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推介 

弘征：“做出版就该敢为人先”

——《弘征：人与书》编前记略（下）

李频

弘征多才多艺，深得众多著名作家赞赏，又经常有作品在报刊发表，自进出版社后，很快就成为社里能组到和处理重要书稿的名编。胡真经常直接下任务让他去请作家、陪作家、随同出省考察，甚至下令将别社已在编的某名家书稿取来交给他重新处理，黄起衰则亲自当责编出版了他的诗集《浪花 ·火焰 · 爱情》。更让湖南出版界对弘征刮目相看的是编辑胡耀邦题签的《于右任诗词集》。该书的编辑任务是1984年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黎维新（后任湖南省出版局副局长）和文艺编辑室主任黄起衰（后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两位交给弘征的。弘征在《<于右任诗词集>编余杂记》（《湖南出版工作》1985年第8期）中回忆其编辑经过是：

当我受命编选这本书时，领导交给我的只是一部辑录者提供的抄本。我怀疑这必然是据一台湾本抄录的（因其中有不少1949年之后之作），但辑录者矢口否认，声言没有原本。经初审后，发现其中有很明显的舛误，凭直觉可改正的便不下百处。但有些凭判断难于把握，因为这毕竟不是自己所写的诗词，不能只推敲字句，必须求实存真。然而任务紧急，又不能延误出书日期，只好先校改付排一面寻觅原本。第一次清样出来后才从北京图书馆找到两种解放前的不同印本，有两种台湾本则是托一位香港的作家朋友特地从台湾购得转寄来的。立即细加校雠，发现台湾本作品数量虽多但有不少诗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被抽掉或作了删改。几种解放前的印本也程度不同地存在鲁鱼之误，还有属于作者本人误记而各本均未加以改正的。

《于右任诗词集》扉页书影

在1984年，处理一部这样的书稿真该为弘征捏一大把汗。弘征还说：

在编辑过程中，也受到局社领导和各级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胡耀邦特为题写了书名，更使我觉得重任在肩。深感这不是一部只须从思想、艺术角度来进行鉴赏的书，稍有差池，还会在彼岸留下“大陆出版界无人”的笑柄。

由于弘征广搜于右任自民元以来各个时期的诗作的不同版本精心校勘，补缺纠误，研究各种历史资料笺注成书，《于右任诗词集》在1984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那正是于右任逝世20周年的前夕，自然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更是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于右任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副主席王震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日本共同社发布消息称“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版去台湾的国民党要人的著作”。专家学者也对《于右任诗词集》一致好评，香港报刊发文认为，该书“尊重历史，编选得宜，比台湾的本子要完备得多”。

同年10月，陕西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本《于右任诗词选注》，“一家全国性的面向文教的大报恐怕连书也没有看，就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发专讯加以揄扬”，弘征忍不住撰文《陕版<于右任诗词选注>多误》交《读书》1985年第6期发表。那自然是1980年代，也只发生在1980年代。如今的弘征虽对出版界的好些现象颇不以为然，似乎无意撰文评议了。他虽然也曾在《文汇读书周报》、中华书局的《书品》等报刊发表文章商榷古籍点校错误，但曾有意写作却顾及得罪同行或熟人而未写的文章到底有多少，就只有弘征自己能知道了。是1980年代那种自由争鸣的气氛随时间的过往而成为历史？还是弘征因年事已高而心气更平和，处世更谨慎了？我真说不清更道不明。有一点倒可以肯定，读史阅世七十多年，晚年的弘征观人察事更清澈澄明了。

不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弘征的笔墨生涯中，最显他意趣的是他的书法和篆刻；最显他功力的是《诗品》《唐诗三百首》等的今译新析，他的《汉魏六朝诗三百首今译》还入选杨牧之主编的《大中华文库》；最显他编辑工作时代特征和独创性的是《青春诗历》和《当代杂文选粹》；最显他编辑工作胆识和思想穿透力的是《于右任诗词集》和《丑陋的中国人》。当然，还有决定出版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女人》，在大陆第一个出版龙女士的《野火集》和三毛的散文系列，在1997年彼岸尚未开放来大陆探亲时，即筹划出版《台湾文库》，最先开启两岸文化交流，等等。这都是敢为人先的出版行为。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封面

