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谭芯芯，1952年生于北京。曾为知青，石油工人，国家公务员。作品见诸于报刋杂志、新媒体。
实难忘——足迹深嵌黑土地（二）
采油九队纪事
采油九队是新建连队（泵站），离厂部有5里地。每天早上厂里的卡车把我们送到九队，晚上再接回来。全队140多人，其中有20多个女生。人员大多是1970年参加会战的东北知青，只有几个从其他连队调来的师傅，还有刚刚复员的四川兵，再就是我们这批北京知青。连长老倪是上海人，当兵复员后到了玉门油田，后又随着玉门油田一批人转战到七○油田参加石油大会战。因为他长得特别黑，厂里老人都叫他“倪黑子”。
到了九队，全连集合，人员编班排，我被分在三排。除了三个排，还有个负责维修机械的大班，被点到名的几乎清一色高个子男生。点到最后一个，“谢宗瑞，大班。”老倪声音刚落，不少人哄笑起来。谢宗瑞是扎着两个刷子的女生。老倪看名字以为谢宗瑞是男的，才闹出了笑话。
谢宗瑞也被分到三排，我俩一个井组。她在县里遇到了同在北京什刹海体校打乒乓球的校友，油田正要举行乒乓球比赛，校友将她介绍给油田工会，此后谢宗瑞为一厂赢得了不少荣誉。
我插队时的农村队长到县里来开党员会，我赶去看他。开会的地方锁着铁栅栏，森严，不让进也不许出。我们只能隔着铁门说几句话。干嘛这么紧张神秘？没过两天，九队开会，气氛很紧张。大家围坐在地上听队领导口头传达，我们这才知道林彪事件爆发了。队里知道了一个北京知青有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能听短波，于是报告了厂里。
10月份，已经上冻了。我们在旷野荒郊中扯起帐篷，用钢管压住四角。有人从井口旁铲来一锹凝了的原油，点着火，大家围着取暖。中午，赵排长带着人在地上挖个坑，扣上大锅、烤红薯。不久，盖起了伙房，可以做饭了，我们在大地里捧着碗硬邦邦的高粱米饭，就着风、就着块酱豆腐狼吞虎咽。生活用水靠雇的老乡牵着头小毛驴，拉着大油桶改装成的水罐送，根本供不上用。
旷野荒郊，大地里可见一人多高的白色小井房。还没正式投产，新打的油井都是自喷，井口到处是原油。要给自喷井上油嘴儿，控制出油。我扛着48寸大管钳子跟着老倪跑了几口井以后，不知他是想考我还是忘了我是新人，让我上油嘴儿，我心里直打鼓。还好我争气，用工具把油嘴儿平伸进井口，套在接箍上拧紧，老倪说我还行。
新建站，油井普遍跑冒滴漏，井周围到处是凝着的原油，身上手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蹭上油。自喷井需要通过长烟道加温才能不冻。一天我查井，眼看一个长烟道里的火快要熄灭了，手头没有铁锹，为了救这口井，我赶紧用手捧着原油往烟道里添，然后从地里扒土，把手上的油搓得差不多了，等回队里再用汽油擦手。
队里盖起了两排干打垒的房子，我们这才定居下来。一铺炕睡十来个人，每人半个褥子大的地方。头两年直接用原油烧炕，炕道不好用，烧不热，墙上结满了白霜，脚底下那头的褥子冻在墙上。转年，油井逐渐换上抽油机后，宿舍取暖就从附近的油井引来天然气，胶皮管子前头接上一截铁管，把头砸扁，伸进屋里地下用砖头砌的长烟道。
集体户同学李淑贞从江南到江北来看我，那天她住下了。天亮我醒了，头沉重得要命，浑身难受极了！在炕上挣扎着想爬起来，可身体就是不听使唤，怎么也起不来。我意识到是天然气中毒了。幸好，快下夜班的小马回宿舍来拿东西，我拼尽全力，终于说出：“小马，快把窗户打开。”
