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希米亚人认为，我们在与主流文化相抵触的生活方式中维持信心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在贴身的小环境中起作用的价值体系，依赖于我们所交往的人的种类、我们所阅读的书籍和我们所听到的话。
——阿兰·德波顿
▲ 选自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2018）
19世纪初期，有一群特立独行的人在西欧和美国开始引人注目。他们衣着朴素，生活在比较便宜的城区里；他们博览群书，好像并不在乎金钱；他们中的多数人性情忧郁；他们投身于艺术和感情，而非商业和物质上的收益；他们有时候在性生活方面不符合传统规则；他们中的有些女士留着短发，而此时短发尚未成为时尚——人们称他们为“波希米亚人”。这个词一直被用来指那些吉普赛人，因为人们错误地以为吉普赛人来自中欧。但在这时候，特别是在亨利·米尔热写了一本记录巴黎阁楼和咖啡馆生活的畅销书《波希米亚人生活札记》（1851）之后，人们用波希米亚人来指一批在某些方面并不符合资产阶级的体面原则的人。从其诞生之日起，波希米亚便指一个很宽泛的人群。早期的作家认为，波希米亚人可以出现在任何社会阶层、任何年龄阶段和任何职业门类中：波希米亚人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可以是富人，也可以是穷人；可以是诗人、律师和科学家，也可以是无业人士。阿瑟·兰塞姆在《伦敦的波希米亚》（1907）一书中写道：“波希米亚可以无处不在：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心灵态度。”波希米亚人曾经出现在剑桥、马萨诸塞州和威尼斯海滩、加利福尼亚；有些波希米亚人和仆人或其他人生活在静谧湖畔的棚屋里；有些波希米亚人则是吉他手和生物学家；有些波希米亚人在外部表现上循规蹈矩，但有些波希米亚人则喜欢光着身子沐浴在月光中。我们可以用波希米亚一词来指在过去200年间一大批不同的艺术现象和社会现象，从浪漫主义到超现实主义，从垮掉的一代到鬅客青年，从情境主义者到以色列基布兹成员，不管用这一词语指哪种人，它都没有丢失把一些重要的东西联结在一起的那条脉络。在1929年的伦敦，波希米亚诗人布赖恩·霍华德邀请他的朋友前来赴宴，他在请柬上打印着他喜欢的东西和讨厌的东西的名单——虽然这张名单带着明显的20世纪初期英国的烙印，但它依然能够向我们揭示波希米亚人在历史上所体现出的一些基本倾向：布赖恩·霍华德和他的波希米亚朋友所反感的东西可以更加简明扼要地用一个词来概括：资产阶级。1815年拿破仑败北之后，在法国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波希米亚人表达了他们对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几乎所有东西的极端唾弃，并对他们自己能够对资产阶级口诛笔伐充满了自豪。“对资产阶级的讨厌是智慧的开始，”居斯塔夫·福楼拜写道，这句话是一个19世纪法国作家的标准言辞，对他而言，这种反感就如同与一个女演员有染和去东方旅游一样，都是作家职业的标志。福楼拜谴责资产阶级过分的繁文缛节和物质至上主义，他还批评他们不但愤世嫉俗，而且多愁善感，他们喜欢专心致志地干一些琐碎无聊的事情，比方说，他们可以花一个世纪去讨论西瓜到底是蔬菜还是水果，是应该在饭前作开胃菜（法国方式），还是应该作饭后甜点（英国方式）。司汤达对资产阶级也同样地不喜欢，他说：“真正的资产阶级关于人和生活的谈话，只不过是一堆丑陋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一旦我不得不听他们的谈话，不管时间长短，都会使我肝火上升。”但从本质上把波希米亚人同资产阶级区分开来的并非话题的选择或食用西瓜方式的选择，而是对一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享受上层身份。其理由是什么波希米亚人不管住在大庄园里，还是在阁楼上，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19世纪初期产生的经济的、精英主义的身份体系。准备为自己不切实际的信念而受苦甚或挨饿的波希米亚人为数不少。19世纪的一些绘画作品中，波希米亚人往往在公寓楼脏兮兮的阁楼上慵懒地坐在椅子里。他们看起来瘦弱憔悴、疲倦不堪。他们的眼睛里可能流露出一种悠远的神情，他们的书架上往往放着一个人的头骨。他们的表情能够让工厂的工头或公司的经理大吃一惊——他们的表情就足以说明他们丝毫没有为肤浅的、实用性的追求所困扰，而他们一直谴责资产阶级不遗余力地争取这些追求。
导致这种困顿状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从事一项自己所看不起的职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夏尔·波德莱尔宣称，除了诗人的职业和——更加不可信地——“战士”的职业之外，世间的任何工作都是破坏心灵的职业。马塞尔·杜尚在1915年参观纽约的时候，把格林威治村描绘成“一个真正的波希米亚”，因为他认为这个地方“充满了无所事事之人”。在半个世纪之后，杰克·凯鲁亚克在西海岸的一家钢琴酒吧里面对着一群观众作演讲，他极力反对“那些跑通勤的人，他们的领口紧紧地打着领带，被迫每天凌晨在米尔布雷或圣卡洛斯赶5:48的火车，去旧金山上班”，他话锋一转，又极力称赞那些灵魂自由的人、流浪者、诗人、垮掉的一代和一些艺术家，他们睡得很晚，烧掉了工作服，就是为了能够成为“大路之子，观看运货列车隆隆驶过，体验天地之大以及感受古老美洲的重量”。