《丑陋的中国人》是《当代杂文选粹》的副产品，是弘征编辑出版《当代杂文选粹》过程中的产物，但其影响在当时甚至超过了《当代杂文选粹》。附带产品的效果在某一阶段甚至超过主打产品，不知在出版领域中是否属于某一种传播效果类型，只能在以后的出版研究中从长计议。

2012年与弘征先生（中）一起拜访曾彦修先生（左） 于淑敏拍摄

出于某些可以想见的原由，弘征很早就拟策划编选一套杂文选集。出于某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弘征的选题方案总难以实施。让弘征未必想到的是，1985年9月湖南文艺出版社成立前夕，即将成立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已内定他为第一副总编。“之前一再提出的《当代杂文选粹》丛书亦随之启动”，弘征邀请人民出版社前总编辑著名杂文家曾彦修（严秀）出任这套杂文集的主编，曾彦修又提出邀请另一杂文家《红旗》杂志社文教部主任林文山（牧惠）同任主编，弘征随即便邀请两位特约主编来湘商议《当代杂文选粹》的出版事宜。三人在议及同是祖国大家庭的台湾作家时，就曾想到柏杨和龙女士，但因只知其人而未读其书，决计在《选粹》的第4或5辑考虑。1986年9月，正当弘征自任责编的《当代杂文选粹》第一辑10种即将付印之际，弘征收到了牧惠用包裹寄来的《丑陋的中国人》。牧惠在来信中说，严秀和他让弘征“考虑能否争取在湖南出版”。弘征在这关键的时刻立即挺起了思想的脊梁。

 我一读果然犀利异常，不同凡响，对促进国人正视自己民族的某些弱点确为良药，但要在当时的气氛下出版也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严秀是长期任我国头号大社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社长的老出版家，牧惠是《红旗》杂志的文教部主任，当然知道出版这本书所要冒的风险，以为要出就只有在湖南，而我又与他们志同道合，正在一同编《当代杂文选粹》丛书。

这是弘征的第一认知，是他后来采取系列编辑出版决策的认识基础。如果对中国社会没有深入的观察、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没有坚毅的批判精神，弘征不一定认识到《丑陋的中国人》在当时的思想文化批判价值，如果认识不到其思想文化批判价值，也就不会认同其出版价值，认同不到其出版价值，那他就会随便找个借口回复牧惠了。让人颇感惊异的还有身为中共中央党刊《红旗》杂志社文教部主任的牧惠让夫人给弘征寄书的心机。弘征2013年9月9日信告我说：“‘丑’书原是牧惠从广州老烈处取得的台湾本，牧惠让夫人从京邮寄，那时经邮局寄印刷品要检查后才能封口，以防从中夹寄信件，检查者一见此吓人的书名就不让寄了，后找了熟人才改用包裹，这是牧惠在信里说的。”

中国新时期出版史幸运的是，《丑陋的中国人》在湖南碰上了认识其思想价值且办事细致牢靠的弘征。如果换了另一虽认识到其出版价值的普通编辑，也极有可能因运筹无计而徒唤奈何。弘征让后来的出版人抬头仰视的是，既在决定出版《丑陋的中国人》之“胆”，也在三人共同署名撰写“编后记”之“识”，还在关键图书事必躬亲之细心周到。

弘征2010年《在大陆首家出版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琐忆》中说：“商量之后，决定由我们三人共同署名写一篇《编后记》，说明为什么要出这本书的理由，先做点预防准备。”后来弘征告诉我，对这篇《编后记》，曾彦修曾提出由弘征一人署名与三人共同署名两种方案，弘征赞成后者。

可以想象这篇《编后记》发挥了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的功能。对内，选题报批时附上这一编后记，或在选题报告中提及严秀、牧惠和责编拟合写一篇编后记，促成了选题的顺利通过。