感谢小马！通风后，我和李淑贞得救了。我们爬起来到宿舍外，我狂吐了一阵，头疼得像要炸了，五脏六腑撕裂般地疼。李淑贞的症状比我轻。我俩走到比采油一厂还远好些的矿医院（油田医院），大夫没给做任何治疗，几句话就把我们打发出来了。也是，大夫看见的是已经活过来的我们。大难不死，我拖着虚弱的身体特意去照相馆照了张相留作纪念。
我命大，天不绝我！
粮食除定量外还有几斤工种粮补贴。每人每月5斤细粮，很金贵，其余都是高粱米、玉米面。也不知道是天冷面发不起来的缘故，还是食堂的人不会发面？馒头都是粘的，我宁可吃高粱米饭。有段时间的馒头更难吃，牙碜，后来听说是拿装过沙子的口袋装了面。
经常吃粗粮。2两高粱米饭、一块酱豆腐就是一顿饭。有时候吃完饭我就胃疼，年轻，疼也不太理会。
有一段时间，连续三个月左右，一日三餐都是贴饼子、黄豆汤。夜班饭是小米粥和从县里买来的一毛钱一个的面包，不上夜班的不卖。我上夜班从来没舍得吃过夜班饭。
同学帮队里联系好了回集体户去买猪肉，厂里出了一辆大卡车，往返400多里地要当天打来回。
收了农民现杀的猪后往回返，已经是晚上了。我们缩挤在敞篷卡车上，冻得发抖。实在冷得不行，我捡起一条麻袋披在身上，蜷缩在“黄河”的车帮子下。
油田的指导思想是先生产，后生活。过了一段时间，生产系统逐步建立起来。自喷井压力不够，井上陆续安装了抽油机。采油生产管理以泵站、井组为单位。九队有1个泵站、7个井组。低矮的配采间孤零零地趴在荒野中，它是一个井组的标志。每个井组负责管理5—7口油井，井距大约相隔200米，各井出的油通过输油管线汇集到井组的储油罐，采油工每隔两小时要检查一遍各油井的生产情况。每班计量各井产油量，用一根8号铁丝伸进油罐测量油的深度，然后再比照油罐外面的刻度，以此计量原油产量。井组与井组相距很远。各井组产出的油都集中到泵站，大储油罐快装满了，泵站工人负责同厂里车队联系油罐车，把原油拉走。
采油工三班倒，白班早8点—下午4点；四点班下午4点—半夜12点；零点班半夜12点—次日早8点。东北下午四五点钟天就黑了，零点班半夜出被窝，冷啊！到换班的时候，排长挨宿舍敲门叫班。查井、计量、处理生产故障、填报表，白班都好干，四点班凑合，零点班太难熬了。大家睡眼惺忪地开班前会，男生有的到了井组趴在小工具桌上接着睡；有的躺在地下睡；有个工人更绝：用皮带把自己绑在一米多高的两排管线上睡，被查班的队干部抓了个正着，会上狠批。深更半夜，大多数男生才不查井呢，更甭说计量了，交班前照上班的报表一抄。女生工作认真，一样也不敢马虎。夜里，穿过坟地查井，磷火在脚下直闪，胆突突的，冷风一吹，毛骨悚然。
油田子女、子弟陆续通过门路调离了九队，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工作得照干。人少，女生只能一个人顶班了。同宿舍的小刘多次哭着跟我说，夜里她在井上被吓得头发根发乍。配采间漏气，她过敏，浑身大块大块的荨麻疹，下了班到医院去看，症状又消退了。看她每天奇痒无比，又没办法调换工作，我就用信纸贴在她身上，想帮她把一寸多长的荨麻疹描下来，好拿着去找厂里换个工作，可每次她回到宿舍，没等我描完，荨麻疹就却没了。
那时候天天会战，没时间照镜子，不知道自己什么样。有一天厂长王井泉来九队，看见我和谢宗瑞问：“这俩姑娘是长得就这样，还是脸没洗透露？”
我就势回答：“我长得就这样儿。”
油田工人编了顺口溜：“远看像逃难，近看像要饭，走近一看是勘探。”不少男生垄沟棉袄左右一缅，腰间两根带一系，皮帽子的帽耳翻系在后脑勺上，再横晃着走路，看上去就野得吓人。
厂里给队里配了一辆毛驴车，拉生产生活用品。谁要想上趟街里，要和赶车的关系不错搭上毛驴车就美了，要不豁出脸站在道边拦过路的油罐车。都说女生好拦车，我拉不下脸来，怕人家不给停，只好走着。
