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岁月

（1955--1961年）

 张道子

                     无定河冬景

建政初期，人欢马叫，骡马成群的张家畔村的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多少年。倒塌是从合作化开始的，严格地说，是从高级社开始的。因为，初级社人们还有财产权，财产是要参与分红的。

可以说，正是这互助组与初级社成就了张家畔村的兴旺发展。但一到高级社，就开始要求“一大二公”，“ 兴无灭资” ，刮“共产风”。张家畔宣传和强迫入农业社的积极分子是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张汉仁。张汉仁这人挺复杂。上一辈张文华是好人，他父亲去世的早，他母亲我还记得。张汉仁弟兄七人，他是老大。老二张汉义是好人，一辈子很少惹事生非。

老二我们叫二叔，二婶子过世早，二叔一个男子汉拉扯大三个男娃，真不容易。二叔家三个男娃，大哥张树丹，老实人，一辈子不与人争长论短。二哥张树祥，初中毕业后考了绥德师范，在学校与同班女同学结婚。后来当了兵，退役后，在甘肃省永登县组织部当部长，后到一个水泥厂当了厂长。张树祥心胸开阔，性格开朗，像个干大事的人。老三张树珊比我高两届。张汉仁的三弟给了邓家洼家，老四、老五早已去世。老六张来屯，瘦高个子，也是善良人。那一年患了什么不治之症去世了。老六去世没多长时间，六婶子就改嫁出去。记得改嫁走的那一天，六婶子嚎啕大哭，骑着毛驴一路走，一路哭，说：张汉仁把她卖了。惹得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替她哭，一方面可怜六婶子命不好，一方面都骂张汉仁不成人。

其实，张汉仁在自己家里惹事生非是经常的事，只要他在，无论是家里，还是村里都不得安稳。有一年，他和亲弟媳老七张汉荣家七婶子吵起架，他就把弟媳妇打倒在庙坡上，并把弟媳妇的脚上拉住拽了好大一截儿。

所以，七婶子每逢说起张汉仁就恨得咬牙切齿。七叔有六个儿子，大儿子虎儿，叫张树美，二儿子张应虎，三儿子张胜虎。四儿子和五儿子给了人，六儿子叫张六虎，都挺实在，也挺孝顺。张汉仁本人好像没有娶过老婆，我记得就是黄家畔一个寡妇跟了他，女方还带了一个女儿。所以，张汉仁本人无儿无女，自称“一对牙的老公鸡”，意思是绝户头。 最早因赌博输烂包，为躲睹债参加了土匪，加入了哥老会，混到哥老会的老三。

起革命时哥老会被游击队收编，从而加入共产党。当时，共产党是秘密组织，游击队攻打银夏花麻池县城，并许诺如果打下花麻池县城，让张汉仁当县长。后来，也没有攻下县城，就撤退了，他给村里人经常夸耀他当过三天县长。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跟共产党、游击队升个一官半职，而是跑回了村里。村里老党员只有他和张汉增等人，别人都忙的赶牲灵赚钱，只有他是闲人一个，于是，他就当了村支书。闲来无事，就拿一本《三国演义》，坐在硷畔上装看书，其实，他大字不识几个。张汉月调皮，有时就专门站在他的身边，看他怎么念《三国》。以前的读书必须读出声来，有人站在他的身边，就不得不装出声来。结果是，一下午反复念一句话：“太--阳--落--山--了” 。后来，张家畔就有了一句歇后语：“张汉仁的看三国----一下午一句话“太--阳--落--山--了” 。

张汉仁不甘寂寞，别人都出去挣钱去了，他自己一个男人在家，看三国又看不下个样子。于是，他就开始给老祖宗将军老爷提马子。马子，就是代神发话的人。提马子得有器械和场所。场所是现成的，老祖宗将军庙便是。器械是庙里放的铁制惮杖，重32斤，还有过口锥。

据说，以前提马子，要用铁惮杖把过口锥从脸部这头穿到那头。提完马子下来，烧些表灰一抹就恢复如初。我并没有见过过口锥，只见过铁惮杖，平时立在庙里。可能张汉仁的提马子就没有用过过口锥。张汉仁提马子专拣人多的时候，这样，全村人都跪到庙前，听他吩咐。这时候才能真正显示出威风来。也不知道共产党的无神论怎么和这个神马子支部书记统一到一起的。张汉仁宣传和动员人们加入农业社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对于点煤油灯的老百姓来说，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也只是听海话，谁也没有把这当真。

