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堤薛各场史河钩沉
洪湖市新堤薛各场，位于内河西畔与长江北岸交汇处的曲尺腹地，是一处约千余平方的开放场所。
在它存世的百余年间，其中没有发生过值得彪炳历史的事件，也没出脱过点亮时空的英雄豪杰。它仅仅只是有十余间平民型的砖木瓦房，更没有达官显贵居住过，似乎不见经传。
它的地理位置，陷入东边的建设街、西后街；南边的西轿巷、解放街；西边的复兴街、五条路；北边的赤卫路形成纵横交错、重重叠叠的高楼市井，和厚重人文积淀包裹中，好似一个小小盆地，显得平谈无奇，朴实无华。咋眼一瞧，以为是一处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老旧民居区。
如果按照这些表面现象，来小觑薛各场与穆斯林，在洪湖地区的传奇历史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那就错了。
简单慨括来说，薛各场是全镇市民，特别是在洪湖的回民心目中，是一个不同反响的记忆场所，它与新堤乃至洪湖老湾的回族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牵系。 这里究竟是何等的神秘地段？顾名思义，可以认定它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以薛各人家散居的空旷场所。
其实它是新堤回民为筹措一年一度，最神圣的开斋节(又称肉孜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以及举行喜庆活动，需要接照古兰经的教义，以真主的名义由阿訇诵经，进行宰杀牛羊的场地。
说起来这个回民的神圣场所有些奥妙，居然与薛氏有着盘根错节的关联。而薛氏的祖源本是汉姓，它也并非回民十三大姓氏纳、马、撒、哈、沙、赛、速、忽、闪、保、木、苏、郝中的姓氏，也不是洪湖本土回民中马、哈、沙、纳、定五主姓之一。
薛各场的主角薛家，却是毋庸置疑的回族姓氏。这只能说明薛家与新堤的魏、李、袁(元)等姓氏一样，是从教。
所谓从教，就是从信仰上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汉民，或者是通过婚娶穆斯林女子所生的后代，只是按照华夏民俗从男属姓传统，仍旧保持原来汉姓的一个回族后裔，是融入华夏大家庭的血脉姓氏标号。 薛各场的回民先祖从何来，又怎样在新堤腹地开枝散叶，这其中的渊源，就要根据历史求证回民(回教，解放后称为回族)西来东居华夏大地，与汉民族血脉相连的共存共荣历史。
追溯回民从异邦他乡迁徙到华夏大地生根发芽的历史，他们曾被称为“回纥”、“回鹘”、“回回”、“色目人”等等。
回民是以中亚细亚各民族为主要族源，以移民迁徙、商贸等活动，通过水陆通道进入中国境内，逐渐形成的一个保持伊斯兰文化传统，与汉民族血乳相融而散居，成为一个人数众多，分布较广的少教民族群体。
回民群体的最早来源，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盛唐时期。繁荣昌盛而包容多元文化的大唐王朝，恩准了通过水陆路拥入大唐的西域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工匠的定居权，同时还支持他们与汉人的自主通婚。这些当时被称为“蕃客”后裔，就是回民最初始的一部分先民。
然而，回民迁徙到中国的另一个主流来源，则是公元13世纪蒙古人西征，以及元朝时期以各种身份，从波斯、中亚细亚和阿拉伯等地，大批签发或自愿东来的各族穆斯林。
由于元王朝的阶级意识，决定了这批回民成为在元朝社会地位中，略低于蒙人，却高于汉人的次贵族元廷子民。这些被历史上称为色目人的伊斯兰群体，是回民先祖的主要组成部分，当时人数达到数十万。 寻找回民薛家族系源头，它与洪湖的其它回民姓氏的先祖一样，其融入中华，进入湖北的足迹，清晰可见自元代初年。
当时，元世祖忽必烈大举伐宋，在襄阳、樊城遭到宋军顽强抵抗。襄樊战役始于至元五年（1268），元军围城5年，却始终未能克城。
蒙汉军队相持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得闻波斯穆斯林家族中，有位炮匠阿拉瓦丁，发明了一种能摧毁坚城的回回炮。他欣喜之余，特遣专使到波斯，向宗王阿不柯征调炮匠。
阿拉瓦丁及其弟子亦思马因此应诏，举家驰驿至大都(今北京)。
到了至元十年（1273）正月，元军以回回炮攻樊城，一举告捷。
接着，元军移炮以向襄阳。亦思马因根据对地势的细心观察，在襄阳城东南角安置巨炮。文史载“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结果，一炮就射中襄阳谯楼，“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诸将多(足俞)城降者。”宋将吕文焕自知不敌，遂纳城归顺元军。相持6年之久的襄樊战役，在回回炮的强大攻势中宣告结束。 继而，元军利用这种威力巨大的回回炮，扩大战果所向披无敌。至元十一年（1274），元军渡江，宋兵陈于江南岸，拥水师迎战。亦思马因之子布伯于北岸竖回回炮击之，致使宋舟全部沉没。