时任社长黄起衰因长期患病不能视事，出版社工作实际由弘征主持，出版《丑陋的中国人》的选题报告也只由弘征一人署名，“以省却将来一旦出事不免要连累他的后顾之忧”。当时的湖南省出版局副局长黎维新、局长李冰封立即都先后签字同意。从弘征跟我回忆时说话的语气听来，似乎这一选题通过并没有费什么周折。两位局长痛快放行，也没有提出要审读书稿。也许是有感于弘征行事严谨亲历而为的作风，也许因为曾彦修和牧惠的支持起了一定作用；还有一个可能是，前述两者共同起作用。至于对外的功能，则在于对未来的“必然会引起的轩然大波”做出提前应对。以思想讨论的方式对读者阅读予以思想方向指引和阅读方法提示，这看起来只是个简单的编辑辅文的写作问题，其实在话语操作的背后首先是对读者阅读效果的模拟和当下社会思潮的洞察。这篇看似平常的《编后记》实则可圈可点。好些现在看来很平常的语句，包括文中看似时事政治性的话语，略微深思细想，都不免让人惊叹。真希望今后研究新时期思想史文化史的学者不会遗漏这篇文献。

弘征《在大陆首家出版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琐忆》中还提到：“当时是铅印，湖南算是出书最快的，排版印刷周期也是至少为三个月。为了赶时间以防胎死腹中，我便守在工厂里一边校对一边改样，不到一个月就出了书，很快就风靡全国。各地书店的订单、催书电报如雪片飞来，加印的书还来不及送仓库，就从车间里打包直接送火车站，到年底已累计印了九十万册。”后来回答我书信问询时，弘征就他自己的下厂经过回忆得更具体些：

 为抢时间，将书稿送到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去排字，连续两天，上午由一职工用摩托车送我去厂，傍晚搭乘宁乡—长沙路过的班车（汽车）回来，时分社不久，社中尚无小车，只能如此。时正寒冬，厂里见总编亲自来厂校改，为我准备了一盆白炭火。当时这样急赶的主要原因，是深恐出此书的消息传出后，引起有关上级部门的干预而胎死腹中。只要出了书，再挨整挨批也就无所谓了。

1998年，上海《书城》杂志依据读者投票推选《丑陋的中国人》为“20年（1978—1998）影响最大的20本书”。1999年，《出版广角》再次依据读者票选，将《丑陋的中国人》评选为“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1949—1999）”。而在1987年，此书则充满分歧、争议，迭遭批判。

国家出版局1987年1月3日以（87）出版字第5号发出《关于目前几种选题安排问题的通知》指出：“近来，一些出版社安排出版《早安！朋友》《丑陋的中国人》《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已引起社会关注”，“据了解，目前至少有八家出版社已经或正在准备出版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其中只有一家出版社事先给我局报告过。同一本书由这样多出版社同时出版，显然重复。请已安排这一选题的出版社暂时停止工作。如未付印，停止印刷，已经付印的，暂停发行。并请将安排情况（包括收入文章、印制进度、印数）速报我局，听候通知。”（《新闻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86—1987）第174页，新闻出版署办公室编） 

1987年1月16日，国家出版局又以（87）出版字第45号发出《关于禁止出版<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一书的通知》。其中说：“坚决停止《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出版安排。已出版该书的出版社，要采取措施，保证停止发行。”（《新闻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86—1987）第176页，新闻出版署办公室编）

1989年版封面书影，该书收入严秀、牧惠和弘征合写的《<丑陋的中国人>编后记》和《护短与爱国——评对<丑陋的中国人>的若干批评》等文

巧合的是，1月16日国家出版局的通知下发到湖南省局时，印刷厂尚有十几万册《丑陋的中国人》没有发行出去。同年2月，省新闻出版局正式发文由弘征牵头主持湖南文艺出版社全面工作。照常规，弘征内心里又该如何“认识检查”自己的出版行为呢？弘征在“琐忆”一文中说：

