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公公      

文／余绮芳       

 公公，顾名思义就是丈夫的父亲，但是我们在一起二十一年，却丝毫未感到不是自己的父亲。究其原因，是这二十一年，他灯芯都未弹过我一下，给了我一片自由的天空，哪怕是把屋顶拆了，他也不会说什么。因为公公有四兄弟，其余三个没有结婚就死在了井下，公公四十二岁和三十六岁的婆婆结婚，婆婆已经无生育能力，他只有把我丈夫过继来做儿子。还幸好带上这个儿子，最后给他养老送终。

  公公对我们可谓一门心思，全心全意。三年困难时，我们住在勤俭前村，他养猪、养鹅、种菜。辣椒、花生、瓠瓜样样有，常常收获一脚盆一脚盆的。带小孩，搞卫生、挑水什么都干，那时他已经六十八岁了。一九六零年，适逢干旱，他到五里外去挑水。当时我们工作特忙，白天、黑夜、星期天连轴转，是他吃苦受累不辞辛劳帮我们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度过了难关。

  一九六八年我下放到黄冲五七干校，公公和婆婆争着要送我去，说那是他们的老家，要回去看看，多年没回去了。我一再推脱，他们一再坚持，我明白他们没有把我当媳妇，而是当亲生女儿，这份爱心我领受了。为了方便我的工作，家也随之搬到了黄冲。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我们住在一个没有窗户 的仓库里，后来搬到一个牛栏的隔壁，阴暗潮湿，牛粪一天到晚熏得呛人，眼睛也睁不开。要到半里路外的水池里去挑水，水池的阶梯很高,公公还坚持去挑水。上山砍柴挖蔸子，解决冬天烤火问题，那时他已七十六岁。

  公公八岁就在矸石山上拣煤挑到城里去卖维生，农忙时就帮人割禾，禾叶刺瞎了他一只眼睛。稍大一点他下井挖煤了。长年累月在井下腰累弯了，背累驼了。他是井下的扯拖工拜榭工，拖鞭在肩膀上凝成红珍珠。一九二二年，他和工友们一起举起了岩尖斧头参加了安源大罢工。抗战时期，日本鬼子打到萍乡来，到处烧杀掠抢、抓夫。夏收之际，鬼子经案山关进了文歧村。公公带着一家人和村里的百姓们一起躲藏到深草树丛中。一日中午，公公溜回家里做饭，鬼子见到冒炊烟的房子，知道有人便围了过来，公公端着一甑饭刚出门就被日本鬼子抓住了。这伙鬼子有十名，被抓的老百姓挑着鬼子们抢来的东西，朝赤山方向走。走到燕塘岸上，夕阳染红了田野，鬼子们把抢来的这甑饭吃个精光，边吃边议论边比划，说是一个鬼子今天死在中国抗日分子手上，要杀几个中国人偿命。公公想：今天必死无疑，怎么办？他悄声告诉两个同伴设法逃跑，否则难免一死。近掌灯时分了，一个鬼子放下枪支去大便,公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拾起那枝枪狠狠刺进一个鬼子的胸膛，大喊一声“逃”！带着两个同伴跳进了大水塘。待鬼子们清醒时，他们已经泅得很远了。水面大，天又黑，鬼子举起枪对水塘乱放一通。三人泅到对面山脚下还听到鬼子的枪声。

  公公常对我们说：“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得解放，待我老了挖不动煤了，就只有去过河里洗脸，庙里歇的日子了。“

  他一生不想麻烦别人，退休后他就自己造了棺材，选好墓地，刻好墓碑，挖好坑，准备好装衬行头。后来他儿子参加了一次殡葬改革会，提倡火葬，他二话没说把棺材毁了。

  临终的一年多，他瘫痪在床，我们每天把他抱起来，让他坐在床面前，冷天烧好一盆炭火摆在他身边，为安全起见，用罩子罩着，上面放好点心、酒、开水。太阳出来了，就把他抱到太阳底下晒太阳。每逢星期天就打上一盆热水让他把脚指甲浸胀了，帮他剪脚指甲。丈夫说：“老人的脚就不比小孩的脚白白胖胖的嫩嫩的，挺好玩，人见人爱，老人的脚浸胀了，活像霉豆腐。”我说：“义务是对等的。”最后的时日，大小便要抱上抱下，帮他脱裤子、穿裤子，他觉得十分歉疚，总是说：“我是求死不得，求生不要啊！我想在床沿上砸死，但总觉得对你们不住啊！太拖累你们了，你们那么忙，我过意不去啊！”“别说傻话了，这都是儿孙们应尽的义务，好好养病吧！会好起来的！”我安慰他说。那时，我最小的儿子海明才十岁，三个大孩子都在外念大学，我们住的房子大，有一百五十多平方米。公公后来不会说话了，有什么事就拿棍子在床边敲两下，海明马上会跑过去，要是屙坏了裤子，就会帮他换下来等我们回家洗，打上一盆水，拧干毛巾把他的屁股擦干净。

  人们常说：“人死了灵魂还在。”在公公临终的日子里我常想，公公没瘫痪时常常柱根铁棍，在阶沿上走来走去，敲得地面笃笃响，有时把铁棍靠在墙上，拿个钯子把屋边的草锄得干干净净，免得生蚊蝇。夏天的晚上，孩子们睡在门口竹床上乘凉，他用扇子不停地为他们赶蚊子，那么公公百年后还会不会有笃笃的声音在阶沿上响起？回答是：没有，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