可是，统购统销和三级核算是硬的，人们谁也不愿意自己的骡马被共产。看见扛不过去了，就纷纷变卖生产资料。不到一年时间，张家畔村建政初期积蓄起来的几十头骡子全部卖光。同时，还有不少的羊群也卖了。张家畔的生产力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全村的人都加入了农业社，这那里是张汉仁能领导得了的。

于是，他很快就被改选掉了。但他又下不了地，一辈子没有干过农活，于是，照顾他当饲养员。那年头，当饲养员也是肥差，能贪污草料。因为，料是粮食，在那个缺少粮食的年代，只要当了饲养员，就意味着饿不死。况且，还有牲畜吃的草----苜蓿草，这是人也能吃的一种草。

平时，只有饲养员才有权去砍苜蓿草，老百姓是没有权利砍苜蓿草的。那年头，牲口比人重要，人吃不上不准砍苜蓿草，但牲口不能没有吃的。即便如此，牛驴还是瘦得皮包骨头，一出山就卧倒在犁沟里抬不起来。即便是抬起来，走不了几步就又卧倒了，每天都得抬好几回。草料那里去了，饲养员家偷吃了。那时，有一出红遍全国的山西临猗眉户剧《一颗红心》，说的就是富农分子饲养员潘发家偷料的事。

但那其实是江青三突出的产物，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产物，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真实的历史是，当时的饲养员都是贫下中农，都是与干部沾亲带故之人，地富反坏绝对当不了饲养员这个肥差。1956年到1957年，我家的六头骡子也全部卖掉后，父亲不愿意入农业社，就自己跑到山西石楼剧团和水头剧团当团长。那时的剧团还没有国营，剧团叫戏班子，剧团的团长也不叫团长，叫班主，当团长叫领戏。

剧团训练学员叫打娃娃。唱戏的角色有胡子生、小生、老生、武生、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三花脸是丑角。女的叫坤角，坤角有正旦、花旦、老旦、小旦、刀马旦等等。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全部劳力都必须回村劳动。我的父亲回村时，还带回来当时自己置买的许多剧本、板鼓和西洋镜以及留声机等。这些都是农村的稀奇物品。

我就是那时看了父亲带回来的剧本《乌龙院》、《游西湖》、《百宝箱》、《梁山伯与祝英台》、《玉堂春》，还有《王桂与李香香》等书。我这个人有个毛病，爱动情，一个人看书看到动情处，泪流满面。

小时家里养的猪，年终要卖掉。买猪的人来拉猪时，猪不愿意走，大声嚎叫，我们弟兄几个就爬在窗台上哭。板鼓就是剧团演出时，声音敲打的十分清脆的那种鼓，它是首席乐器。据父亲说，蒙板鼓的皮是野猪皮，特厚特耐。我们敲的不耐烦了，就用石块砸，看能不能砸破。留声机的唱片主要是晋剧唱片，其中有丁果仙的唱片，有马玉楼的唱片。

50年后在清涧法院工作的高云厚的儿子高小平还给我来信说，他当时在张家畔外婆家住时，经常到我家来听留声机，而且，我母亲经常给他好吃的。西洋镜实际上是望远镜，就是将图片放在里边可以放大的一种玩艺。我们村里就来过专门表演给人看的西洋镜。那时候我还很小，经常提个筐子，跟集体劳动的农业社社员们去山里拣枣树枝子与枣树根，拣回来当柴禾烧。有一次，我家所在的二组，在后山里耕地，在休息时，大家又为人口与劳力的二八开，还是三七开以及谁的工分定的高了，谁的工分定的低了争吵了一阵后，不耐烦的张树森的父亲张汉清大声叫喊了一声：“什么时候老天睁眼，圪嚓的一声农业社散了，多好啊！”。

张汉清的这个愿望一直在二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初才实现。真的“老天睁眼，圪嚓的一声农业社散了”。 这充分说明，“理论是灰色的，只有实践之树才是常青的”。只有老百姓的心愿才是真理，除此而外，一切“主义”都会随着历史的步伐而烟消云散。

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全民大跃进，男劳力都去大会战去了，剩下妇女、小孩吃食堂饭。食堂领的稀饭根本吃不饱。村会计是食堂管理员张汉堂，他说：全村人的生死卯簿就掌握在他手里。这本来也是一句实话，但饿极了的人们纠住他的这句话不放，说他太霸道。不仅撤了他的会计，解散了食堂制，而且，将他批斗的七死八活。情急之下，他干脆把账本也烧掉了，并扬言要跳崖，工作组这才放了他。1958年全国大跃进，天助人威，风调雨顺，白天晴天，人们干活，晚上雷鸣电闪下大雨。

