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生为一大事来
——《汪达之评传》读后感
张增辉
摘要:
《汪达之评传》是研究教育家汪达之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立德是立爱人之德,树人是树德性之人。老师,应该有一股浩然正气,是真理的化身,是爱的使者。校长爱校爱老师,老师爱班爱学生。以高考为首的教育内卷把人类美好的早年时光即将压缩到极致。解放儿童,救救孩子!当教师变成教书匠的同时,育人于是变成了制器。大先生不只是会讲课,更重要的是教学生做人。大先生不仅要脚踏实地,还要仰望星空。
关键词:汪达之;立德树人;解放儿童;教书匠;大先生
一年里要读的书,往往就像一年里会遇到的人一样,几乎不可能完全预料到,所以虽然在每年之初也都制定一个阅读计划,但往往中间又遇到了好多好书,结果计划要读的书没有完全读完,而又读了不少新见的好书。刘友开老师的新作《汪达之评传》寄给我时,我刚好读完今年的第19本书,正需要一本传记来调节一下自己的阅读,所以用了大概一周的时间,把刘老师的这本书趁鲜读完了。
读完《汪达之评传》,掩卷而思,久久不能平静。新安儿童旅行团旅沪54天,他们依靠自己上街卖书卖报,到各大、中、小学去演讲等方式取得生活费用,培养了他们自理自主的自治能力。后来,在汪达之的带领下,新安旅行团历时17年、行程五万余里,足迹遍及22个省市,把从淮安出发时只有14名基本学生参加的新安旅行团发展到有600多名团员参加过的中外闻名的青少年儿童革命团体[1]。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气?

说来几乎是个笑谈,这几年来我就谋划利用假期带儿子去长途旅行,帐篷已经准备好多年了,虽然不是房车,但毕竟交通不成问题,然而年年谋划却从未成行,和“新旅”相比,几乎是蜀之鄙二僧的故事,令人汗颜。这群小好汉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实为难能可贵之壮行。
这本书以新安旅行团的发展史和汪达之的成长史为线索,夹叙夹议,以叙为主,重现了一段不为人熟知的历史。《汪达之评传》兼有文学价值、史实价值和教育价值,是研究教育家汪达之的重要材料,是该领域的伟大创举,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
一,立什么德,树什么人
众所周知,当前教育中还存在着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导向机制,使得教育实践偏离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但是立什么德,树什么人,广大教师要怎么做?读完这本书,给我们很多启示。

(新安旅行团部分成员出发前在淮安县河下镇莲花街合影)
我们所熟知的那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原来是陶行知盛赞汪达之等新安小学老师的。最困难的时候新安小学的老师们用典当的衣物来维系学校的生存,被陶行知先生称赞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2]。”而陶行知先生呢,更是“因为爱人类,所以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爱中华民族,所以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3]。”

