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中

吴文亮

“中”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字了，现在河南方言里还经常出现“中”字。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里就出现了“中”。从字形上看，像是一个人拿着一面旗，犹如部族发生大事时，首领树起旌旗，四方部众立即向此集中。因此，“中”的最初含义仅为徽识之地，此后才引申为中央之处。

“中”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不仅仅是一个方位，更是一种做人做事的准则，即执中。在万事万物随时、随地变化之中，那个此时，此地的合理点，即是“中”。“中”更体现的是一种合适、合理的状态。

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合适、合理，需要动态的评判。正如“中”字一开始的含义那样，旌旗在哪，哪里便是中。《道德经》讲“反者道之动”，任何事物都不是静止不变的，都会朝它的反方向发展。越过了“中”这一合理点，“过”或“不及”都会变成自身的反面，即不中。《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载了陶朱公范蠡救子的故事。其长子并非不爱自己的弟弟，只是因为从小吃过苦，养成节俭的习惯，想要节省千金，反而因此害了自己的弟弟。节俭在平时是好的，合理的。但在救人时，却转变为吝啬。节俭在此时，此事上，便是不好，不合理的。所以看事物，中不中，合理不合理，不能静止的去看，而应始终在动态的环境中，通过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去观察，才会得到准确的判断。

再如一项制度。制度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但如果僵化不变，或不去改革纠偏，再好的制度也会走向反面。以君主集权制为例，战国七雄，最终秦统一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秦国实行郡县制，君主的意志能直达基层，提高了行政效率。所以，当秦之时，君主集权制度是适合的。但历经汉唐，至明时，废除宰相，设内阁；满清之时，臣子自称奴才，对内设立军机处，对外闭关锁国，君主集权强化到了极点，没有了对皇权的制衡。此时的君主集权制就不适合中国了。

又如文化。儒家给人的印象是保守的，但孔子却开创了私人教育的先河，将知识由贵族引向了平民。从这一点来讲，儒家又是创新的。《中庸》讲“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也。”活在今天的社会，却要恢复古代的法则。像这样的人，灾祸一定会降到他身上的。所以，假如孔子生活在现代社会，我想他必不会僵化的全盘恢复古代文化礼仪，去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孤芳自赏。因为这样做，只会让中国传统文化进入博物馆，沦为后人观赏、凭吊的器物。他一定会推陈出新，从传统中发展出适合现代社会的文化思想，解决当下人们遇到的问题。这样的文化才是适合当代中国的文化。

对于我们自身来说，言谈举止是否适合、合理，也应辩证地去审视自我，通过反省，不断纠偏，从而最大限度接近“中”的状态。《论语》里就讲“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恭敬、谨慎、勇敢、直言都是优秀的品质，但没有“礼”做调和、节制，便会走向劳倦、畏缩、制造混乱、尖酸刻薄的地步。在待人接物上，也应根据对象的不同，而秉持不同的态度。因为中国人讲究亲疏有别，内外有别，而不是一视同仁，一成不变。《史记.汲郑列传》中记载“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汉武帝对待卫青和汲黯的态度不同，一方面是汉武帝尊重汲黯的为人，另一方面也因为卫青是汉武帝的亲信，再加他们之间属于郎舅亲戚关系，所以行事比较自由。因此，汉武帝对待汲黯严肃而有礼，对待卫青随和而自由都是合理的。

孔子说“叩其两端而竭焉”，《易经》讲“一阴一阳谓之道”。这些都告诫我们，不管是看待事物，还是做人做事，都不能固守一端，思想僵化。只有随时调整，自我反省、调节，才有可能做到执中、守中，才会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合理的“中”，这才是我们中国人正确的做人做事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