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荒吕梁（1962--1964年） 

             张道子我和二弟张树恩，三弟张树旗在老家院子的大门口

1962年的高杰村中学，学生每月21斤的红高梁家里也背不起了。

于是，每个星期日都有不来上学的学生。我们这个年级两个班，进校时每班五十五个学生，走的仅剩每个班20多个学生。最后，我家也挺不住了，不得不放弃“耕读传家” 的古训，背起铺盖卷回家劳动。

那一年，即62年连我上小学的二弟都弃学参加劳动。全家人都在为活命而拼命，什么前途呀，希望呀，都被生活的现实压的粉碎。休学回家就每天跟生产队大人下地干活，是人民公社小社员。我记得有一首歌，歌名叫《我是公社小社员》。但成了真正的人民公社小社员，则不是那么轻松的事。大人每个工工分是十分，我们是半劳力，五分。耕地是耕不了的，因为，牛拉的犁十分沉重，且大，我们人小驾驭不了。但拿粪是躲不过去的。因为，地里的活没有什么苦轻活。所谓拿粪就是把一个柳条编的拿粪斗子，用一条粗绳栓着绕过脖子挂在胸部，跪在粪堆前，把粪扒到粪斗子里，再站起，然后跟在耕地人的后边，一把一把往地里撒。一斗子粪一般能装几十斤，撒完了再去装。一回又一回，一趟又一趟。

我的二弟只能跟在后边点籽。所谓点籽，就是把庄稼种子一粒一粒往地里下种。累了，歇与不歇，决定于生产队的队长，并不是自己累了就能歇下的。起早下地，由于地离村子远，所以，吃饭要送饭，在地里吃，现在叫野炊。所谓饭也就是半罐子稀饭。

到吃饭时，各家把饭送到送饭人处，送饭人一般是由饲养员担任。饲养员把集中起来的罐子，装到两个筐子里，然后，挑上送到地里。吃饭的时候也是开玩笑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张汉飞家送的饭总不够吃，有的人喝不完的稀饭就让张汉飞喝。

但也有人下工之后把剩饭再提回去。记得一次在无定河湾里锄地，吃完饭休息。张汉飞显然不饱，他说：他能把大家剩下的饭全吃完。张树万爱开玩笑，他说：你把剩下的饭全吃完，要是吃不完，筛你的灰。他说能行。

大家看着他吃，喝着喝着喝不下去了。张树万和张汉月等人就开始筛他的灰。所谓筛灰就是四个人两个人各抓一条胳膊，两个人各抓一条腿，扯起来来回筛。筛得张汉飞老汉哭笑不得。他的儿子张树开也在场，十分尴尬。又心疼老子，又没有话说。陕北老家的开玩笑也很原始，除过筛灰就是顶裤。所谓顶裤，就是把人的头圈回来压到裤档里面。那时，人们穿的裤子裤档都很宽，平时人们把宽裤裆往腰里一折，再用带子一系就行了。

裤带也不是什么正经皮带，而是像二强唱的陕北民歌里说的，只是烂布溜子而已。我们村里我这一辈，名字当中都是“树”字，父辈名字当中都是“汉”字，爷爷辈的名字当中都是“文”字，老爷爷辈的名字当中都是“应” 字。村里张文前和张文同、张文升的父亲张应考，辈分很高，那一辈只丢下他一个人了，所以，全村人都是他的晚辈。我们这一辈的人都得叫他三老爷。

这三老爷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爱喝酒，而一喝酒就醉，一醉就骂人。坐到村当中庙外朝阳的长长的石台子上骂。这里是村子的中心，以庙为中心分为三块，上村里，下村里，背弯里。所以，这里是村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上工集合的地点。

当然，也是人们平时闲聊的地方。我们这里有一个习惯，和上一辈的人不能开玩笑，但是隔辈之人就能开玩笑。比如，孙辈与爷辈就能开玩笑。他骂别人都不理他，反正他辈分大，要骂他就骂去吧。但满村的孙辈媳妇们不饶他，就和他较真，有时，就把老头儿顶裤起来。顶裤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被顶裤的人是要挣扎的，所以，不凭借人手众多是顶裤不起来的。只有人多势众，压手的压手，压脚的压脚，扒裤子的扒裤子，圈头的圈头才能把一个人顶裤起来。

