立即送县医院。到了县医院，县医院确诊是胃癌，弟弟给我发来了电报，要我再寄钱回去，接着我又给家里寄去了钱。弟弟收到钱后又发来了电报说还需要钱，这次我去寄钱的时候，顿时狂风暴雨，伞也撑不开，我全身湿透，直觉告诉我，大势不好，父亲可能没救了。不出所料，父亲于星期六早上去世。

  父亲年幼丧父，孤儿寡母，无钱上学，就读了几年私熟，字写得很好。我放假回家，他就要我写字给他看。他觉得我的字太散了些，不够紧凑，要我尽量写紧凑些，还教我写古诗，要我背古韵，告诉我起承转合的知识。父亲的古文基础还不错，舅公让了一个位子给父亲去教书。上级把他安排在一个山村小学教书，校址是一所破庙。因为他字写得漂亮，到破庙以后，把破庙粉刷一新，贴上自己写的大幅标语，教育局来检查时觉得这青年还有为，就把他调到镇中心小学任教导主任，但是他没有文凭，终日担心饭碗能保多久，战战竞竞，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诚惶诚恐。

  父亲任教几十年，对儿女的管教甚严。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教我们的语文。有一次，一个同学拿着我的作文《怎样做一个好学生》去台上演讲，我很不高兴，问父亲：“为什么让她拿着我的作文上台演讲？”“为什么就不能拿着你的稿子上台演讲？你现在就很骄傲了，让你上台演讲不就更骄傲了，对吗？”我无言以对，现在想起来父亲的确是一片良苦用心。学校的一根粉笔头，一张纸都不许儿女动。我们读书时学校发的讲义看完后翻过来装订成册打草稿，笔记本是用剩下的作业本装订起来的。他在学校任总务主任的时候，管理学生粮票，满抽屉的粮票，我提出来利用假日帮他整理整理，他坚决不同意，宁肯自己每晚加班到深夜两点把粮票整理好。他生怕我毛手毛脚给他弄错，无论我怎么保证不弄错，他都不答应我帮他。他要为学生食堂购买蔬菜，我妈说：“家里种了那么多蔬菜，你为什么不可以买家里的？非要买外面的？”他说：“不买家里的，到时候说不清楚。”他办事就是这样一是一，二是二，钉是钉，铆是铆，古板得要命，而且反复地告诫我们：“要诚诚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办事。”“言必信，行必果。”“尺璧非宝，寸阴是竞。”“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他说人生的最大浪费是时间。他的谆谆教导我们刻骨铭心，一直到现在，我们不但养成了不浪费时间的习惯，而且对实物也非常的珍惜，我们忠实地践行低碳经济。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工作几十年，一直坚持住校，那怕学校与家里只隔一堵墙。他是一个顾家的人，每回离家，他都要把他想得到的家事交待得一清二楚，三步一回头，想起一件事交待一件事，邻居们笑他：“先生，你要是舍不得就别去了，你倒来倒去已经倒了二十多次了。”母亲重度子宫下垂，他不论严寒酷暑，早上三点去排队买猪小肚，听说猪小肚吃了有用。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借机诬陷他，迫害他，遮住他眼睛，用篾片有竹节的一面插进他的衣服里，连皮带肉全粘在竹节上，他相信党相信群众一定会把问题弄清。解放前，他订了《申报》，喜欢读鲁迅、朱自清的书。奶奶去世，他十分悲伤，常说：“只有没有母亲的人才会体会到母亲的爱。”奶奶在的时候，每回父亲回来，奶奶大老远就问：“你回来了，吃饭了吗？”

  正因为父亲自己没有文凭，他总想儿女能多读点书，拿上文凭。哥哥上学的时候，文科他自己辅导，理科请同事辅导，假日手把手地教哥哥写字，哥哥的字写得很好。我十三岁考上师范，他内疚得不得了，总说我怎么就这么没本事，不能让我的女儿去读个高中然后上大学，大学毕业也才二十岁呀！

  父亲去世后，学校校长来了，说了八个字：“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这是盖棺论定，是对父亲在天之灵的告慰，是对家属最好安抚。至如今这清风仍在我们耳边吹拂。

  父亲永远地走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却不时地在我眼前闪现，他的“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永刻我心中。父亲一生节俭，冬天的棉袄罩衣只有一件，拖着一双旧鞋当拖鞋，五十岁的时候，我们买了一件白府绸的衬衫，一双解放鞋给他，他平时舍不得穿，只有出客时才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买了一捆人造毛毕机给他，他请当地最好的裁缝把衣服做好了，但一直舍不得穿。他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全部资助穷困学生，因此，许多学生在他死后，因为不知道信息还络绎不绝远道而来看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