尽管波希米亚人没有直接说明在过一种强烈的心灵生活和成功地开办一家律师事务所或一个工厂之间存在着不兼容性，但多数波希米亚人都暗示，这两者在实际生活中不可兼得。在《论关爱》（1822）的前言中，司汤达解释说，他曾经试图为广大的读者清楚明了地写作，但他没有能力“让聋子听见，让瞎子看见”。
因此那些追求粗鄙目标的有钱人，那些每年在翻开一本书之前已经挣了10万法郎的人，他们最好立刻把书合上，特别是那些银行家、制造商或受人尊敬的工业家……那些精力充沛、工作努力、品格优秀、受人尊敬、生活积极的枢密顾问官、纺织品制造商或聪明的银行家在物质财富中获取报酬，而不是在温柔的感情中获取报酬。日积月累，这些绅士们的心肠逐渐变硬了。任何一个在每个周末给2000名工人分发工资的人从来不会像这样浪费时间；他们的关注点永远都在那些有用而且积极的东西上面。
司汤达认为最喜欢他的书的人是那些生活懒散、喜欢做白日梦、期待在听莫扎特的歌剧时能够被激发感情，以及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瞥到一张漂亮的脸庞之后便陷入长达几个小时苦乐参半的思绪的人。
金钱在波希米亚的价值体系中并不能赋予一个人荣誉，财富亦然。在波希米亚人看来，游艇和庄园仅仅是傲慢与享乐的标志。波希米亚人的身份可以通过富有灵感的谈话方式或创作一部充满才气、感情真挚的诗集而获得。
1845年7月，一位美国19世纪最著名的波希米亚人，亨利·梭罗，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县附近的瓦尔登塘北岸自己动手修建了一间木屋，并搬入其中居住。他的目标就是要检验他是否能够过一种外表简单而内心丰富的生活，从而用行动向资产阶级表明，一个人可以把物质生活的贫乏与精神生活的充实结合起来。为了证明一旦一个人不再为他人的评价所困扰时，他将会以非常少的花销而生活这一观点，梭罗向读者介绍了他是如何在修建木屋时节省开支的：
绝大多数的奢侈品，以及好多所谓的生活便利设施，不仅不是必不可少，而且还是人类高尚情操的真正阻碍。
梭罗写道，为了颠覆他所处的社会在拥有财富同值得尊敬之间建立的必然联系，他还说：
一个人的富有程度是与他生活中不需要的东西的多少成正比的。
梭罗试图让我们重新认识没有钱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它并不是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所巧妙地暗示的那样，是在人生的游戏中失败的证据。一个人没有钱可能仅仅意味着他自愿选择把精力投入到别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投入到商业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他在别的方面变得富有，而不是在金钱方面。梭罗没有用贫困来形容他的境况，他喜欢用“简单”一词——他认为“简单”表明了一种自愿选择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迫接受的物质状况。
他提醒波士顿的商人们，那些伟大的“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哲学家们”都曾经自愿地选择一种简单的生活。梭罗在瓦尔登湖住了一段时间之后，给美国蓬勃发展的工业化社会传达了某种思想，而这种思想的核心其实对他生前生后几乎所有的波希米亚人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正如他所说：“金钱并不能购买灵魂的必需品。”波希米亚人认为，我们在与主流文化相抵触的生活方式中维持信心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在贴身的小环境中起作用的价值体系，依赖于我们所交往的人的种类、我们所阅读的书籍和我们所听到的话。他们意识到，我们平静的心情会很容易被击得粉碎，我们在生活中为之奉献的事情会轻易地受到质疑，例如，我们与一个熟人进行几分钟的闲聊，只要他或她认为，甚至都不必明说，金钱和社会评价最终还是很有价值的；或阅读一本杂志，而这本杂志只讲述资产阶级的英雄们是如何取得非凡成就的，就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与之不同的生活目标的价值。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都会很容易地受到伤害。波希米亚人因此在选择交往对象方面特别注意。一些人，例如梭罗，完全逃离了社会的不良影响，而另外一些人则坚持不懈地选择性情相投的人组成一个交往的小圈子，而拒绝接受那种自然而然地落在我们头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们在学校、家庭和工厂与那些生活在一起的人交往时很容易感受到的。