在这种场合中张汉何家婶子和木匠张汉珠家婶子总是领导，并亲自打头阵。拿粪累，锄地也苦不轻，一、二十个人齐刷刷地排成一横排，一个人锄两行，齐头并进。你不能拉下落于人后，所以，只有挥汗如雨地往前赶。累了也不能休息，因为，歇歇权在队长手里。至于担粪更是苦重，我担的筐子并不比大人担的筐子小多少，还要挑满，爬山上坡真累的够呛。生产队下了工，还要给自留地里挑茅粪。

那时，并没有化肥，庄稼要长好，全凭上粪。常言道：“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无定河或黄河如果发了洪水，还要去捞河柴。石崖畔上一回一回往回担。那一年正好我父亲带领民工去九里山修公路，一个公社一个营，我的父亲是高杰村公社民工营的营长。

有一次，我先回来，二弟还在河弯里玩。我回来很长时间不见他回来，母亲就让我下河弯去找，也没有找到。于是，我慌了神，一路往回走，一路嚎淘大哭。我以为二弟一定是下河游泳被水推走了。因为，有先例，我们村张树功的大儿子张风章就是因为游泳被无定河水冲走的。我一直哭到快进村时，发现另一条石崖上上来一个小孩，我喊他，他回应了，我这才停止了哭声。还有一次，黄河发大水，弟兄二人去河口湾里捞河柴，只带了捞河柴的铁叉，没有带筐子。然而，在捞的过程中却发现有石炭，而且，捞了不少石炭。没办法往回拿，我就命令二弟把石炭装到裤腿里。在河湾里，谁也不穿裤子，也不避前来送饭的女人。二弟一开始不愿意，我要打他，他才勉强同意了。装好石炭，我们弟兄二人就往回背。上了石塌时，天气突变，雷雨大作，大雨下得像瓢泼一样。要下到石岩下避雨，又怕滑到石崖下掉下去，所以，只有冒雨往回走。走到快进村时，村沟里也是发大水。二弟说不敢过，我说敢过。我先下水，结果被水冲走，不远处就是万丈悬崖，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二弟吓得大哭，我丢掉手里的铁叉，紧划了几下，抓住岸上的柴草，才爬上对岸，总算没有被大水冲走。回到家里，一进院子，就看见我家里坐满了串门纳鞋底的女人。门口坐的就是张树长家嫂子，她是山西石楼东辛关娘家，操一口山西话，与我二弟开玩笑，说：兵成丢人不丢人？看你的鸡鸡！我们就赶紧往奶奶窑里跑，看见奶奶正跪在门口，求老天保佑她的两个孙子平安无事回家。我俩赶紧脱了湿衣裳，上炕钻到奶奶的被子里。

后来，奶奶说：没有下雨前她就在前圪嘟上望见两个小孩从前石畔上上来了，一下大雨她就赶紧求老天保佑。说明孩子出门，老人时时牵挂在心。既然不上学了，母亲就张罗给我说媳妇。张树前家嫂子自告奋勇当媒人，给我介绍她娘家村麻家山的一个姑娘。我不去，人家姑娘亲自跑来与我见面。见面就在张树前家里，白天我要上工，只有晚上可以见面。

这姑娘挺精，1962年还没有电灯，家家都是煤油灯。一个木柱子上顶个灯油小碗，碗里放半碗老麻子油，或煤油，然后，放一根灯芯，灯芯是用棉线搓成的。煤油灯照亮前边，照不亮后边；照亮上边，照不亮下边，从而形成现在所说的灯下黑。见面时，我坐在炕沿上，人家姑娘坐在炕下的凳子上，正好被灯影挡住。所以，人家能看见我，我看不见人家，白看一场。人家还答应供我上学，条件是很优惠的。

但由于我立志三十岁前不结婚，大有先成业，后成家的气概，所以，这场婚姻介绍最终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张树前家嫂子还经常给我说：你不要人家，人家去了青海。生产队也不是天天劳动，雨天就不下地。干什么？自学，主要是自学数学课本，语文自己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我看闲书多。初中二年级数学主要是列方程和解方程。我在半年的劳作间歇期间，挤时间，抢时间自学了二年级数学的全部内容。几十年过去了，列方程和解方程的内容我至今仍然牢牢地刻在脑海中，我深切地体会到自学的东西永远忘不了。