每年一次探亲假，七凑八凑能凑到20天，我都留着等“十一”前用，不仅季节好，还能多3天国庆假。可要回一次家太难了！搭毛驴车到县里客运站，从客运站乘公共汽车到江边，然后搭乘货船到前郭旗（冬天直接从冰上走过去），再从江南岸换乘公共汽车到火车站。前郭站不是始发站，中途上车要奋力抢座。到长春后再换乘回北京的车。辗转、辛苦自不说，有一次到了长春一定要省里的介绍信才卖去北京的票。我好说歹说是回北京探家，售票员才网开一面：“先卖给你票，待会儿把介绍信送来。”我连忙答应，真是偷着乐。票到手了，我上哪弄省里的介绍信去？
北京人回北京，几乎都有一项艰巨的采买任务：帮同事代买塑料布、塑料底松紧口鞋、尼龙丝袜子等东北没有的衣食物品。为了能让北京人帮着带东西，队里、厂里的同事，早早就打招呼各自能搭上关系的北京人。我回北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大家采购，然后再跑邮局，一个包一个包地给寄走。
我每月苦心攒钱，回北京花13元钱买了一套我特别喜欢的蓝咔叽布衣服，花2元5角钱买了一双轮胎底灯芯绒面的4眼布鞋。我又花33元钱买了只向往已久的帆布箱，除了我的一包辣椒面，里边装满了临走前为大家买的来不及寄走的物品。
我带着帆布箱坐火车，从长春转乘去前郭的火车后，心里就开始盘算：得找个人帮忙，不然我自己怎么能折腾到九队？可巧，我看见同车厢有一个男的穿着垄沟棉袄，便主动和他打招呼，更巧，他说是采油一厂八队的，多亏他一直把我送到九队。
我左脚后跟的鸡眼在北京挖过两次也没去根，走路很疼。谢宗瑞的同学在县医院，说能帮我找个好大夫。我们走到县医院去做手术。缝合了伤口，缠上厚厚的绷带，趁着麻药劲还没过，我和谢宗瑞往回走。没车，我用左脚掌着地，瘸着走到一厂，到调度室想搭辆车回九队，没有。一直瘸着走回队里，血浸透了绷带，渗进鞋窠。当时不知道疼，可是到了晚上，麻药劲也过了，再加上走了十几里地，脚疼得我在炕上翻来覆去，整条腿都难受得没地搁没地放的。一个星期拆线后，我才看见足有婴儿嘴那么大的伤口根本没长上。
宿舍里用钢管焊接了暖气，土炕换成了铁架子单人床。耗子猖獗，我从北京带了耗子药，下在夹子上。有一天晚上，一只被打掉了尾巴还半尺多长的大耗子趴在我床边的暖气管子上，可把我吓了一跳，它不是找我来算账的吧？
夏天，我值夜班，见男友宿舍还亮着灯，敲门一看，只见他站在地下，正捋着蚊帐缝儿逮臭虫。没过多少日子，我的床上也发现了臭虫，可就是逮不着。只要一关灯躺下，“夜袭队”就出来，闹得我无法入睡，打开手电起来，什么也抓不着。接连好些天，我被臭虫折腾得苦不堪言。
有一天我终于发现“夜袭队”的窝了，它们在我男友借给我的半导体的皮套里。我把半导体在太阳下暴晒，用热水把半导体的套刷了又刷，足足刷了一盆血水。
冬天，平均气温在零下30度左右，我们把口罩拆了，自己重新做成特大的口罩，戴上以后只剩下两只眼睛。女生一般都戴围巾不戴帽子，脑门冻得生疼。发的垄沟棉袄棉裤都是小帆布面，硬邦邦的，我们拆了重新做成没有垄沟的，柔软随身。即使都“武装”严了，我的手脚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暖和。只要在室外呆上几分钟，人立刻就会变成“白毛女”，要不时地抠下睫毛、眉毛上的冰。在冰天雪地里行走，鞋底一会儿就会被沾成雪疙瘩，走一会儿要跺掉它。
有天晚上我在雪地里走着，感觉右耳朵不对劲，一摸，耳朵硬了，我知道是冻了，不敢碰，怕掉下来。回到宿舍，一动不敢动，等耳朵慢慢缓过来。
