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徽，缀在时代夜空的一枚月亮

——读杨西京、侯发山中篇小说《大山的脊梁》

            曹世忠

只要拿起笔，让思绪回到那个年代，就能重新获得力量，以百倍的勇气和意志，顽强地生活和写作。写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呈现了它高于生活的价值。

——铁凝

杨西京、侯发山的军旅系列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美”是一种大美，涵盖了一部文学艺术作品所要求的故事、结构、人物形象、思想内涵、心理、场景、意境、格调、语言等各个要素。《大山的脊梁》（载2022年第9期《海外文摘》，以下简称《脊梁》）把这些要素融为一体，绽放出一种近于完美的艺术芬芳。此是继《那座军营 那群士兵》《归田不解甲》《大山的眼睛》军旅三部曲之后推出的新作，值得点赞。

军徽，缀在时代夜空的一枚月亮。《大山的脊梁》以强烈的史诗意识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反映了杨伊洛和曹鹤龄为代表的军人“退伍不褪色，归田不解甲”，践行初心，开拓进取，为弘扬河洛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弘扬红色传统的不平凡历程，讴歌了他们默默奉献，无私高尚的家国情怀。作品真实地展现了豫西，尤其是东周（河洛）地区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岁月里所创出的光辉业绩，其蕴藏着的思想内涵，对当下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强烈的鼓舞作用。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它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的生存发展。精神鄙俗必然带来行为的鄙俗，精神高贵必然带来行为的高贵。作品通过许多从生活中打捞的真实细节，从情感的深处写出了新时代军人敬慕先烈和尊崇英雄的高尚情怀。曹鹤龄在杏林凤中医院杏奠基时，发现的六具尸骨里的每一具中“至少有一颗锈蚀成一团的子弹，多少不等，最多的身上五颗”，而且发现在“棺材的前面一堆染过的灰烬，灰烬还没塌陷，虚虚地架着，看样子，像是染过没有多长时间”，寥寥数语为在保证（抗日战争）琉璃沟战斗胜利，冒着危险引开敌人，最后弹尽粮绝而跳崖的六位壮士的结局埋下伏笔，为红研会后来的安葬英灵做好铺垫，更从侧面写出了人民对牺牲英烈的深情缅怀和崇高敬意。夕阳余晖里，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一边往双英碑上撒尿一边叫道：“妈妈，这石头上有灰，我给冲冲……”，看似不雅的事件（有孩子的稚气和天真），当然引起了那位老人（钟汉光，当年跳崖的幸存者）的无比愤慨，他据理相争，大义凛然：“……你们如此侮辱英雄……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你们就不怕报应？咳咳，咳咳！”，痛斥的是孩子的母亲，抒发的却是历史的潮流之声。不是吗？那些长眠地下的英雄无言，惟有眼前的纪念碑依旧在向过往的人们诉说着那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当我们置身于今天的盛世繁华，时代的喧哗与骚动中，长久和平所带来的福祉似乎被日渐淡忘时；便有一些人（别有用心）在网络上借还原历史的名义，对烈士肆意污蔑，甚至故意玷污烈士的名声，往他们身上泼污水。作品抨击了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大声呐喊：烈士们为民族献出了生命，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在这里，《大山脊梁》的细节揭示出很多用直白的语言难以说清的道理，把烈士们的气贯长虹以及人民对他们的崇敬热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河洛文化不仅仅在于河洛本身，河洛本身是载体，意义在于拓展历史文化的思考空间。史诗性和英雄品格是《大山脊梁》最为显著的特征。杨西京、侯发山的作品轻轻挑开了悠久岁月的帷幕，从遥远的历史深处走来，把河洛的地域历史文化与讴歌军人开拓进取，继承革命传统，传播红色资源的炽热情怀揉在一起，使历史和现实无缝衔接，让作品内容变得丰富厚重起来。为了揭示杨伊洛不忘初心、曹鹤龄开拓进取、钟汉光锋芒犹存，还有孙雅雅的永葆军人本色和其女儿女婿的干事创业精神源泉，作品写了弹弓峰的历史传说，马卫疆、张梅夫妇置生死于度外，炸日本鬼子黑石关大桥的惊天之举，写了钟汉光等六位战士为保证琉璃沟伏击战的胜利，冒着危险引开敌人，因寡不敌众而奋勇跳崖的英勇悲壮；尤其是朝鲜战场上长津湖战斗中战士们被冻成冰雕的艰苦卓绝，这一些让读者热血沸腾，荡气回肠。“那雪、那土豆、那炒面，吃进肚里化成了英雄气。化出了一个军人的气节，化出了一个军人的气魄。……我知道，英雄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和脊梁，是一个军人的灵魂和气节。从那一刻起，我尊崇英雄，敬畏英雄，立志做英雄……”其实，岂止是孙雅雅，读者掩卷遐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这里，作家将作品的叙事聚焦由对人物的“物质性”叙事，调整为对人物的“精神性”叙事，通过对杨伊洛、曹鹤龄、贺汉光等人生故事富有意味的叙述，呈现出人物主体最本质的挺立的精神形象。