虽然身在生产队，但复学仍然是我的梦想。有一次，上边拨下来20斤返销粮，我跟父亲去高杰村粮站背粮。当把这20斤返销粮背到高杰村对面的山上时，我的眼睛一直盯住学校不离开。父亲看出了我的心事，他说：“要不，把这20斤粮背到学校，你上学去” 。我心里清清楚楚，七、八口人还等着这20斤红高梁下锅呢。我怎么能只顾自己？于是，我扭头就往家的方向走。 1963年情况略有好转，我们弟兄二人都又复了学。但复学要留一级，不能跟原来的年级上，这是学校的规定，他们不管你自学了没有，不管你是否能跟上。

而且，留一级还要考试。这样，我由原来的64届，就到了65届。这个年级人更少，只招了一个班。班主任李忠孝老师，语文老师李春跃，数学老师刘高寅。都是关中人，大学毕业后支援陕北来的。学生会主席李世义，特爱整洁，上衣领子上常衬着白领条，考试成绩常稳拿第一。后在榆林市委党校教研室任主任，还是榆林市政协委员，出版过很多书，精通党建法治化研究。班长白培义，我是学习委员。团支部书记是李炳亮，后来参军，退伍后在延安市休干所任所长。

生活委员高宗德，他父亲高朋林是高家洼的村主任，他后来上了榆林农校，改名为高峰，毕业后分配到清涧县农林局，专门从事红枣栽培和养护技术的研究，升至高级农艺师，县红枣展览馆还挂着他的像片。听我三弟说，他在治虫、施肥和喷药及品种改良等方面，确实为请涧县的红枣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在生产队劳动时，全村收枣不足两、三万斤。大部分枣花都被枣虼就（枣虫）吃了，而现在全村的枣子可以收到三、四十万斤，产量提高了十几倍。

体育委员惠凤岗，高中时也是同班，毕业后一直在公安局工作，官至副政委。还有大有坪村的白炳成与白振和。白振和个儿不高，也不多说话，高中毕业后一直在高杰村教办工作，最后升至教办主任。但他去世的早，2008年西安同学聚会时已经去世。和白振和同村的白炳成同学个子高高的，身材也魁梧，班上的劳动委员。女同学李淑兰是高杰村玉叶沟人，与当时的射击世界冠军李淑兰同名，学习很好，人也长的漂亮，但就因为家庭成份是地主，所以升学时就什么学校也没考上。王秀清同学是学校团委书记，王秀清的侄儿王孝全与我都是团组织的培养对象，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入了团。王孝全初中毕业考了军工学校，军工学校要政治条件好，我不属于此列。

王孝全最后落足到宝鸡兵工厂，我们经常书来信往。西安同学聚会后，他多次让我去宝鸡玩，我一直抽不出身来，我计划什么时候去宝鸡，与他一起爬秦岭的太白山。同时，去看一看赵学睿老师。初中三年我实际上在高杰村中学上了三年半，比别人还多上了半年。虽然复学了，但仍然是饿肚子。为了摆脱这种饿死人的现象，1963年政府组织移民。村里规定：有老人的不用移民，没有老人的要移民，而且，有任务。我们的政府总是搞这种一刀切。我家由于奶奶已经75岁，不在移民对象。那一年，村里移民的有我二大家，我二大家有一个儿子，叫张树旺，大我三岁。有五个女儿，大姐在西安，女婿刘国恩曾任过长安县的县长，后官至正厅。二姐嫁到小阳畔村，我上初中时，还到她家去过，二姐夫性格开朗。她家一伙男娃有周明、加明、随周、加周，有两个女孩，一个叫加女，一个叫加琳。

由于人口多家里也很困难。随周在兰州做买卖，买卖做的挺大。三姐嫁到李家畔村，是我母亲给保的媒，三姐夫就是我母亲娘家的侄儿。三姐夫一辈子在银行工作，先在延川县的稍道河信用社，后调回清涧县。现在，子承父业，儿子又在银行当了行长，还有一个儿子在县政府办公室任主任。女儿不知道干什么，也在清涧县城。大姐夫把张树旺哥带去西安，大姐夫回来时我还见过，买的柿饼给我家。这是我第一次吃柿饼。当时，关中的柿饼软软的，甜甜的，扯开还拉出很长的丝。他家是无定河对面王宿里村人，自那次带走树旺哥，后来，我二大去世时树旺哥回来过一次，之后，五十多年兄弟二人再未见面。二大是帮我家泥窑时摔下来去世的。我们俩家亲如一家，我的父亲赶牲灵经常不在家，我和二弟就经常背着枣布袋，跟上二大去川口集或玉家河集上卖枣子，或用枣子换成粉条再背回来。两家谁家有一点好吃的，总要分开来吃。即便是一碗米饭，也要送给对方家小孩吃。

