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训 练 队


      完成政治处整理干部档案的工作，已经是五月下旬了。在新兵连里，刚刚认识的几位战友，也都各奔东西了。这是人生一次很重要的分配，他直接影响到今后各自生活的走向，有的人被分配到汽车队；有的人被分配到修理连；有的人被分配到司令部，还有人直接下连队，而我被分配到训练队。
        自从中苏边境的“珍宝岛事件”之后，部队里“要准备打仗”的喊声，叫得震天响。全团上下“提高军事素质”，“抓紧军事训练”也不仅仅是口号了。干部组成教导队，战士就成立了一个训练队，目的是进一步培养和强化新战士的军事技能，通过集中学习、训练，提高军事素质，为充实部队战斗力前打下一个好基础。
       当时部队装备是五十年代引进苏联T-34坦克，还配备76自行火炮，这是按行动装置履带式结构的自身能运动的火炮。在装甲兵团里，无论是坦克还是自行火炮，都必须掌握的三大技能，就是通讯指挥、高炮射击、驾驶技术。这些基础的军事科目，在训练队里用一年的时间学习和掌握，可想而知，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压力都是巨大的。而这一切与我都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因为我一下连队，就被任命为训练队的文书。
     我的前任是一个长春兵，叫杨贵臣，两只大眼睛，长着长长的睫毛，因为说话的声音和姿态，都有女人的模样，所以大家都叫他“大姑娘”。是他教我如何在基层连队里，做好文书工作的。文书就是协助连领导处理日常的行政事务，是连长、指导员的勤务兵、通讯员，也监管军械员。我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收取各类文件，有时汇总统计上报各类情况的报表；每天要检查枪支弹药，填写连队日誌。比较特殊的任务是负责来队家属的安置，还有迎接上级检查，多半是评功授奖，入党、提干时的调查摸底。

            训练队全体干部战士合景

                         实 弹 射 击

       在训练队印象最深的是实弹射击。我虽然眼睛近视，但实际上一点儿不影响我的射击水平，第一次实弹射击，我就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文书的职责有一项是负责枪悈管理，包括连里的几位领导的枪只保养。我每周都要保证有两个小时保养这些枪支，当年的配置是五四式手枪，是供基层指挥员和特殊兵种使用的，有效射程在50米，7.62毫米口径，手枪大约有一斤半重，手枪的重量与我的体力很适应。我第一次摸枪，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摆弄这些枪械，像我熟悉的玩具一样亲切，有一种特别的情感。
       在训练队，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我印象极为深刻。那天，我负责发放子弹和登记每个人的射击成绩。等全体人员撤离靶场的时候，队长王延轩，把我留下，叫我去取几张新的靶纸，又让我给连里其他几位领导发10发子弹，分两个弹夹。当时有副队长苏勤、一排长刘庆林、司务长何勤华（小胡子）。王延轩队长是我们队里的老资格，它的射击成绩一直很好。他瞄准靶心，连发射击，脸上有点泛红，是一种无法掩饰的自信。首轮射击，他的成绩是45环，每个连里的干部，都打了一遍，成绩的确没有王队长的好。最后王队长对我说：“文书，你也打两枪吧。”好像是对我工作的一种奖励，我喜不自禁，戴上近视镜，立靶、装弹，单手握枪，抢柄卡在虎口上，手腕和大臂挺直；瞄准，晃动中眼睛、缺口、准星三点一线；食指直扣扳机，有意预压，无意击发；深呼吸，击发前吸进，击发后呼出。一连5发，验靶42环。在场的人都大惊失色，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王队长说“不错呀，你以前练过？”我说，是第一次打靶。他说：“再来一次！”很严肃的口气还有点命令的意思。我又压两个弹夹，王队长先打41环，我这次出手很慢，尽量控制着情绪，结果还是40环。王队长不吱声，在身旁所有的人也都不说话，在距离几米的位置斜着眼看着我，我默默地收拾东西，心里有些窃喜。直到后来过了很长时间，王队长还是不相信我是第一次打靶，他怀疑我是有背景的人，甚至在我身上还隐藏了什么“秘密”。
        王队长是旅顺人，副营职，他既是队长也是教员。据说，当时他是唯一在军事学院毕业的专业技术干部，他的教学方法，完全采用了苏式教程。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入伍的第二年，他就转业了。