“停止发行”的明令必须遵守，总不能就这样将余下的十几万册书都送去化浆吧？乃不断向主管领导部门申述自己的意见，然而都没有结果。1987年6月初在海口开全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会议期间，又向主持会议的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进行申述，他表示理解和同情，但此事不是他个人可予答复，如果以社的名义向署里写报告又不能越级，便商议以我个人的名义先向他写一封信详述理由以供他和其他署领导研究……1987年8月22日下午，社里忽然接到新闻出版署图书司的电话正式通知：“你社弘征同志给刘杲同志的信收到后，经研究，《丑陋的中国人》同意你们在信中提出的意见，陆续发出。请你们再正式写一报告，经省新闻出版局签署意见报来。”库存的十几万册书随即上市，问题才算是终于解决。

花城出版社在1986年12月也出版了“内部发行”的《丑陋的中国人》。1987年1月，时代文艺出版社也在《拿来参考丛书》中出版该书，因为新闻出版署的一纸禁令而未来得及发出一本。随着对湖南版《丑陋的中国人》的解禁，一南一北跟进的两社的书也放行了。

2012年4月，弘征来京出席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召开的一个会议。会后，弘征让我陪访曾彦修和刘杲先生。午饭后，我俩送走弘征后，刘杲望着弘征的背影若有所思地说，弘征是个湖南人。大概是看我茫然面对不知他何出此言，刘杲紧接着说：“弘征是条湖南汉子。事不做成，决不罢休。”我知道了他是暗指《丑陋的中国人》一事。新闻出版署最后放行《丑陋的中国人》或许比弘征“琐忆”一文中所述还要周折复杂。2001年2月，弘征被授予“湖南省首届荣誉出版专家”。湖南文艺出版社所写的《推荐杨衡钟（弘征）同志参评材料》谈及弘征为《丑陋的中国人》“遭停止发行”时说：“他在服从上级主管部门决定的同时，一再向新闻出版署领导以个人名义口头和写信陈述此书绝无不能出版的理由。”而刘杲呢，此前多次告诉我，身为某部常务副部长的名诗人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批评新闻出版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在“扫黄打非”工作中，重视“扫黄”，轻视“反自由化”。可见当时身为新闻出版署常务副署长、党组副书记的刘杲所面临的压力。而《丑陋的中国人》最后的妥善解决，到底是归因于弘征作为湖南人的执着倔强，还是因为当时位不高但权重的刘杲理解地方出版社负责人的甘苦而宽容处置呢？刘杲可是在“文革”前既为省委书记当过秘书，而后又下放当过县委秘书的。还是称颂1980年代国家出版管理部门与基层出版单位同一条战线，“同一个梦想”吧。

由《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出版后弘征和刘杲的有效沟通，我倒又想起，在1980年代的湖南出版界，朱正与黎澍、李冰封与李锐、弘征与牧惠和曾彦修，等等，同样是交往频繁、俩俩之间总开通信息与决策的特快通道的。至于首都北京对湖南地方出版的崛起到底有何种性质、何等程度的影响，那还有待更细致的史料挖掘与研究。

花城出版社1986年“内部发行”版封面

《丑陋的中国人》在2004年由古吴轩出版社再版。该书的再版责编朱洪海引述他2003年在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发言作为该书新版的导读——《“适时出现”的柏杨》，该文中说：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各种学说、流派与思想喧嚣而来，八十年代的思想界，犹如一个开放的花园热闹非凡。在这熙攘的人群中，应该有四个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尼采和萨特在八十年代初来到中国的时候，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几乎达到了震撼的程度；紧随其后的是弗洛伊德，“八十年代人”不能忘记他，是因为他第一次给予了中国人完整的性观念。第四个到来的是柏杨。“酱缸文化”来到大陆的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正是大陆思想界的破冰之旅如火如荼的时期。一九八四年的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其轰动效应之烈以致立刻波及到大陆。“酱缸文化”的基本精神“国民性批判”刚好呼应了大陆正推向高潮的文化反思运动，于是，整个八十年代的近六百万学子，即“八十年代人”几乎没有人没有议论过柏杨和《丑陋的中国人》，导致的直接反应就是柏杨热！

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在《柏杨，依然在影响“八十年代人”》一文中也认为，“朱洪海先生在文章中提到柏杨先生的思想在八十年代中期进入了中国大陆，恰好契合了当时对传统反思的思潮，我想这个把握是非常准确的。”联系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我向弘征先生转述柏杨和《丑陋的中国人》“适时出现”的观点时，弘征首先感念的是杂文家牧惠，感谢他最初提供了书稿，还感谢他和严秀“这书要出就只有在湖南”的信任。说及“这书要出就只有在湖南”时，不喝酒时很少露出笑容的弘征，微微一笑。