我们小时候，最讨厌我母亲和我二妈的拉话，隔着一堵墙，送一碗饭说话，而且没完没了。张树旺哥跟大姐夫到西安一开始给我姐家看娃，后来到西安仪表厂上班。

再后来，任过车间主任，劳动服务公司经理和工会主席。堂堂西安仪表厂，据说，现在被潼关的一家私营企业鼓风机厂兼并了。在电话里，树旺哥说他有一个女儿在西安飞机场工作，有一个儿子在国外工作。当时，村里移民的还有上村里张树万家，有张象娃家，等等。移民地点是延长县的深山老林。这些移民户大部分后来年景好了又回来了，只有张象娃家至今仍在延长。听说，张象娃在那里还当过多年的村支书。1963年我母亲又生了一个小弟弟。我们兄妹五人，我是老大，二弟张树恩、三弟张树旗、妹妹张兵兰。

1961年我母亲还生了一个男孩，我们叫他四四，没活几天就因母亲没奶饿死了。这个小生命的非正常死亡，肯定既没有算在国家统计局的1700万之中，也没有算在国家公安部的3700万之中。1963年出生的是老四张兵卫。兵卫出生后，母亲的奶还是不够吃。想想那年月，那汤水，即使有一点吃的也让我们几个孩子吃了，那有大人吃的。生了小孩奶不够吃，是很自然的事情。那年景又没有卖的奶粉，即便是有也买不起。所以，母亲就把面里放上糖，再蒸熟，再晒干后压成熟面粉。

四弟哭时就把这熟面粉，放上水，搅成面糊，再在大铁勺里热好给他喂。这热面糊的事一个人干不了，必须两个人干。一个人执火把，一个人拿勺，还得不停地搅动。所以，我们兄弟几个经常被妈妈半夜叫醒执火把。因为，那时既没有电，也没有煤气。大锅里又没法熬，因为太少，还不够糊锅，所以，只有在铁勺里熬。火把又不能用其他柴火，只能用高梁箭箭杆。就是高梁穗下面的一截杆儿。这箭箭杆儿，经过处理，能编炕上铺的席子，也能编成放粮食的筒筒。

由于先天缺奶，所以，四弟一直身体瘦弱，其实，三弟和妹妹身体瘦弱也是吃先天营养不足的亏。时光过到1964年，我的奶奶去世了，她活了七十六岁，在当时来说算是高寿了。去世时是正月。我父亲正被窨则沟村闹秧歌请去当伞头。窨则沟是后山里，能打粮食，比我们干河石畔要有吃的一些，正月里还能闹起秧歌。我们河畔上的村子，饿的要死，早已失去了元气，根本闹不起秧歌了。

即便是正月也显不出一点活泛劲儿。原因是干河石畔土层薄，不经晒，年年天旱，所以，不打粮食。天旱对枣子好，但由于不让做买卖，所以，收的一些枣子也是死宝。一斤枣子二角钱，供销社又不收，所以，只能靠集上卖。有时，公社连集也不让赶。所以，老百姓就只能饿肚子。我父亲经常说一句话：是社会把人肘死了。

我当时还不理解，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我才清楚为什么那时候是社会把人肘死了。陕北人经过长期苦难生活的磨炼，语言极精准。如果谁在城里住，凡没有正经干的就说：谁在城里街上爬着哩，凡是有正经干的，就说谁在城里街上圪就着哩。谁在家休息，就说谁在家里神着哩。谁家光景过不下去了，就说：他家光景过烂包了。“烂包” 一词，也是路遥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词语。父亲一个“肘” 字，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又是人民公社，又是阶级斗争，又是统购统销，把人左一道绳索，又一道绳索，手脚全捆住了，不就是把人“肘” 死了吗？父亲去窨则沟打伞我也跟着同去。除过彩门以外的诸如谒庙、转村等伞头任务，全由我来承担。我们出门时奶奶还在院里走，毫无任何去世的征兆。

