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生活（1961--1965年）

张道子

这是初中毕业照（后排右起第五人为本人）

我是1961年考入清涧二中，亦即高杰村中学的，这是1956年新建的初级中学。学校在张家畔所在的乡镇-----高杰村镇前的坪上。

座西向东，两排教室、两排宿舍。前面是宽畅的操场，操场南边是图书馆和一排宿舍，操场北边是灶房。再东边是学校的几十亩菜地。二中的地盘比清涧一中的地盘大多了，也平展，条件也好。至少清涧一中没有这几十亩菜地。

别小看这几十亩菜地，在那个年头，确实顶大事。又能浇上水，水是我们亲自扛石头从玉叶沟引过来的自流水。既能供全校师生洗嗽、食用，还可以浇地。正是由于能浇水，所以，白菜、萝卜等蔬菜长的非常好。

雇用的专门种菜地的就是学校首届毕业生雷鸿儒，他是校长马文焕的老婆安彩霞的侄儿，安彩霞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侄女儿，子洲人。雷鸿儒一边种菜，一边写小说。他的小说还在当时的《延河》文学杂志上发表过。

所以，他也是学校的一大名人。高杰村中学设计规模为四轨。62届和63届都是四个班，由于饿肚子，学生大量流失，赶到我们这一届，当年只招收了两个班，每班55人，共110人。我是初64届2班的学生，班主任冉光祖，瘦高个儿，榆林人。

上初中也是饿肚子，最难熬的是回到宿舍。别人吃干粮，我们干看着，爱的流口水。当时，最富有的是崔世俊同学，所以，老师就专门叫他当体育干事，后来当了二中的校长。大多数学生是穷人家的孩子，是带不起干粮的。当时的富裕户必须是村里掌实权的人物，或是书记，或是保管。我们吃不上干粮，就躲到菜地里学习，这反倒成就了穷人的孩子。初64届2班的同学有郝世德、黄文荣等人，高杰村公社书记白治美的女儿白炳馨也在我们班。个子不高、白白净净，性格很好。还有白凤爱和黄凤珍等人，黄凤珍是清涧县公安局局长白治炳的儿媳妇。

我在初中，第一学期到新的环境，对什么都新鲜，没有把学习当一回事，所以，期未考试让后坪里的白凤兰抢了第一。白凤兰个子不很高，但学习很好，很扎实，听说后来到了榆林市，具体干什么工作不得而知。她的姐姐也是二中毕业的，后来嫁到我们村里，是张树表的妻子，我叫二嫂。当白凤兰站到领奖台上，特别是64届1班的白光扬站在领奖台上时，我震惊了。

因为，白光扬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后来，一直在清涧一中教学。人家能得第一，为什么我就不能。所以，第二学期一开学我就抓紧学习，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终于从白凤兰手里夺回了第一。十几门功课，总平均成绩九十几分，谈何容易！

其实，从小学到大学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下了狠心，很快就窜到了第一第二，但如果忘记了学习这档子事，或有其它，诸如写书之类自认为更重要的事，就把学习推到了一边，成绩也就很快掉下来了。成绩稳居第一第二的学生，小学是白光杨，初64届是白凤兰，初65届是李世义，高中是刘振云等同学。初中大部分是住校学生，吃饭自己给灶上交粮，每月21斤红高梁，一天两顿稀饭。学校没有餐厅，开饭时一个班一个大木桶。木桶的两边各有两个铁环子，分别栓两根粗麻绳。用大马勺从锅里把稀饭舀到大木筒里，然后，用木杠子在两根粗麻绳中间一穿，两个炊事员在木杠子的两头一抬，抬在操场上，炊事员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学生由伙食委员分配轮流打饭，学生排队，一个班一个木捅，一个班的学生排两行。学生一人手里拿一个大洋瓷碗，一双筷子，打上饭就返回到原来站队的地方，面对面蹲成两行吃饭。菜是没有的，也没有馍，连窝头都没有。就这稀饭，也不是管饱吃，而是分的吃，一般情况是一人两勺。

这种情况下还要经常参加劳动。前面说了，学校的自流水渠就是我们将石匠打磨好的石块，一块一块背到现场，再由石匠砌好的。一到秋天又要上山砍柴，砍柴有任务。一个学生几百斤。男学生任务多，女学生任务少；高年级学生任务多，低年级学生任务少。砍柴用的小镢头和背柴的粗麻绳，要自己前一星期日从家里带。星期天放学回家要走二十里石塌路，有一次在回学校的路上，快到学校的对面狼岔焉山上，还碰到一只狼。幸亏相跟好多同学，所以有惊无险。

那时的学生受苦受惯了，并不像现在的学生这样娇气，男女学生都能砍柴。砍的柴干什么用？冬天烧炕，宿舍里都是陕北窑洞式土炕，通铺，炕从进门一直到窑掌。炕上铺的席子，席子底下是石板，石板底下是三道过烟的烟道。炕头是灶火，灶火可以烧柴火。

教室里生烟煤炉子，烧烟煤炉子的炭也是我们学生从二十里路的黄河岸边的高家洼河岸上背的。因为，当年神木、府谷的露天煤矿还没有人开采，每逢下雨发大水就一大批一大批地冲进黄河。靠河的人就捞起来，先是供自己烧，自己烧不了的也可以出卖，学校就是买的这些人的煤。尽管有煤烧，学生还是冻得受不了。