都说扶余县是风口，一年刮两季风，一季6个月，这话不邪乎。呼啸的狂风卷着沙粒，弥漫天空，弥漫大地。我们半眯着眼穿越垄沟查井，风沙打在脸上，像针刺一样。赶上“风三儿”，三四天后风沙才能减弱。我们用毯子把宿舍里的整个窗户堵严，但是管不了多大用，屋里一会儿一层土，我刚擦干净，很快就又落上厚厚的一层。昏黄的天，昏黄的地，人都是昏黄的。
1975年冬天的一个傍晚，狂风卷着沙砾呼啸着撕扯着大地。我们在宿舍里，只听呼啦一声，窗户的上亮子连玻璃带木框整个被风刮掉了，风一下子灌进来。我赶紧叫男友来帮忙！他在宿舍外顶着吓人的狂风贴着窗户艰难地把上亮子举起来，我们在屋里站在窗台上扶着，他帮我们钉好了窗户。那一刻，我感受到男人的力量。
休息日，我和男友借了辆自行车，他在前面骑，我在后面“二等座”。我们顶着鹅毛大雪从队里出来，遇到上坡路我就跳下来，在后面推着后架子跑，过了坡，我再蹿上去。快走到四百货的一个路口上，只见两个农民在雪中抄着手、跺着脚，大车的口袋上满是积雪。一问，他们说是拿大米换白面。我就让男友返回队里取面。怕那两个农民不等，我连连对他们说：“我们从北京带来的白面，可好了。”
大雪纷飞，我和两个农民在雪地里跺着脚。终于把男友盼了回来，换完大米，天色更暗了，我们顶着风雪往回走，马车和那两个农民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风雪中。
单身生活太苦了，上顿下顿高粱米饭、贴饼子、白菜、土豆片，时间长了，大家都想方设法置办了小柴油炉子，磕头作揖地求人弄到柴油，自己在宿舍里做吃的，无非就是煮点儿挂面，或是把从家带来的食品加加工。
厂里禁令不许开小灶，查到柴油炉就没收，然而却屡禁不止。九队偏远，还好不能时常被检查。大家一听说厂里要来检查，赶紧把柴油炉子藏好。我有个专门装柴油炉的小木头箱子，一锁，推到床底下。后来听说有人在地下挖了个坑，把柴油炉藏在里面，智慧！
如果从邮局寄东西很贵，铁路货运便宜，但时间长。每次休探亲假时，算计好货到的时间，提前把要带的物品发出去，等我到了前郭火车站后先把托运的东西取出来，带回队里。有一次我取出纸箱后，怎么看怎么觉得捆的绳子好像变样了，回到队里打开纸箱一看，少了一件尼龙上衣和一条裤子。 从北京托运可是个大难题：铁路规定不准托运粮食。北新桥十二条路口有个广安门火车站货运代办点儿，收货的老师傅很认真，经他检查才能封上纸箱。我用衣物把挂面包起来，胆突突地去蒙混。有一次他没怎么检查，却让我在货运单上注明：“没有粮食”。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是爸和他混熟了？还是他也有插队的孩子？
张笑天是晚两年到九队的长春老高三知青，他在农村是公社卫生院的大夫，在九队当采油工。在闭塞的九队，虽然看不到任何前途，但是谁被屈才我都觉着可惜，于是好心地说了句：“你千万别扔了大夫那行，早晚有用得着的时候。”他听我说有关节炎，扁桃腺又经常发炎，好心告诉我经常发作会引起心脏病，劝我摘除扁桃腺。后来他调到了油田医院，看见我时对我说：“我永远感激你的那句话”。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张笑天考上了吉林医科大学。人，只要不绝望，就有希望。
【编者推荐语】
谭芯芯老师的这篇《实难忘——足迹深嵌黑土地》是一部万余字的长篇纪实散文，因为篇幅原因，本刊分若干篇分别刊发，第一部分《结缘石油》发表后，编者收到很多读者反映：没看够，希望连载。现将第二部分《九队纪事》呈现给大家。
在这里编者由衷感谢读者的关注和支持。请读者耐心等待，我们会持续连载，欢迎读者朋友踊跃留言评论。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