秧歌队先演赵家山，后到白家圪塔。白家圪塔演出完了，准备回窨则沟起身时，张树前哥急急忙忙赶来，把父亲叫到一边说：奶奶殁下了。于是，我们急匆匆往回赶。因为，张树前的父亲是我奶奶奶大的，也叫我奶奶是奶奶。所以，我们不在，由他跑腿就成了必然的事情。埋我奶奶的东西都是现成的，棺材是多少年前就做好的。棺木是我父亲赶牲灵从山西买回来的。

做棺材是刘家山白军兰的父亲做的，我们叫三叔。刘家山我还有个二叔。三叔是有名的木匠，但干活特慢，一副棺材做了一个月。就是他给奶奶做棺材时给我教会的捏算年龄属相，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寿衣是早就买好的，有时，我的奶奶还翻出来让我们弟兄几个看他的寿衣，兰花缎子，里外好几层。正好那年山不空，不能埋人，说实话，家里吃了上顿无下顿，怎么埋？于是，就在前山上挖了个墓，先寄放起来。暂未与我爷爷合葬。埋了奶奶，我的父亲就下决心出去找个能吃饱饭的地方。那时候，政府组织移民已经过去了，单家独户移民政府也不管。

我的父亲就想到了他给共产党种过大烟土，后来又参加石（楼）永（和）大（大宁）游击大队，打过仗的地方-----山西吕梁山的支脉----四十里山。那里森林茂密，植被很好。天旱收川，雨涝收山，根本就没有歉收年。我家去的村子叫西赵家沟，是相对于东赵家沟而言的。

东赵家沟是大村，是当年红军征东时，毛泽东主席住过的地方，并在这里召开过有名的中央赵家沟会议。东、西赵家沟都属于永和县坡头公社，都在沿公路的岔口村后边，分属紧邻的两个大队。西赵家沟属白家崖大队，东赵家沟属呼家庄大队。西赵家沟是小村，正常年景，人去村空，无人居住。因为，那地方虽然树木茂盛，但水土不好，那地方的人容易得柳拐病，也叫大骨节病。而且是凶险的克山病的高发地。我家在那里居住期间，离东赵家沟不到一里地的后赵家沟，属石楼县。

就在几天时间内，全村人和大牲畜几乎全死光。可是，灾荒年景，全国各地逃荒的人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活一天算一天。三年困难时期，白家崖大队共收留了九省十三县的逃荒家庭。仅有几户人家的西赵家沟就分别有来自河南、安徽、陕西和山西临县等地的逃荒户。  父亲和三弟打头阵，先期到达西赵家沟。走时，父亲连全家的户口一并迁走。他们先去一是收拾窑洞，把村里闲着的一孔窑收拾的能住人。

二是安家落户，先把户口上上，然后是从生产队的库里先借些口粮。还有开荒种上自留地。那里的闲地有的是，只要你有苦。他们主要还是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三弟年龄小，已经跟上大人耕地、锄地和放牛。这里，豹子经常出没，我家的狗就几乎被豹子吃了。西赵家沟是属于白家崖生产大队李家崖生产队的一个生产小组。组长是老乡陕北吴堡人，有六十来岁，叫老大。一生未娶，也没有子女。

同村有一个他的侄儿从老家吴堡逃难来，也没有跟他一块吃住，也未见他有什么帮忙。由于我父亲原来就认识白家崖生产大队延安时期与延长的“气死牛” 郝树才同样驰名的、出席过全国劳模大会的劳动英雄李位，他是白家崖生产大队的主任。还有党支部书记韩子英、大队会计韩文晋和副大队长白树元。所以，我父亲从移民到这里，就担任大队贫协委员、治保主任，因而，老大也不敢欺负我家。

可是，对于那些从河南和安徽等地来的逃难户，他就不客气了，经常挑他们的毛病，训张骂李。特别是有一户富农，河南人，姓傅，一大家子都在村里。大儿子还在公社兽医站，二儿子和父亲、母亲及嫂子都在村里劳动，他就经常对人家呼三喊四。看什么都不顺眼，关键是要抖他组长的威风。西赵家沟前沟口就是李家崖生产队，常年有人居住。大部分是临县人，副大队长白树元就住在李家崖村，他就是临县人，还有临县的陈延虎和大拐子、二拐子及陈赖儿、陈赖角等人。也有陕西和河南、安徽等地人。