波希米亚人还会小心翼翼地重新界定失败一词的涵义。根据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个人在商业领域或艺术领域遭受的经济方面的失败或他人评价方面的失败，都可以作为证明他人品不佳的重要证据，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认为社会在分配奖励或惩罚方面是相当公平的。然而波希米亚人拒绝接受这种对外在失败的惩罚性解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往往被白痴和偏见所控制。他们推理说，根据人性来判断，社会上最成功人士很少是那些最聪明或最善良的人们，而是那些最成功地迎合了听众的价值观念的人，而这些价值观念往往弊端百出。波希米亚人认为，商业上的得失成败仅仅能够表明一个人获取商业成功的能力，而不能据此对一个人道德上的和想象力方面的缺陷做出惩罚性的判断。这种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19世纪众多的波希米亚人赋予一些政治领域和艺术领域的人莫大的关注和尊敬，而用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些人的生活只能被描述为极为失败。这些人当中最有名的要数二流的英国诗人托马斯·查特顿，他因为贫困和资助人的拒稿而身心疲惫，在1770年自杀身亡，年仅18岁。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剧作《查特顿》于1835年首次在巴黎上演，他把这位年轻的诗人变成了波希米亚人所珍视的所有价值的代言人。这出戏剧赞美个人灵感，贬抑社会传统；赞美人们之间的友好，贬抑经济上的利益；赞美激情与疯狂，贬抑理性与功利主义。德·维尼认为这位满腹才华、敏感脆弱的诗人几乎注定要被资产阶级公众的残酷逼上绝路，直至自杀。
▲《查特顿之死》，亨利·沃里斯，1855 — 1856年
这位被世人曲解的圈外人物，尽管遭到社会的排斥，但依然胜过那些圈内人物，这种思想反映了，同时也塑造了许多波希米亚的杰出人物的生活。热拉尔·德·奈瓦尔是一位诗人，比查特顿富有才气，但并不比查特顿更幸运，他于1855年在穷困潦倒和神经失常中上吊自杀，时年47岁。德·奈瓦尔认为他们那一代敏感的同一类人，因为其天赋和性情而无法适应资产阶级的世界，他这样对他们进行了总结：“野心并非我们所有……追求名利的贪婪的人们使我们远离了政治活动的圈子。对我们而言，只剩下诗歌的象牙塔，登临其间，我们就可以远离世俗大众。只有处在这样的高处，我们最终才能呼吸孤独的纯净空气；我们才能端起传说中的金杯痛饮遗忘；我们才能因诗歌和爱而酩酊大醉。”
当埃德加·爱伦·坡于1849年以仅仅三十七岁的年龄去世时，他同样成为波希米亚历史上的一位高贵的失败者。在一篇论述他的生平和作品的文章中，夏尔·波德莱尔写道，爱伦·坡的命运是被迫生活在野蛮人中间的富有天赋的人的典型的命运。波德莱尔谴责像美国那样的民主社会中的公众舆论，他警告说，一个人别想从它那儿得到任何慈悲之心和宽容之心。他写道：
的的确确，诗人们不能指望自己能够适应社会，不管这个社会是民主社会还是贵族社会，也不管这个社会是共和社会还是绝对的君主制社会……他们都是一些杰出的不幸者，他们一出生就注定了要遭受天才在平庸的人群中所要受到的残酷的待遇。
通过赋予这些被社会排斥的人以尊严和高贵，波希米亚把他们描述成为受到逐放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世俗社会中相应的形象。如同基督教的朝圣者一样，这位波希米亚诗人会受到缺乏领悟能力的普通大众的折磨，但如同基督教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被人忽略本身就意味着被忽略一方的优越性。一个人没有得到他人的理解，表明在他身上有好多东西尚需理解。诗人不能走路，是因为他长着一对庞大的翅膀。
哲学、艺术、政治、基督教和波希米亚的目的并非废除身份等级，他们只是尝试创立一些新的身份等级，而这些等级建立在那些为大众所忽略或批判的价值标准的基础之上。这五个不同领域的革新者们一方面都坚持严格区分成功与失败、好与坏、可耻与高尚，另一方面又试图重新塑造我们的判断标准，使我们重新思考何种行为才能归入这些重要的标题。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人无法或不愿温顺地服从关于上层身份的主流观念，但他们有资格拥有更好的称呼，而不是残酷地被人称为失败者或小角色，而这五个领域的革新者们通过上述的方式，赋予这些人以合理性。他们提供了好多富有说服力和抚慰能力的事例来提醒我们，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并不是只有法官或药剂师的方式——才能证明生活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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