记得我们村里的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张树珊就经常冻得手脚肿烂，回到村里后用糜子草熬汤洗。我的手脚也冻得红肿，特别痒，但没有张树珊的严重。后来，到山西才知道，真正能治冻疮的是熬茄子根水。就是这样又冻又饿又累的学校生活，学生们也愿意坚持，不愿意中断学业。当然，学校也并不光是艰苦生活，同时，也有快乐生活的一面。快乐之一就是节日排演节目。我曾在初中时写过活报剧，并自编自演，在元旦文艺演出中获过创作奖。奖品是一个小日记本，“创作奖” 几个字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赵学睿写的。

赵学睿老师是甘肃民勤县人，高大个儿，脸堂黑黑的，写的一手非常漂亮的字。板书十分正规，博学多识，且跳舞跳的相当优美。给我们教跳过《花儿与少年》，并且上台演出过。数学老师是曹明武，体育老师是惠树凯，生物老师是李忠孝，也是我复学后65级的班主任。教导主任是师暄老师，他是当年出席西北五省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会上奖的一个小收音机。

如果全国有什么重大新闻，全校几百师生就集中在院子里听这台小收音机，听的最多的是宋世雄主播的球赛。学校除过学习和劳动，有时还结合阶级斗争的形势请人作报告。我记得有两次，一次是请高家洼一个曾给毛泽东主席做过饭，当过大师傅的人叫高克功。他高个子，讲他怎么给毛主席做饭，带饭。打仗来不及吃饭，就给主席带上，在路上吃。还有一次是请县公安局的白治炳作报告，并不是讲安全形势教育，而是主要讲他父亲的革命历史。

他就是高杰村人，他的父亲白明善因闹革命被同村的国民党杀害成为烈士。他的父亲就埋在学校去川口的前坪上，清明时，学校为了加强传统教育，我们还去扫过墓。白治炳后来调到绥德县任公安局长，文化革命中任榆林地区一派的武斗总指挥。想想公安局长出任武斗总指挥，这武斗已经到了什么规模。陕西的“七. 二四” 布告发布以后，由于涉及到命案，把白治炳抓了起来，文化大革命后，又把他放了出来。学校里除过上课、劳动和听报告，还经常去图书馆看书。管图书的老师是高云厚老师。

他大高个子，常带一副黑边眼镜，穿一套灰色的大衣，一副知识分子的派头。他是高家洼人，妻子是我们村里老革命张汉周的二女儿，我们叫二姐。我们两家从父辈手里关系就亲密。我的父亲比张汉周年龄小，一开始跟上他闹革命，后来，又一起赶牲灵，做买卖。他有五个女儿，无男丁，女子当儿用，所以，姐妹五人一个顶一个。大姐软弱一些，嫁到离城不远的梅家坪，我跟四姐还在她家住过。

三姐在西安一家纺织厂，四姐嫁给一位教师。五妹张黄针，在文化革命时期还在村里管过事，后来被推荐上了学，毕业后在延安医院工作。嫁给高家洼高云厚的我这二姐是个女强人。高云厚先成家，后入伍，一开始给梅姓军队领导人当通讯员，但光想上学，领导就把他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在校期间，与一位女同学发生感情，提出要与我二姐离婚。五十年代，从中央领导到基层领导，随着地位的改变，换老婆成为一大时尚。

高云厚也抵不住这股换老婆风，想赶这个时髦，就与我二姐商量，我二姐不买他的账。二姐不愧为老革命的后代，亲自跑到大学组织部门，状告高云厚，要求组织部门毕业分配时，从维护她们的家庭关系出发，把高云厚分配回清涧县。五十年代，有千千万万的当了官的农村原配女人都被各级官员刷了下来，而我二姐就不信这个邪。她一身正气，竟有如此胆量，独闯京城，告御状，挽救了一场家庭危机。

这在当时的中国大环境下，实属凤毛麟角。高云厚老师属于研究型学者，学识很深，经常给清涧县的教师辅导课程，但教中小学生则不在行。回到淸涧县，一开始在淸涧中学教学，后调到高杰村中学，再后来听说调到河口小学。后来才调到折家坪农校，这充分说明了清涧县的用人导向存在着严重的“乱点鸳鸯谱” 的问题。不善识人才，不善用人才，也不能善待人才。

文化大革命后，他给当过通讯员的那位梅性高级军官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党委书记，调高云厚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调令已经发到清涧县，但这一次是他从家庭情况等方面考虑，自己选择了放弃。

作者简介：1947年生，陕西清涧县人，现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曾任一些企业的厂长，经理和报社的总编，也在市政府呆过多年，办过二十年民办学校。出版有多部专著，其中《绝对相对力学》提出统一力学十二定律，建立了统一场，给出了统一场方程，建立了统一力学；《常道》提出道可，道非，常道；《互补论》提出未来世界是＂劳资互股，官民互治＂社会；《绝对相对经济学》，揭开《资本论》的迷雾；还有大型回忆录《追梦》翔实记录了饥饿岁月，动乱年代和希望之春的真实人生轨迹，受到众多学者的好评。曾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格物》杂志、《中国改革报》、《中国人才报》、《人才研究》、《经济问题》、《炎黄春秋》、《三秦道教》、《延安大学学报》、《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道学研究》、《当代作家》、《文学月报》、《青年作家》等报刊杂志发表过数十篇文章。多次应邀在国内外作学术报告，2018年出席世界哲学大会。一生＂烟，酒，肉，赌＂四大戒，每天打坐，站桩，练太极，修身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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