陕西人有我们同乡高杰村原国民党的干部杀害过共产党的干部的白瑞珠的大小老婆。全国建政后，白瑞珠从陕西逃到这里，带着大小老婆在这里落户。有一次，挑一担水果去隰县城里卖，被人发现后，拉回陕西被枪决。两个老婆就一直居住下来，也未再婚。大小老婆在一起生活，互相帮助，一直生活到文化革命开始。后来听说，一个跟儿子去了，一个跟女儿去了。

白瑞珠的儿子和女儿好象在内蒙古。李家崖前边是白家崖村，是生产大队所在村。白家崖村前边是军庄村和塔子上村，这就是白家崖生产大队的管辖范围。再往前走，就到了通往县城与隰县的公路旁的岔口村。岔口村是林场所在地，我们村的张树桂家就住在这个村里。他家是张家畔的老三门，老三门人口不兴旺，张树桂弟兄二人。老大张树长，腿拐，娶得东辛关二娃的姐姐，也是腿拐。张树长是阴阳，会看坟地、看日子，埋人，但把式一般，所以，寻他的人也不很多。

张树长一生无儿无女。老二张树桂从小给了山西岔口一家李姓人家，叫李玉春。由于父母早亡，三十来岁未婚。回到张家畔，我父亲给保的媒。结婚的那天，娘家父亲反侮了，不愿意了。嫌张树桂年龄大，因为，他女儿才十几岁。那天，是我父亲赶的生产队唯一的一匹枣红马去给张树桂迎亲的，老丈人反侮了，我父亲也有点霸道，说人家老丈人是破坏婚姻法，要法办，强行带上人家的女儿就走。

记得有一年，我还很小，那年父亲带工去修白家川公路大桥，任施工所的营长。回村后，因为生产队不知什么东西没有给我家分，晚上，村里开会时父亲就提出来，而且，把问题性质说得很严重。当时，张汉堂就反驳我父亲，说我父亲是大话蒙人。我父亲说人家张树桂老丈人是破坏婚姻法，其实就是大话蒙人。张树桂老丈人是一个老实农民，老丈母早已离婚，面对强势的迎亲人，也毫无办法，只好任人娶走，迎亲人连饭都没有吃。

张树桂婚后，生了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儿子李世平，先在永和晋剧团唱戏，后在酒厂工作。大女儿彩萍，嫁到吴堡，二女儿爱萍，嫁到西安，三女儿青平，嫁到永和。我们两家在张家畔时就相处得一直很好，三年困难时，他家先回到永和岔口。所以，我们俩家经常来往。父亲和三弟先几个月到西赵家沟村。如果说父亲是先行，那么，母亲就是大本营。母亲没有去，家就没有去，母亲去了，家也就去了。母亲要从陕西清涧高杰村公社张家畔村起身去山西永和坡头公社白家崖生产大队李家崖生产队西赵家沟村，沿途不仅要过黄河，而且要走50里的山路。时间就定在暑假期间，因为，我和二弟都还上学。暑假那一天，天气晴朗，我与二弟是主力，虽然十来岁，但都参加过生产队的劳动，所以，翻山越岭不算事。首先，得解决四弟的问题，五十里路上，仅靠两条腿走，抱是不行的，天太热，抱上娃受不了。于是，事先把一个拿粪斗子洗干净，铺上褥子，然后，把四弟放在拿粪斗子里。就像拿粪一样，用粗麻绳把拿粪斗子绕到我脖子上挂在胸前，这样，起码四弟不受罪。

二弟负责妹妹，因为，妹妹还能走一会儿，实在走不动了，二弟才把她背上。就这样，母亲、我、二弟、妹妹、四弟一行五人就开始走上逃荒之路了。那时，脑子里什么也没有想，只想父亲在那里，那里就有希望。奔着父亲去一定没有错。现在回头想，那时，如果要利用蒙太奇技术给这一行五人拍个特写镜头，那是一个多有意义的事情。不巧，走到黄河边上，那天不知什么原因，船一直到下午才搬。我们就一直在石岸上等，又一次体会了“隔山不算远，隔河千里远” 的困难。过了黄河天已快黑了，没有办法，我们就住在东辛关村的亲戚刘宗池二爷爷家。刘宗池二爷爷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刘怀生，原来也在外面工作，1962年压缩回家，二儿子我们叫二哥，说话有点结巴，娶的西辛关白联合。联合还是我的同学，不过人家比我们高几届。刘宗池二爷和二奶奶都是好人，与我母亲拉话拉的挺热乎，无非是张家长，李家短的一些事。第二天，天还黑乎乎的，二奶奶就给我们做饭，由于慌忙，所以，馍蒸得碱有点小。那时候，吃一顿馍远非易事，说明二奶奶家还是尽量招待我们。

