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天堂般的生活结束得非常突然。
一天下午,我照例和孩子们扒上过路的火车去戏水,司机没发现有人扒车,火车行至道北也没减速。彬子和春节跳下去踉跄几步站住了,我奋力向前跳去,惯性太大没稳住身子,人本能地用胳膊护住脸颊,一下子扑倒在地,脑子轰的一声天晕地转。我懵懵懂懂爬起来,这一跤摔得不轻,一个胳膊肘蹭去一大块皮,火辣辣疼痛。
“哎呀,于瘦子,你的腿!”彬子看着我惊叫。
“怎么啦?”我揉着胳膊肘说。
“流血了!”
“没事。”我故意满不在乎,以免他们说我是厂长的公子,娇生惯养。
春节跑过来吓坏了:“不行,于瘦子,快去卫生所。”
我为他的惊吓而惊吓,试图弄清他惊吓的原因,往下一看也有点害怕。膝盖上磕开一个两指长的大口子,皮肉朝两边翻着,露出白生生的骨头,血喷泉般流淌。我试了试还能走动,赶紧脱下背心包住伤口。彬子和春节架起我就跑向卫生所,一路上我只觉得腿部有些麻木,却没有疼痛的感觉。卫生所长董大夫是个笑口常开的叔叔,他解开浸透鲜血的背心,检查过伤口,决定给我做一次简单的缝合手术。我尽量在伙伴们面前作出无所谓的样子,咬着牙忍着,装成英雄好汉,没打麻药就缝了三针。董大夫拍拍我的脑袋说:“这小子,一滴眼泪没掉,够‘尿性’!”其实我早已疼得大汗淋漓,母亲在身边准会瘫倒。此刻担心的倒是父亲知道了可怎么办,他会不会又收拾我一顿?
我“光荣负伤”了,第一天晚上没敢暴露伤口,趁父亲下班之前洗了洗背心,怎么也洗不净上面的血迹,藏到床底下得过且过。父亲回来后我推说头疼,强挺着在他面前走上几步,没吃晚饭就上床歇息了。夜里,膝盖疼得钻心刺骨,想哭又不敢出声,一晚上我都憋气加窝火,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天愈来愈热,风声愈来愈紧。父亲照例喝闷酒,听电匣子,听过中央台听地方台节目,关注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接连发表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宣称“当前这场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必然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飞跃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我们将在全国人民中更加牢固地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电匣子里的革命歌曲如急风暴雨,现场直播“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实况录音此起彼伏,好不热闹。闲来无事,我发现父亲常常一个人凭窗眺望,他久久地站在那儿,两眼望着外面沉思着,一动不动。脸上的最后一丝笑容也消失了,仿佛不知道怎样才好。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总有点什么地方不对头。
糖厂党委书记冯燕川到我家来串门了,屋子一下子变得又小又挤。冯叔叔长得人高马大,说话粗声粗气,行动大大咧咧,是和父亲当年一列火车北上支持东北建设的山东人。两个老搭档添酒回灯重开宴,酒逢知己千杯少,我断断续续听到外屋传进来的声音。这是一场奇怪的不可理喻的谈话,中间穿插着长时间沉默,还说了一些没有说完的有时是听不明白的话。
“老冯,这次运动是怎么搞的?”父亲惶惑地问,“‘踢开党委闹革命’……连清华大学党委都靠边站了,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老于,我也摸不透精神,《十六条》上不是这么说的!”
“我的思想觉悟不高,认识水平也提不上去,有些事都把我弄糊涂了。国家 刘少奇都不对,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你我撵走化工学校来煽风点火的学生,是不是也错了?”
“我们能让几个毛孩子牵着鼻子走!”冯叔叔的大嗓门震得屋顶轰轰响,他以一种领导者的腔调坚决地说道。“照市委的指示办,厂党委领导运动没错。”
“你没听省里转播的新闻:‘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中央出了问题,党内出了问题……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揪出来了,要像当年造土豪劣绅的反一样,造他们的反!”
“还能糟到哪儿去,怕什么,天塌下来有地顶着,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党干,咱们经历的还少么。”
“‘四清’运动还没搞完,文化大革命又接上了。”父亲说,“我真不理解,毛 他怎么了,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揪出那个,就不能让老百姓过几天安生日子!下一步厂里的运动怎么搞?”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也不是什么事都清楚的,恐怕连市委书记也不知道,目前谁也吃不准。”冯叔叔回答说,看样子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不管怎么样,我可不那么容易被吓倒!”
沉默片刻,父亲又说:“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看来大家都得承受同样的命运了!”
两个人重重地叹口气,谈起厂里别的工作。父亲问锅炉车间冒白烟灰的原因找到没有?冯叔叔说技术科正在组织力量搞会战,市里的专家也来帮忙了。遗憾的是,当他们聊天的时候,一举一动都保持着一种尊严,完全不知道灾难不久就会落在头上,自己也将不可避免地被打倒,失去一切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