小说的故事是框架，是骨骼，而人物、情感、内涵、意境、语言等则是它的血肉。没有情感、没有内涵、没有意境的故事，只是苍白而枯萎的空壳，或是一堆虚华浮泛的肥皂泡。《大山脊梁》这部中篇却独具匠心，挥洒出被别样的风采。首先，作品在开篇“中秋果会”的结尾，写杨伊洛看到果会会场的横幅上写着“颁奖现场（大会）”，心中顿生疑窦：颁什么奖？作品戛然而止，笔锋转向叙述“杏林中医院”，在杏林中医院奠基之时意外发现“六具烈士遗骸”，谁的遗骸？为啥会在这里发现？作家再次抛出悬念，转而写“弹弓峰”的故事，在弹弓峰杨伊洛又发现“双英碑”，双英碑是咋回事？双英碑前，杨伊洛听到大山深处传来一个女人凄厉的喊声；“贝贝！贝贝！”，这又是咋回事？作品按下不提，再一次转向新的叙述空间……读者想弄个水落石出，就得顺着文本就往下读，如同铁屑被紧紧吸附在磁铁上，直到作品结束才“柳暗花明”。在这里，作家《脊梁》尊崇英雄的主题放在杨伊洛和战友相聚的大框架里，让几条线索交叉融合，分而又合，合而又分，时而放开，时而收回，收放自如，宛若迷宫里的灯火闪闪烁烁，若隐若现，时时牵着读者的鼻子走，这大概是文学的诱人魅力吧。

其次，《大山脊梁》和前面的《大山的眼睛》《那座军营 那群士兵》《归田不解甲》等军旅作品构成系列，单独看是个中篇，合起来成为长篇（小说），宛若一副立体画，辽阔的空间和多彩的颜色，营造出的浓浓的文学审美氛围澎湃飞扬。以杨伊洛、曹鹤龄、孙雅雅为例，人物身份不变，活动范围不变，从军营生涯到转业地方工作，跨度四五十年，前后贯穿，有条不紊，多侧面写出了他们不忘初心，退伍不褪色的家国情怀。更可贵的是，作品又写了孙雅雅的儿子媳妇继承父辈的光荣传统，尊崇烈士，干事创业的可贵美德；作品用生动的形象告诉我们：年青的一代，是充满活力而生机勃勃的一代，这才是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在世界民族之林崛起的希望！

疾风知劲草。关键的时刻能考验人性的真实虚伪，离乱的生活能从意志上摧毁一个人的信念。但在钟汉光身上，读者却看到的是义无反顾的纯粹与坚定，是勇往直前的果敢与坚毅，是光明磊落的责任与担当。钟汉光对曹鹤龄说：“我跳崖那年25岁，今年90岁，寻找战友的遗骸，整整寻找了75年”，而“75年的心愿”写的也是安葬烈士遗骸的过程（此是小说的高潮），既然两者都是指的同一内容，那么按照钟汉光的叙述，寻找烈士遗骸应该是65年，此是硬伤。百密一疏，在所难免。白璧微瑕。该作品融入了诗歌元素，地域文化元素，塑造了一个个真实而充满生命正能量的人物形象，依然是一部上乘之作。

莫言说：“用文学的方式讲故事，应该先从自己的故事讲起，在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熟悉的家人、亲戚朋友的故事基础上，再通过阅读、观察、采访等一切方式所获得的故事基础上，加以综合想象诉之于语言、形象，最后成为文学作品。”杨西京和侯发山广泛进行红色资源调查，寻找当事人，搜集政治的、人文的、现场的、知识性历史资料，捕捉一些感动而发人深思的英雄故事，之后在作品里与讴歌军人魂魄情怀的这条线索的交叉贯通，使之变得真实厚重，生动形象而完整。作者以河洛文化为框架，融进对军人内心情感的生动描述，将他们军营生涯和转业后的人生历程描绘得细致感人；不仅赋予作品新鲜、丰富、饱满、厚重的质地和气势磅礴、恢弘大气的风格，而且使《大山脊梁》都具有同题材作品所不具备的涵容性、辐射力和饱满度。作品既有地方志的价值、地理学的价值、人文的价值，又有历史学、文学的价值。若干年后，对河洛历史（东周）知道的人将越来越少，以后很难再有从亲历者那里采集来的鲜活的第一手材料。从这个角度说，两位作家为创作《脊梁》而进行的调查采访，其中蕴藏较多的个人视角和个人经验，无疑具有抢救历史的意义。同时，创作一系列的军旅作品，是杨西京和侯发山文学理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浓厚的军人情怀呈现在作品中，与战友与河洛文化与故乡巩义的血脉关系和深厚感情会随着叙事而流溢，难以自禁时就喷涌而出。理性思辨与深厚感情的同构，使《大山的脊梁》取得的艺术成就超出了文学意义的范畴，飞向遥远的蓝天。

《大山的脊梁》，军人的脊梁，河洛文化的脊梁，中华民族的脊梁！

作者简介：曹世忠，作家、评论家，作品散见《辽河》《百花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