吃完饭，二爷让二哥牵上毛驴，把我们送到义碟镇。从河岸到义碟镇30里路，而且要翻三座山。二哥能牵上毛驴送我们，起码母亲和妹妹的问题解决了。因为，母亲骑上毛驴，还可以抱上妹妹。路上，母亲其实走的多骑的少。

因为，她怕毛驴累，所以，让妹妹一个人骑上。到了义碟镇，我们告别了二哥，没敢在街上转，就继续赶路。路上歇脚时，路人都围上来看躺在粪斗子里的四弟，因为，四弟小时长得特漂亮，特逗人亲。过了留村，赶到西裕村时，天还没有黑下来。本来，西裕也有我家亲戚，可以住下。

后来，我和二弟放了假路过西裕村，天如果黑了，就常在亲戚家住。有一次，二弟走累了，还给人家尿了床。第二天，我们俩打早起来，没有给亲戚家打招呼就偷跑了。只要翻过山就已经到了永和县坡头公社白家崖大队李家崖生产队的西赵家沟村了，然而天完全黑下来了。

已经进入森林区，这里有豹子出没，所以，仅有几个妇女小孩是千万不敢再继续往前走了。我们只好住到就近的石嘴上村，这个小村正好有一个亲戚，是一个单身老头儿。他有家，在陕西清涧县，因赌博输烂包，跑出来一个人生活。据说，儿女们还找过他，让他回去，但他执意不肯回去。老头儿给我们做的吃了饭，又把我们安顿好铺盖，他自己找地方睡去了。要问我家亲戚怎么这么多？又不是一个省，还沿路有这么多亲戚。

这主要是我的父亲爱结交朋友，也爱与亲戚来往。他经常有事没事，爱进人家的门，人家也经常愿意来我家走动。我家是全村亲戚朋友最多的一家，我家经常有吃闲饭的人。我母亲也只要来人是找我父亲，不管认识不认识，见过没有见过，总是紧招待。我父亲也好收留孤儿。有一年赶牲灵收留回来一个无人要的小孩儿，自己说他叫四丑，吴堡人，就在我家住了好几年。稍大一些，他想家了，就没有打招呼，偷跑了。走时还卷走一些东西，村里人都说让追，我母亲不让。

母亲说：追的紧了，他要是看见跑不了，跳河了怎办呀？可见，我母亲的善良之心。正因为我家与亲戚朋友来往多，所以，到了关键时刻，也能顶上事。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离开石嘴上，翻过山，就到了赵家沟。一路上，树木森森，柴草纵横，似路非路。赶到村里时，我父亲和三弟还在地里没有回来。整个暑假两个月，我父亲和我及二弟、三弟都跟着生产队劳动。我的活最轻快，赶山鸡。因为，庄稼种子种到地里，如果人不看，山鸡就会把种子扒出来吃了。由于那时还没有农药，种子不拌农药，山鸡就扒出来任意享用。那里是林区，山鸡特别多。

所以，看山鸡得来回跑的看，而我有个毛病，就是一坐下看书入了神，就什么都忘了。所以，我看的地块，免不了经常有些种子被山鸡扒出来吃了。于是，组长秦老大就唠叨。名义上是教育我，“不动弹吃不上” ，实际上是夸自己有本事，“饺子从正月吃到二月” 。

晚上，我们经常要去李家崖生产队政治夜校或白家崖生产大队政治夜校学习文件。1964年到1965年的政治夜校，已经与五十年代初的冬学完全不是一回事，五十年代初的冬学是教农民扫盲识字学文化，完全是为了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而1964年到1965年的政治夜校，则主要是学习政治思想，用现在流行的话叫“洗脑”。 当时学习的文件主要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 前《十条》和后《十条》。其实，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干部和社员都不知道前《十条》要咋，而后《十条》要咋。都以为两个文件都是中央发的，后《十条》只是对前《十条》的补充而已，更不敢想这是由两个司令部发的文件，是后《十条》要否定前《十条》。好像四清运动对永和县坡头公社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不学文件的时候，就学唱革命歌曲，临县人大拐子和二拐子的老婆六女子嗓子沙哑还经常给大家唱歌。赶政治夜校散会后再回到赵家沟往往就到了后半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