每每想到陶行知先生,我就每每想到四块糖的故事,这每一块糖里都是满满的爱啊!所以学生能不被感动吗?教育能不成功吗?在立德树人的概念里,立德与树人不是一对二分的概念,立德是立爱人之德,树人是树德性之人[4]。
在当今竞争教育体制下,以学业成绩作为选择人才的主要标准,无法培养出符合立德树人要求的人才,全面育人的目标也就无从谈起。广大人民教师在体制内疲于应对考试的种种事务,以成绩马首是瞻,学生的学业负担加重了,却实现了“创造性”与“爱”的“双减”。我们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才能扭转立德树人的局面。
二,怎样当老师,怎样当校长
也许每个人一生中都有过两个理想,一是练就一身盖世的武功,做个为民除害的英雄;一是盖一所学校,教书育人,做个传递知识智慧的校长。我以为,汪达之带领这群小好汉,一路走来,把这两个理想都实现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股英雄气,这群小好汉实践了。这是一个英勇智慧的民间小团体,不管多小,只要组成了一个团,有一股正能量,这个团体的力量就会不断壮大以至无穷。
自己建学校,当校长,是真校长。我以为,一个学校如果太大,校长便会失去真实的意义,从而变成了一个行政的官员。不关注学生,甚至也不关注每一位教师,只关注政绩,这样的校长无论他是谁、有没有,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样。校长,别让学生不认识你,别让老师见不到你。在中国历史上,学问之高者,创办学校之多者,当陶行知先生莫属,无人能出其右。陶行知先生先后创办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劳工幼儿园、新安小学、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学校。
这本书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从晓庄师范学校开始的,1928年汪达之参加晓庄师范学校招生考试,陶行知亲自评判成绩,而汪达之因身体虚弱而名落孙山,汪达之连续数日在学校门口等候陶行知校长,最终被破格录取为“试做生”。1929年6月6日,陶行知派他在晓庄师范的三个学生李友梅、台和中、兰九盛在淮安创办了新安小学,自己兼任校长。当汪达之在晓庄学校修业期满后,陶行知就派他到新安小学担任第二任校长。
汪达之虽然是校长,但是不拿一分钱工资,常以稖头面粥和腌咸菜充饥。再想想当年的陶行知先生,体面的大学教授不当,丰厚的收入不要,而是脱掉皮鞋西装穿上草鞋,自己掏腰包建学校,去教乡村里的泥娃子,不收学生一分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追求?我们怎么能望其项背?
基础教育中一批真正为学校而生的校长相当重要。一心为了学校的校长不可多得,所以一心为了教学的教书匠实际上也不可多得,今日之“名师”,恐怕也非全是“经师”与“人师”。所以在大山里搞应试教育的张桂梅校长依然能感动中国,因为她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学校、为学生而努力,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师,应该有一股浩然正气,是真理的化身,是爱的使者。校长爱校爱老师,老师爱班爱学生。时代不同了,我们已经不必“不带半根草去”,但依然要“捧着一颗心来”。
三,解放儿童,救救孩子
我在想,新安旅行团为什么着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时代又恰好遇到了他们,我会加入到他们中来吗?它的魅力究竟何在?每个人终其一生都有去远方的冲动,行万里路实际上比读万卷书更有吸引力。尤其对青少年儿童来说,他们甚至不怕吃生活的苦,他们最怕的是失去探索世界的机会。一群自由的人如果有了一个光明的向往,它的生命力是将是无比强大的。
从1933年10月汪达之将新安小学当时仅有的七个基本学生组成了“新安儿童自动旅行团”,到1952年“新旅”美术队被现中国美术学院收编,1953年“新旅”歌舞队被现上海歌剧院收编,新安旅行团光荣的历史使命正式宣告完成[5]。二十年间,“新旅”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这些“新旅”的团员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不等,多少受过192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新学制的影响,即“壬戌学制”,又称“六三三学制”。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它是“应时而生的制度”,是“颇有独到之处”的[6]。一种应时而生的制度在实行之初必然是会受到欢迎的,但即使如此,这种新实行的新学制和“新旅”的旅行修学相比,依然是无法比拟的。
汪达之带领这群学生开展旅行修学实践,最初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生与教育的游学,没有老师,没有家长,自主旅沪,通过自己的行动解决活动经费,了解城市生活,认识日本侵略暴行;又组织新安旅行团旅行全国,纵横五万里,宣传抗日赴国难,在社会大学里培养人才;带领华东干部子弟学校北撤南下“火线办学”,创造了“流动教育”的新鲜经验。

(抗战时期,新安旅行团团员给少年儿童们教唱抗日救亡歌曲)
“新旅”是一群出笼的鸟,即使外面再危险,炮火连天,一旦他们解放了自我,就会做出连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成绩来。
这群小好汉正如陶行知先生的《自立立人歌》所言:“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陶行知先生在《创造的儿童教育》一文中写道:“我们发现了儿童有创造力,认识了儿童有创造力,就须进一步把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出来”。
陶行知先生“六大解放”的教育思想进一步具体提出了要解放儿童的头脑,解放儿童的双手,解放儿童的眼睛,解放儿童的嘴巴,解放儿童的空间,解放儿童的时间。对当今尤其有指导意义的是后面两条。
陶行知先生说,从前的学校是一只鸟笼,改良的学校是放大的鸟笼。要把小孩子从鸟笼中解放出来,放大的鸟笼就要大些,要有树,有山,有动物,但仍然是个放大的模范鸟笼。不是鸟的家乡,不是鸟的世界。鸟的世界是森林,是海阔天空。现在鸟笼式的学校,培养小孩用的是干腌菜的教科书。小孩子的精神营养非常贫乏。因此,必须把鸟笼打开!让小孩回到森林,回到海阔天空。我们要解放小孩的空间,让他们去接触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青山,绿水,日月星辰以及大社会中。自由的对宇宙发问,与万物为友并且向中外古今三百六十行学习。孩子有机会向宇宙发问,有机会与万物为友,有机会向古今中外学习。自然就见多识广了,眼界决定境界,看多了才知道自己的知识有多么的匮乏。激起学生们对大自然以及未知事物的探索[7]。
他又说,现在学校把儿童的时间排得太紧。一个茶杯要有空位方可盛水,日间由老师督课,晚上由家长督课,为的都是准备赶考,拼命赶考,还有多少时间去接受大自然和大社会的宝贵知识呢[8]。
“六大解放”教育思想是陶行知在长期教育研究和实践中,批判吸收王阳明关于儿童教育的哲学思想和杜威的儿童中心论,针对当时中国教育的病态而提出的具有划朝代意义的教育思想,其核心内容强调要把学习的自主权交还学生,让学生做创造的主人。然而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却又迎来了教育内卷和鸡娃大战,剧场效应愈演愈烈,孩子们的童年一点点被榨干。
一位有点调皮的女生大胆地对我说:“老师,我们的童年一点都没有了!”我听了心里一颤,却无从应答。到底是谁夺走了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童年?
以高考为首的教育内卷把人类美好的早年时光即将压缩到极致。“双减”即为“松卷”而来。
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救救孩子,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
如果说那个时代已经有有识之士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那么应试教育发展了几十年,几乎已经内卷到极致,所有的孩子们都几乎太需要这样一场像“新旅”一样的旅行修学了。
解放儿童,救救孩子!
美好的童年治愈一生,如果孩子们的童年都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下失去童心童趣,那么成年人的幸福将再也无处找寻。
四,从教书匠,走向大先生
刚拿到刘友开老师发给我的《汪达之评传》时,在感到装帧精美的同时,也为书皮上的四句话感到疑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北宋大儒张载《横渠语录》中四句名言。这是一杆高高的标尺,是为人师者至高的精神追求。因为对汪达之并不熟悉,所以迫不急待地想了解汪达之的教育历史和刘老师对之的评价。但书读完了之后,我的疑惑依然没有解除:这句话在书里只字未提。那么刘老师为什么会在书皮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写上这几句话呢?
一直没好意思向刘老师问起这件事,我的理解是,这是对汪达之的褒扬,是对广大人民教师的提醒,是对新时代大先生的呼唤。