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以回回炮先克潭州，继克静江，将战果扩大到湖南、广西。
由此可见，回回炮(又称襄阳炮、发石机)在元朝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波斯的伊斯兰人，也由元军战事进入中华，因战绩被元蒙政府擢升为高等民族，立于汉族之上。
战后，这些半军半匠的外邦人，作为回民的先祖，倚仗赫赫战绩迁来家眷，在华夏一些城市里定居了下来。
随着蒙元王朝被朱元章的农民起义军队推翻，导致了明清两代回族遭遇磨难，形成主要聚居区的特殊时期。 明朝及清代前期，官方大致以“回回教”统称今回、维吾尔、东乡、撒拉等民族。明初官方就禁胡语、胡姓、胡服、胡饰，不许本类自相嫁娶等。
在湖北襄阳樊城周边地区驻扎居住的回回炮军人与家属，还有为数不少工匠，在明王朝朝野的不断歧视打压中，一支人马被迫迁徙到现洪湖老湾和定家湾谋生。
与此同时，在西北地区，继元代安西王阿南达“所部十五万众”，皈信伊斯兰教融入回族后，明代不断有从西域迁徙而来的“归附回回”，被安置在陕甘、新疆各地，拓荒种地，至明末清初，“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系回庄”，此时宁夏境内回族所居连片地区已有“平罗三十八堡、金灵五百余寨”。在云南、华北各地、运河两岸，也正式形成许多回回聚居区。 这些因战功来中华的回民先祖，因朝代更迭和统治者的记恨打压，进入了噩梦时期。这些色目人以及后来进入的回民先人们，大都因此流离失所，相继被赶出城市集镇，被迫举族迁徙到边远落后的地区，开垦荒地，以低调的生活方式，艰辛的谋生。
这些人中也有少量内迁人员，寻觅到老湾与定家湾伊斯兰教聚集区，归附融入了这个回民族群。
后来，薛各场回民的先祖，这批定居现洪湖老湾地区的穆斯林，和全国范围内的回民一样，随着与汉民族的交融与汉语化的潜移默化过程，回民自然淘汰了其先民所使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及突厥语，改用汉语交流。
当历史进入到了清代晚期，薛各场的回族先人一族，在洪湖老湾、定家湾地区取得了官方与土著人的认可和宗教传承的双重成功。
由于他们是以外来人口为主体，以迁徙方式在洪湖地区集群而居的伊斯兰民族，初始时期占有土地，多为当时的荒漠旷土，他们以勤苦耐劳的精神，把这种土地开发为沃土。为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还利用耕余、农闲时间，兼营畜牧业或屠宰、制革、榨油、运输等家庭副业。
这种亦农亦工亦商的模式，为洪湖地区形成民族农工商贸模式，促成集市发展与进步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薛氏、定氏等回民进入沔城、新堤等重镇积蓄了经济、技能、人脉资源。
薛各场的回民薛氏先祖，与定、哈、马、沙、魏姓等姓氏一样，虽然在明代初至清中期，饱受政治岐视和信仰打压，但是这个群体，不甘沉沦简居，以勤奋顽强的生存能力和豁达豪爽的气度，在与当地的汉民族的融汇相处中，完成了百余年间的能量蛰伏，积累了一定的发展资金和生存技能，终于在清晚期，带着娴熟的竹蔑、木瓦、铜锡、农具制作等工匠坊艺，向江汉五埠重镇的新堤发展，重新迎来了种族和宗教重返城镇，发扬光大的契机。 晚清同治年间，在新堤古镇东岸，一座砖木结构，穹隆尖顶伊斯兰风格的寺庙，终于屹立在二条繁华街间(现新堤一桥东岸东南端)。
这座雄踞在当时副州级治所，与沔阳州新堤州同署衙门犄角相望的伊斯兰教堂，被称之为“清真寺”。
新堤清真寺座西朝东，有人不得其解。认为儒释道庙寺，多为南北轴线，便与神圣沟通，认为清真寺朝向怪异。这个困扰了不少人的问题，直到上世纪中叶，一拨回、汉老叟在新堤滨江茶楼上探讨缘故后，作出了结论。
原来，创建者并不是购置不到南北向的地皮，来用作建筑新堤清真寺。选址座西向东的朝向建圣殿，是当时新堤回民一致的良苦用心。其寓意在于新堤回民从西域辗转至镇东的老湾，为了弘扬穆圣(默罕默德)精神，不忘西来东进的报负，彰显新堤回民继往开来的复兴志向。
从举一反三的视角来审视新堤的薛各场的地理方位，其朝向也是座东朝西结构，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年新堤清真寺的鼎盛时期，其真主神授的辖制范围，也根据所在的新堤州同署管辖地域，作为级别较高的清真寺，几乎涵盖着现洪湖市，以及相邻的周边部分乡村的回族教民。是颇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宗教圣殿。 虽然，新堤清真寺的领拜，由新堤回民中的主要姓氏，择优轮流担任。但是，在清末民国初期，清真寺出现过一位居住在薛各场的薛氏阿訇，他一跃成为过回民心中崇高的精神领袖。