各种庄稼疯长，但秋收时，因为男劳力都去搞大会战去了，所以，丰收的粮食没有人收割。加之，当时上级部门大力宣传共产风，说什么共产主义社会：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吃饭不用锅灶。由于吃食堂饭，所以，家家户户的锅灶差不多都被生产队收走，砸锅炼铁了。家里箱子、柜子上的铜饰件和铁饰件都被收走投入炼铁炉，实际上是化铁炉了。即便是锅灶没有收走的，也不准生火做饭，谁家烟囱里要冒烟，就要拉出来批斗 。

这样，粮食丰产不丰收，特别由于征购公粮任务过高，远远超出农民的负担能力，所以，吃饭就成了最主要的困难。全村人都饿肚子，也有饿死的，死的最残的是张文阁。张文阁是村里的五保户，年青时，在山西石楼义碟镇卖劲糕。劲糕是软糜子面蒸的，插上红枣，但不油炸，吃时挺有劲，所以叫劲糕。张文阁住在义碟镇旁边的小村子长岭上村，一开始，他的买卖还挺红火。

他的侄儿张汉成和张汉飞等赶集回来还夸说：他们在集上吃了他三大（爸）的劲糕。但合作化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化后，由于“一大二公” 和“统购统销”、“ 割资本主义尾巴” 等运动，取消了集市贸易，陕西人如果要去义碟赶集，就要被山西人抓去修水库、打坝，投入劳改集中营。

这样，吓得人们谁也不敢去赶集了，正是由于义碟镇来的人少了，因而，他的买卖也就自然不行了。再加之，人老了，病也多了，在一场病后，他的侄儿张汉成和张汉飞等人，就把他抬回到张家畔。由于他在张家畔房无一间，所以，一开始借住别人家的房子。再后来，村中的将军庙就成为他的安身之地。

张文阁弟兄三人，老二和老三都没有留下后人，只有老大有两个儿子。老大是木匠，所以，光景还能凑合的过。两个儿子，大儿子张汉成，二儿子张汉飞。张汉飞一个儿子，叫张树开，还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张莲女，二女儿叫张三女，三女儿养活不了给了人；张汉成也有一个儿子张树范，还有一个女儿叫张小兰，后来嫁到河口，跟女婿去了铜川煤矿。

他们家几代贫雇农，张汉飞和张汉成一直靠给别人揽长工或打短工为生。一直到赶毛驴参加了我父亲的长途运输队，日子才有明显好转。张汉成老婆嘴谗，听张汉成赶脚回来吹嘘，在那里吃了啥，在那里又吃了啥，就记在心里。一与张汉成吵架，就说：你出去享福，斤面两肉，我们在家受苦。她不说“好出门不如歹在家” ，赶牲灵的人外出有多艰辛，只看到他们吃好的。张文阁刚回村时，他还带回来不少粮食。他蒸的窝头常常爱的我们许多小孩流口水。但他粮食吃完了，由于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就沿门乞讨。

说是沿门乞讨，其实，他心里有数。去谁家能吃上，去谁家吃不上，他心里一清二楚。于是，他就成了我家的常客。因为，我母亲心善，只要有一茶半碗盛饭，总不会让他空着肚子离开。那时候，我们家也十分困难，真是吃了上顿，还不知道下一顿在那里。我奶奶窑里放的老辈子留下的能装几十石（每石300斤）粮食的老架屯，架屯是木架、柳编，人要爬上去都十分困难，有专用梯子。

但这些架屯都是空的，只能显示老辈人的富有。一开始，还有些黑豆底子，这都是过去喂牲口用的，现在用来人吃。到后来连黑豆底子都吃完了，于是，干脆拆的将架屯当柴禾烧了。我的奶奶还骂我爸爸和妈妈是破败星，不攒家当。对于我奶奶来说，一切都是家当，包括自己和家里人的烂鞋，她都藏在窑里的石床底下。

因为，那时村子里没有收破烂的，自己又舍不得扔，于是，就越积越多。大瓮也是家当，那年月说媳妇媒人要问你家有几条瓮。瓮里装的什么他不管，瓮越多，说明你家越富有。我家也有几十条大瓮，但都是空的。

