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思考
——与卢麒元教授商榷
陈振民
（1）
共同富裕的根本是发展经济不动摇
香港“凤鳳新闻”曾就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请著名经济研究大家卢麒元教授发表见解，卢提出了按资产征税，借之取消劳动者的“五险一金”的观点。
共同富裕这个话题，很多人都谈，卢教授谈的自有其理。不过，我觉得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根本渠道还是得靠发展经济。这个“中心”绝不许动摇。
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物资极度缺乏，大家共猎共食，个人无法私有，只能是共同贫困。而随着生产发展，物资渐丰，能者强者就有物可以私吞了，便逐渐出现了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这几个私有制社会，不同程度地形成少数富人压榨多数穷人的階级悬殊状况。而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资极大丰富，达到人人可以各取所需，私有已无必要，就自然是共同富裕了。
这说明贫富不平等的階级社会，是经济有了些发展但远远不适应社会需要的产物。其间不同社会形态的更递，是一个比一个先进的。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变革过程，也是逐渐不同程度地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
所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第一位的，具根本性的要义是抓住发展经济不放，绝对不能受任何社会思潮如重提階级斗争之类的干扰。其他如第一次分配的重视公平适当照顾弱者，第二次分配的税收调节，第三次分配的慈善援助，也都属必要的附助性办法，但不是根本性方略。
由于物资积累得逐步进行，人们各自的智能、条件、际遇也不同，此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难以避免的贫富差别，则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们还是要对这种差距有一定的限制。
2022.8.7
（2）
按资产征税还不是时候
卢教授的讲法——按资产征税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我又认真听了两遍，经再三思考觉得在中国的现在还不好办到。
一是对象不好定。中国的资本階层不比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它还处在动态中，并未固化，今天大发，明天倒门是常有的现象。阿里、腾讯之类科技财团，虽是领潮者，但在整个市场主体中占的比重并不大，何况他们又是数字经济的先锋，国家正在鼓励、支持、引导其扩大再生产，促进其作出更大的科技贡献，并要求其提高自身数万员工的待遇，这时候不可能给他们施加正常企业税以外的资产税。
二是决心不好下。中国正在为经济发展而重视资本，中央积极吸纳外资，各地也努力招商引资。故现在的资本已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其逐利本性固然存在，但按中央观点，资本也成为组织生产的要素，便给其既举“红灯”也开“绿灯”。实践中大都怕资本来不了，何有按其资产征税之理！你要征吗？要征我就跑。好不容易请来人家，都尽量给其方便，谁愿逼人家走呢？
三是资产不易核。全国富人的资产，除过非法来源外，其合法、合情、合理来源，也是情况复杂，多种多样，许多都牽涉到隐私保护，并不是容易弄清的。至今官员财产公开化都实现不了，何况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发财人！
四是熟路不宜变。我国一向主要是征农业税、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被有的人说成劳动征税）等。现农业税已免，其余征税的对象比资产征税的对象单纯得多。目前针对劳务的征税主要是以市场主体中的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挣工资、薪金的任职者和受雇者、脑力劳动和艺术劳动所得者、财产租赁和转让所得者等为对象。这些人无论其人数、所得数一般都较好掌握。而资产征税情况就千差万异，难以定量分析。权衡一番，还是熟路好走。
鉴此，我觉得按现在的国情，按现在的任务，卢教授的按资产征税的建议，主观意图固好，但还不到立法推行的时候。至于这期间缩小贫富差別，当然也是众望所归。但如何缩小法？却不宜“杀富济贫”，实际上富者总比贫者少得多，杀富也济不了多少贫（卢教授在这方面尚缺大账核算）。当年邓小平决定千百万插队知青返城，王震说都回来没法安置，邓说靠发展解决。蒋经国在台湾均贫富，就未像大陸一样搞土改，而是按其实际可能，采取国家赎买富者土地分给穷家的办法。我国现在的贫者已非旧中国那种过不下去的贫者，而是生活都有一定改善（已大面脱贫，全面小康），只是与富得流油的富者差距甚大。这除过对富者财富的来源实施必要的监督外，也只好靠发展经济扩大贫者就业、增加转移支付，并通过可行性税收调节、提倡慈善援助来缩小贫富差距了。这里保企业是具体措施中最吃紧的一环，因为保企业才能保就业，而保住就业就能保住钱路。这是增加贫者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渠道。
总之，卢教授的建议恐怕现时全国人大还不能采纳，还进不了立法程序。这不是政治立场的问题，而是实际可否的问题。
2022.8.8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