(毛主席给新安旅行团的亲笔复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要成为大先生,要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广大教师中,教书匠多,大先生少之又少。是什么东西把广大人民教师打造成了教书匠呢?《说文解字》中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然而教技易得,育心难求。其次,教师在时间上受到压榨,没有成长的时间。时间是让人成长的重要因素,没有时间保证,一切成长都是虚谈。最后,在管理上受到学生抵抗,师生在管理与被管理上始终是对抗的关系,因而效率极低,难出教学成果。而管理受到抵制的原因是在一个无趣的环境里限制了学生的自由。所以教书匠常有,大先生少见。
当教师变成教书匠的同时,育人于是变成了制器。
“教书匠”、“大先生”虽然都不是学术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来去衡量,但每个人心中又都有一把标尺,明镜高悬。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的陶行知先生是大先生,“自觉觉人,自立立人”的汪达之先生是大先生。他们都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情怀与大悲悯,他们为了人民的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心血,完全不在乎名与利。
大先生要有先生之风,大先生不可能是假大空的。大先生不是大官,也不是大款。好为人师飞扬跋扈者,不是大先生。真正的大先生不是网红,不是秀出来的,也不是包装出来的,大先生也是速成不了的,需要经过岁月的积淀和收藏。
把一节公开课试讲几十遍甚至上百遍,一上台发表获奖感言就泣不成声的老师,是教书匠,不是大先生。教书匠不丢人,每一个人民教师都要首先努力成长为一个教书匠。我们国家现在大力提倡工匠精神,在教育中也要重提工匠精神,也就是教书匠精神,备好每一节课,上好每一节课,但到了匠心独运的时候,要向先生之风靠拢。
大先生不只是会讲课,更重要的是教学生做人。大先生不仅要脚踏实地,还要仰望星空。
教育是一条很长的路,只有行之,才能达之。对千千万万一线教师来说,固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陶行知、汪达之这样的教育家,但作为一个教育的行者,我们依然需要有这种大先生的情怀。

特蕾莎修女说:“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教育就是用爱与智慧做的无数件小事铸成的育人的大事。
从1946年5月毛主席给新安旅行团复信,到今年五月习主席给新安小学少先队员回信,65年光阴改变了我国的国情,教育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旅”的老团员也逐渐离我们远去,但汪达之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在刘友开老师四十年如一日的挖掘下日见丰盛。
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真正践行这两句话的,也许只有那个时代的他们。《汪达之评传》中的陶行知、汪达之和新安旅行团,他们说真话,做真事,是当之无愧是一群好汉群英。这是一段不为人熟知的历史,这是一次教育的长征。刘友开老师四十年来研究这段历史,对现实确实有很大的启发与昭示,我觉得这段历史早晚会被有识之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被搬上银幕。
同时,刘友开老师做人的态度,令人感动,做事的精神,令人钦佩。刘老师一直自称“草根教师”,实际上是一位著述颇丰的“特级教师”,并且学术味道越来越浓,诗人味道越来越醇。这样的“草根教师”,实际上正是中国教育之脊梁。四十年来磨一剑,一生为一大事来,向刘老师致敬!
参考文献:
[1][2][5]刘友开.汪达之评传.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21.[3]北京师范大学组编.从中小学讲坛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41
[4]朱永新,汪敏.教育如何不再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公共品格教育的逻辑向度与实践进路[J],教育研究,2020(2):70.
[6]孙培青,杜成宪.中国教育史(第四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405.
[7][8]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569-570.



(书评作者简介:张增辉,男,山东省枣庄市人,枣庄市实验小学一级教师,硕士研究生学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