弘征之敢为人先，在出版界最先开启了两岸文化交流，除了在大陆首家出版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龙女士《野火集》、琼瑶的《潮声》和三毛散文系列之外，特别不应忽略的还有《台湾佳作选粹》。1987年夏秋之际，彼岸尚未开放往大陆探亲，他预料两岸关系将有新的重大变化，通过多方努力，着手编选一套全面介绍台湾文学成就的《台湾文库》，聘请艾青担任名誉主编。消息一传开，立即在台湾引起轰动，台湾作家们纷纷奔走相告，台港各大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皆有突出报道。但很快引起有关对外部门干预，险遭流产。幸而弘征事先每进行一步都向新闻出版署刘杲副署长、杨牧之司长等领导报告并取得赞同的，最后经过协调，才只是缩小规模，以《台湾佳作选粹》丛书名义出版。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出了《当代台湾诗萃（上下）》《台湾散文选（上下）》《台湾儿童文学选（上下）》和严华、孟瑶、白先勇、林海音等作家的长篇小说及、中篇小说选集共二十余种，入选的台湾老、中、青三辈作家不下五百人。其中李敖的《千秋评论》是弘征找了李敖的一大批著作，请著名杂文家牧惠选编的。入选的作家们均以他的作品能和大陆读者见面为荣。回大陆探亲的湘籍作家洛夫、向明等第一站就是来湖南文艺社拜访弘征，不少外省籍作家也要绕道来长沙，访问这家曾出版过他们书的名社。

1989年9月弘征与诗人洛夫(右）在湖南文艺出版社门口合影

可以说，弘征所主持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在那几年出版的台湾文学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作家面之广、在台湾影响之大，在全国出版界也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均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印证了他的胆略和远见，同时具有经营管理的才能。

近年，我曾有意与出版老人聊及对1980年代的湖南地方出版的印象，老人们几乎都能记起当年就盛传的湖南出版界的“三种人”：其一为《丑陋的中国人》，其二也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女人》，其三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由这“三种人”，有一位出版老人跟我感叹说：八十年代的湖南出版“很冲”。他最后一个拉长的去声字给我以很深的印象。1995年在武汉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书市上，湖南出版界打出的响亮口号是“湖南人能吃辣椒会出书”，“很冲”是由“能吃辣椒”带来的出版文化品格，就是敢为天下先的传播效果的鲜活的口语表达。

弘征既敢为人先而又细节处理精致有方的编辑个性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表现最为充分，如果以为“孤证”“孤例”则大错特错了。有圈内人士告诉我，弘征1982年策划、组稿、编辑出版的《中国历代诗歌名篇赏析》，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当年便重印发行6万册，开普及中国古典文学选注加赏析（如各种各样的“鉴赏辞典”）的先河。是否开“先河”当然还有待论证，赏析类图书后来成为文学出版的一个重要种类倒是实在的。从出版时间推断，他组稿策划的《中国历代诗歌名篇赏析》即使不开“先河”，也该属最早之一吧。这是他擅长的专业领域，领先也属应然。

《青春诗历》等书封面

其实，他的敢为人先，既在出版内容亦在出版形式。1985年，弘征首创编选一种将诗歌美、艺术美实用性相结合的《青春诗历》和《友谊与爱情诗历》，连续9年每年一本，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每本印数都达十几二十万，1987年的一本印数高达28.3万册。每年均为本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但他1995年6月25日给我的信中说：“如兄所言，弟在83年编‘诗历’（1983，1984年编过两本《诗海采珠》），意在将审美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及推介青年诗人，不意模仿者风起，且多以牟利为目的，致使读者上当，在‘中青报’‘文汇读书报’文中曾慨乎言之，现已不禁兴味索然，故在编了十一本后已于去年作罢。”