有的瓮里还放些谷子糠皮，有的就完全是空瓮。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我的母亲是怎样把这个七、八口人的大家庭维持过来的。因为，一眼就能看见家里吃的东西什么也没有。秋天还好过些，因为，有红枣，一旦开始红，就意味着饿不死人了。从红眼圈开始吃起，一直吃到红盖盖、半腰红、通红、绵心红，反正枣子是陕北人的大救星。沿黄河的陕北人没有牙口好的，主要是吃甜枣太多，虫牙、黄牙的人居多，而满口整齐白牙的人极少。特别难熬的是春荒季节，一年农业社就分那几布袋粮食，一秋一冬早已吃完。“肥正月，瘦二月，死不下的三四月”。

 先是吃糠，用头一年秋收的烂枣与谷糠放在一起，然后在锅里蒸，蒸熟后晒干，再用碾子压，最后，用箩筐箩成枣炒面，当春天的主食。具体吃法是掏一碗枣炒面，再倒上适量的米汤或面汤或开水，用筷子搅，搅成团，然后食用。

山西襄汾县民间文学作家张平义写过一篇《吃炒面》，还在我办的学校的校报上发表过。他说的炒面是软糜子面作的，好吃多了。我们那里的炒面，完全是糠皮，非饥饿难耐时，谁也不想吃。还有一种填肚皮的办法是吃树叶和吃草。从一开春就在地里扒苦菜吃，苜蓿草是饲养员的专利，一般老百姓是吃不上的。再后来，就是吃树叶，吃的最多的是洋槐树叶子。

家槐树，又叫国槐叶子是不能吃的，那是可以毒死人的。最后，吃玉米芯子。把玉米芯子碾成面粉，叫淀粉，吃进去人拉不下。不知什么原因，饿人生虱子。那年月，本来身体就瘦的一条，身上还虱子挺多。当然，衣裳洗得少也是一个原因，那时，村里挑水实在不易，脏衣服要拿到沟里去洗，而且，没有肥皂。

那年月根本就没有卖肥皂的。衣裳拿到沟里，先用水泡，然后，拿衣裳在崖上生碱的地方擦，擦了再揉，最后，用水洗，这就是洗衣裳的全过程。记得有一曲陕北民歌小调，夫妻二人劳动，打连架，就是用连架打场里的庄稼。连架就是几根枣木棍，用皮子缠在一起，然后，用一个机关绑在一根杆子上。连架片子能在杆子上来回翻。人两手抓住杆子在空中挥舞，连架片子就能一下又一下地敲打场里的庄稼。

当时，这是农村唯一的脱粒方式。就在两人干活时，男人笑话女人脖子里的垢痂，女人就反唇相讥地说：你给我买胰子去，我又不是不会洗。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民的生活情趣，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民生活的困苦。正因为衣裳洗得少，加之，那时人们皮包骨头，所以，虱子就特别多。

我记得，那年月只要我父亲在家，就每天晚上挨着个儿给我们的衣服上捉虱子。一边捉虱子还一边讲故事，其它故事情节都记不得了，沉香《劈山救母》的情节依然记得。那时的人由于平时灌得都是一肚子汤汤水水，所以，肚皮越撑越大，人们经常处于饥饿状态，因而，人们也就特别能吃。张文阁的侄孙张树范，过年能吃一百颗饺子。张文阁的另一侄孙张树开胃穿孔，还没有出医院就吃了一碗冷锅垒，亦即冷不烂子。这是一种用土豆丝（马铃署）伴面蒸的食品，热食养胄，凉食坏胃。张文阁的侄孙张树开胃穿孔，再吃一碗冷不烂子，当时就死在医院。在那种情况下，谁也顾不了谁，张文阁要饭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最后，终于饿死在庙中。死后，张汉成与张汉飞等侄儿将他放在一块木板上，掩埋了。这是我所知道的张家畔村唯一没有背棺材的亡者。张文阁的饿死，不是一般的要饭的饿死，而是五保户饿死。这从社会制度上来说，五保户饿死是不允许的，可是，在大饥荒的年头，五保户也不保了，从而也就打破“社会主义不能饿死人” 的神话。