阿訇，意为教师、教长、学者、领拜者。是本地穆斯林，对主持清真寺宗教事务人员的敬称。要取得阿訇这个宗教领袖这种神职，获得教民的拥戴，阿訇是要经过多年伊斯兰教育，通熟《古兰经》与圣训，精通伊斯兰的种种法律与法规，并具备《古兰经》与圣训的真精神。在做人上，必须按教义，有着完美品德，能身为师表，具备劝善戒恶的能力，是出类拔萃、德行高尚的穆斯林，才能成为真主传经护法的代表。阿訇在波斯语中，也称其为伊玛目。
就是这样一位薛姓阿訇，有才能在当职一届中，秉承真主穆圣的旨意，按《古兰经》，带领当时新堤地区一方伊斯兰教徒，坚守穆斯林斋月信仰，主持主麻日、开斋节(肉孜节、古尔邦节、圣纪节)、宰牲节，与族人归真(逝世)的宗教活动，祈求安拉乎(命运主宰)把安康回赐给各位穆斯林兄弟姐妹。
正是如此，薛氏以回民中的一脉小姓，为本姓在全域伊斯兰族人中博得了盛名，让回族薛氏光大门楣，并与在新堤的定、袁、李、魏氏回族诸姓联姻，使之开枝散叶，回族后裔更加茂盛兴旺。
薛氏一脉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日渐增多，也就形成了入主新堤地区，在薛各场集群而居的人文现象。
其实，薛各场及周围街巷的回民，并非薛氏一姓，薛各场常居人口也并不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薛各场泛指在新堤的回民唯一聚集区。 自从回民先祖离开了族氏群居的老湾、定家湾，来到新堤散居后，在薛各场聚集的向象征意义，就是实现了穆斯林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在城镇回归与复兴。
让薛各场在洪湖地区享有盛名的原因，还在于它是当地又一处伊斯兰教活动的重要宰牲场。
直到二三年前，宏伟南路末被拆除时，薛各场持续了百余年的牛羊宰杀活动，依旧按阿訇颂经的清真仪式进行。
二十一世纪的薛氏回民和其姻亲子孙们，仍然从未间断、见证和参与这一宗教仪式，也没有中止过牛羊肉的经营活动。
每当回汉两族人的节假日，礼拜天，新堤城关的居民，都会接踵而至，在薛各场选购称心如意的牛羊肉，他们相信民风淳朴的薛氏回族人，销售的肉类是货真价实的没有注水的上品。
事实上，不管是从回民迁入洪湖和新堤的历史，还是从本土伊斯兰族体血源盘根错节的流向上来考证，毫无疑问的再度证明了薛各场以及薛氏，与穆斯林族群有着源远流长的关联。
综上所述，薛各场与洪湖地区的回民先祖，在西来东徙中荣耀与屈辱的历程气息相关。可以说，薛各场在新堤的演绎历史，就是一部反映回族扎根华夏，命运跌宕起伏的浓缩史。 时光可以作证，新中国建立后，新堤的回民在市各行各业中，人才辈出。
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回民定正国，先后曾随伊斯兰宗教观光团，进京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代表洪湖参加过荆州地区民兵军事大比武活动；市政协委员袁学云、市伊斯兰协会主席定琴、新堤第一批资历深厚的镇委女干薛科英、洪湖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李总经理等等这些回族名流人物，都和薛各场的薛氏家族有着几代人的血脉关系。
纵然在解放前，新堤产生过一位与薛各场，与薛家有姻缘，雄霸新堤上十个水运港口的魏氏码头帮帮主，造就过这个氏族富拥一整条新堤横堤街(现朝阳街东)的辉煌历史。但他风云半个世纪的短暂虚荣，却经不起潮流的大浪淘沙，终究匹敌不过薛各场在谈泊平静中，持之以恒地对回族正义信仰的执着坚守。 对于整个回族而言，只有在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真正的成为合法平等的一脉族体。回族，最终成为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中，一个为数最多，分布最广泛的不可或缺成员。回族在全国才产生按照伊斯兰教义，自主管理的自治区，州、县、乡。
当今，洪湖新堤薛各场，虽然己经消失在洪湖市城建发展的浪潮中。但是，薛各场的地名，还有它与回族先民源远流长的关联故事，必定留墨在地方志史的字里行间中。那些与薛各场有关的人和事物，作为传承口碑，作为怀旧话题，一定会鲜活地存在于洪湖新堤人的记忆乡愁中。
注：根据新堤方言，定地名为薛各场。“各”字意为家，全国称某各庄，某各巷的叫法很普遍，且接地气更符合民间口语，故不接普通话以家代各之称。
作者简介 陈厚权(美篇平台昵称 六缘)，男，生于1953年1月， 湖北省洪湖市人， 1972年5月下放到洪湖原种场务农，1975起在洪湖市棉纺织总工作至退休。从小爱好书法、写作，雕塑，篆刻，摄影等艺术，在书刊，报纸,网络平台上发表过杂文、诗歌与长、中、短篇小说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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