       战友 王福春

                          初 试 洪 流

        训练队里分两个排，一排长刘庆林，二排长由李文生代理，30多名新战士里大部分是前郭兵和少部分的庄河兵。我们一起入伍的前郭兵里有王俊、王福春、祝有才、张国政、石华山、赵常友、勾万福、封永军、邢桂儒、陈绍仁、孟昭义、王文重、孙守文等。庄河兵我记得，姜英杰、张喜林。还有一名长春知青何通宇，卫生员是大连知青，叫张建明。后来，在前郭兵里提干的不少，有赵常友、祝有才、勾万福、张国政、马俊等。
      “三中”营房地处开原的东南，每次上街必经之路，好像叫“文化路”，路上有一个新华书店，一个百货商店，两个副食品商店。有一个街心转盘，旁边是团里的卫生队，再往前就是火车站了，我每次路过卫生队，都要去看看张建明和孟斌。回来的时候，有时会到副食品商店买两根儿香肠，那时候我觉得世界上，最好吃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香肠，另一个是花生米。我每次上街前都会到个排里转一圈，问大家有什么东西要带买的？当时每人每月只有5块钱的津贴，要买的东西都十分有限，一般是牙膏、香皂，也有捎信纸和邮票的。
      有一天，上街前我到排里时发现王福春没有去上课，一问才知道，他患了感冒，还在发烧。我在副食品商店给他买了两瓶水果罐头，一瓶山楂的，一瓶黄桃的，我给王福春时，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说，这是队里慰问病号的，他还是半信半疑。没过多久他又悄悄地给我送来一双袜子，并告诉我家里来信了，很闹心。从那儿以后，我俩就经常到篮球架子底下谈心，能唠唠心里话，不知不觉的就成了好朋友。
      记得有一次，训练队在操场边上挖排水沟。有几个前郭的战士，看我从旁边路过，就用土块儿打我。我一时怒火中烧，站在边沟的土堆上，大声呵斥：“你们谁打地？谁打了人就给我站出来！”在场的所有人都面面相关，木纳地看看我，又继续干活了。这时候，王福春走过来，小声的对我说：“他们是在和你开玩笑，不要动气，生气就没意思啦。”我不解地问：“哪有用打人的方式开玩笑的？”王福春儿说，这你就不懂了，名义上他们在打你，是挑衅，其实他们想让被打的人说出，是谁打的人？是谁揍的？这个“揍”，就是爹妈“揍的”那个意思。我虽然明白过来，但还是觉得在被别人侮辱。王福春说，在农村，大家开这种玩笑很正常，你要学会融合才是。
        到训练队后，我一心置身于火热的训练气氛之中，大家都在紧张的学习训练。看他们经常忙的头部抬眼不睁，我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受到周围气氛的感染，另一方面，也有些稳忧，因为我听到有人议论我，且有点像地方吓人的政治指控，尽管有些牵强，但我仍然觉得迷茫，让我心里没底。

     训练队结业前团营首长与大家合影留念

      队里平时上训练课，我都是参加炊事班的活动，炊事班的作息时间与排里有很大不同，大家去上课，正是准备做饭的时候。只有晚上有点整块的学习时间，可是，连里的活动多，我又得参加这一边，所以我的活动空间相对宽泛、自由。我的这些表现，被有人看成是自由散漫，并且反应到指导员那里，还上纲上线，说我身上有小资产阶级意识，如果要求不严，就会产生严重后果。这是我步入社会第一次遇到的挫折，当然，一下子无法接受这样的打击，我的心情也是时好时坏，不知道和谁倾诉内心的苦闷，更无力去抗争。
      随着心情我也有看不惯的时候，看别人都像讨厌的市侩和政客，这也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清高自负，总也长不大的臭脾气。我的思想情绪，是无法掩饰的，激昂也是装不出来的，我无法面对，但也摆脱不了现实，更没有改变身处的境遇的能力。事实上内心充满的迷惑，也正是思想情绪中，常常透露出的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当时，我好像也刻意的渲染了这种不安。
       我有一首不伦不类的诗《别训练队》，很能代表那时的心情。因为我把它写在训练队结业时的合影照片的背后，所以一直保留到今天。

         别训练队 全文如下：

        昔别出征七一年，
        一春一秋心茫然。
        掏此寸肠慷慨意，
        有时谲诈倍熬煎。
        吾随徘徊无媚骨，
        怎又相立齐欢颜。
        遮掩避羞过闹市，
        颔首临场还笑脸。

                        1971年11月18日

           作者刘铁军

刘铁军，吉林长春人，长期从事交通规划工作，多有学术论文发表。2013年退休，开始散文诗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