对于“三年困难时期” 全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舆论界有不同的说法。左派说饿死一千七百万，而右派说饿死三千七百万，而且都有依据。左派是从国家统计局来的数据是一千七百万，而右派是从公安部来的数据是三千七百万。右派认为统计局的数据是经各省省委书记一压再压，最后瞒报的数据，而公安部的数据不能瞒报，所以，就有这两千万的差距。不管以那个数据为依据，都说明那个时期饿死人的人数是以千万计。这里边还有一个理论界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是，“三年困难时期” 饿死的人为什么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口，而很少城镇人口。这里边的真正原因是，生产队打下粮食，先交公购粮，叫皇粮，之后再交战备粮，再留种子、饲料和由生产队负责人掌握的所谓“机动粮” 。这“机动粮” 包括上边来人吃饭的粮，干部或社员加班干活吃饭的粮和临时救济困难户的粮以及意外事情发生需要的粮等等。只有这些粮都扣除完，剩下的粮才轮到社员三一三剩一，二一添作五地分。分到多少算多少，根本没有底数。剩下三百分三百，剩下二百分二百。而与此不同的是城镇人口有底数，每人每天九两，每月27斤。虽然也不多，但基本能保证人饿不死。而农民就不一样了，往往三扣两扣最后分到家的粮食，远远不足每人每天平均九两的水平。在这样的情形下，农民被大量饿死就成了必然的事情。

1958吃大食堂饭，人们饿极了，就开始传播谣言。传什么“少串门子多做鞋，七月里不来八月里来”。 至于来什么，据传，那里那里关了几窑狼，到时侯狼放出来吃人，等等。事实上这是一场政治谣言，就在那一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义碟暴动。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中华人民救国堂”， 主席高锡祥，军委主席高光新，都是高杰村乡高家洼人，就是毛泽东主席二十年前写《沁园春. 雪》的那个村子里的人。“中华人民救国堂” 的副主席贺中华是高杰村乡木家山人，秘书长郝佩亮是高杰村乡白家畔人。头目几乎都是清涧县高杰村人。所以，高杰村公社就成了破案重点。

郝佩亮小名叫二信，是我们村里张树功家老娘家。我见过这人，来我们村时，经常穿的干干净净，戴一幅墨镜，上衣斗里别的水笔，能说会道，常背一付二胡，说明他爱好音乐。见了什么人都嘻嘻哈哈，一副不同于常人的样子。谣言都是从他口里传播开来的。意思是起义造反时间定在七、八月间。他们已经聚集了不小的力量，有许多枪支，其中，也有许多猎枪。这使我想起了当年由共产党发起的著名的清涧起义，还有刘志丹、谢子长、高岗闹红，还有更早的李自成起义。看来，陕北人有反抗的先天基因，当然，这与这里的人们穷困的环境及由此长期形成的强悍性格也有极大关系，饿极必反，官逼民反。后来，义碟暴动不知怎样被公安部门发现了，引起公安部的高度重视。

公安部亲自调集力量破案。那一年，我的父亲正好被选为村主任，副主任是张文同，我们叫三爷爷。选举的那天我就在场，是晚上，地点在下湾里张树前母亲家里。拿碗点豆子，两个碗，结果两个人每人都是四十票。两人就谦让，最后，张文同说他不识字，没法当村主任为由，就由我父亲当了村主任。这张文同始终守着个处世原则，就是：村里的事，保住自己家的利益就行了，别的任何事不管。一生只当副职，从来没有当过正职，人们称他为“鬼老三”。反过来想，同村的人一惹人就是世代仇恨，何必呢！所以，他的这种处世原则是有一定道理的。

张文同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张汉功，后来在税务所工作。是折家坪，也就是现在的清涧县火车站所在地的税务所长。二儿子张福功，一直在村里劳动，但福功的儿子们都上了大学。女儿张福梅不知道嫁到那里。那时候，还没有武警，更没有特警，地方武装力量只有公安局。公安局的人来破案，只在村干部家吃派饭，连贫下中农家都不敢去，这样，我家就成了派饭的重点。我记得吃饭前后公安局的人经常把枪支子弹放下一炕，吓得我们连话都不敢说。

我们村里的重点对象是张树功，一是他家与郝佩亮是亲戚，经常有走动。二是他与高光新是好朋友，经常相跟上打猎，而且，在刘志丹的三团共过事。为此，公安局逼他带路找高光新。第一站找到李家畔我大表兄李树青家，朴了空。因为，我大表兄李树青经常与高光新一起摸牌，赌博。但出事后高光新自知李树青家目标太大，所以，就没有来。

后来，一直到延川县才找到高光新，张树功因此立功，免于刑事处分，释放回家。回到张家畔不敢进村，我父亲就去作工作，把他接回来。

作者简介：出版有多部专著，其中《绝对相对力学》，提出统一力学十二定律；《常道》，提出十二解道；《互补论》，提出十二哲理；《绝对相对经济学》揭开《资本论》的迷雾；还有大型回忆录《追梦》翔实记录了饥饿岁月，动乱年代和希望之春的真实人生轨迹，受到众多学者的好评。多次应邀在国内外作学术报告，2018年出席世界哲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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