连续十一年除了有两本为《诗海采珠》，有三本是不计年龄的《友谊与爱情诗历》外，其中有六本是只选介35岁以下青年诗人作品的《青春诗历》，共推介了600多位青年诗人，其在新时期诗歌史上是否占有以及占有怎样的地位，那当然是诗歌史的专业问题。弘征主动将其停刊，内心深处是他血脉中流淌的传统士大夫的“知进退”乎？

刘硕良先生任职漓江出版社时，按专业分工只管外国文学不管中国古典文学。他承担了弘征《唐诗三百首今译新析》的责任编辑，此书现在已经累计发行数十万册。问及为何主动邀约弘征译诗并自当责编，硕良先生当然不忘推崇弘征乃诗人译唐诗，然后迅即转口赞叹：弘征是中国文艺出版界的士大夫。

硕良先生长弘征五岁，以“中国文艺出版界的士大夫”做同行评价，我真闻所未闻，便细问理由。硕良先生说：“弘征温文尔雅，说话永远都是轻声细语，你我都是离开了湖南的湖南人，湖南人说话像打快板，弘征讲话总是打慢板；弘征很重感情，很尊重人家，而且他这种尊重是发自内心的，一点没有矫情；他自学成才达到了那么高的地位和成就，却从不狷狂，这很难得。”硕良先生今年八十又一了，和我谈起弘征，还如此语重心长。

硕良先生所述，我想凡与弘征有所交往者都或深或浅有所感觉，但只有硕良先生才一眼洞穿了弘征神韵的核心及其渊源。弘征的外高祖是清代最先编刊《船山遗书》和编纂《沅湘耆旧集》等书的学者邓湘皋。他因卓越的诗文与杰出的编纂功业和著名的书院山长，被梁启超称誉为“湘学复兴之导师”。弘征的曾祖母是举人邓琮之女，邓湘皋的孙女，高祖杨尊泗是邓琮的连襟，清内阁中书，在离新化县城约五公里的北渡村建了座宅院五枝堂。我在2013年夏天曾专程去探访，五枝堂已成地名。拆剩的房屋依稀散落在新盖的民居中，核心部分的石砌地基倒清晰可见，还足有一华里。书房的石柱门倒顽强伫立，石刻对联为“遥瞻紫气来天外，时有清光入座中”。我后来翻阅弘征的《杯边秋色》，见《私塾回眸》中有这样的语段：“我入塾那年父亲在大门口砌了一道照壁，中间就嵌有先生写的四个篆书大字：秀挹南峰。一二里之外还能看得清楚。”这里的先生，指的是专为教弘征而来他家坐馆的启蒙老师。“塾馆设在西厢一间可以摆五六张方桌的大房间内；里间是先生的居室，门外的天井旁还有一间客房，以备先生家里来人或有游学先生过访时居住，旁边还有炊房。”我问弘征是否在这里，他说那是在另一乡间由祖母邓氏（邓湘皋的曾孙女）建的一座山中庭院，他父亲后来迁居。

弘征在湖南新化五枝堂旧书斋石门前

在五枝堂馀留的房舍，住户尚述说这房子原来是某某（弘征父亲的名字）的，他家世代是读书人。但我还真没把弘征与“士大夫”联系起来，只是在再访他的外高祖邓显鹤湘皋先生的南村草堂旧址时（距我外婆家不远，我以前就去过），我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那位杰出的近代编辑家的影子。

我有兴趣研究1980年代的湖南地方出版。有师友劝告我还不是时候，在我则总怀疑自己学力不逮。同理，认识弘征也需要一个过程。兹暂且转录弘征的《华山》一诗以为本文之结尾：

面向它才知什么叫气魄仰头才懂得什么叫神奇每一块岩石都刻满英雄的颂歌每一条道上找不到懦夫的足迹。（2013年国庆节初稿，2014年7月9日再改）

（本文摘自微信公众号“出版频话”。配图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李频，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博士。曾先后任职于河南省电化教育馆、河南日报社新闻研究所、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现代出版》副主编，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编辑出版理论、期刊史论、出版专业阅读理论等。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出版：人学絮语》等著作10余部。主持项目“新中国出版微观史论”、“中国期刊产业化集团化研究”等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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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