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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金贵的微笑
董惠安
我写过不少感念已逝长者的文章，但对于最为感怀的母亲，却一直未能付之笔端。不是我不想写，而是爱之切而心不忍。因为眼前一浮现出母亲的面容，伴随着母亲一生饱尝的忧伤悲苦就扑面而来，令人窒息，恨不得永久关闭这扇记忆之门。母亲很少微笑，因而留在我记忆中的母亲的微笑就显得异常金贵而稀缺。
母亲于1919年出生在河北保定的一个贫苦的家庭，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姥爷是一个骆驼祥子那样的人力车夫，姥姥则是个性情冷僻而古怪的妇人。由于爆发了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五四”运动，这一年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纪元，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给她的命运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据母亲讲，她在懂事后能爬上梯子的时候，终于可以看到家庭小院墙外的世界了，偷偷地放开长长的裹脚布我的姥姥也不多斥责她了。虽然那时的保定市井街道依旧是清末民初的模样，谈不上有多繁华，但对于她这样一个没有条件接受识字教育、整天只能闷在家中，连个正经名字（一直被唤作“大丫头”）的女童来讲，墙外的世界已经很精彩了，让她倍感惊喜了！这大约是母亲脸上最早的笑容了。
姥爷经常耍酒疯，不知何年何月欠了几十块大洋的外债。债主登门讨债，姥爷就借着酒劲儿吆喝起来：“把我逼急了，我就把大丫头卖到…….”当时正值东北军驻防保定，有热心人为东北军士兵说媒，于是父亲闯入母亲的生活。父亲是张学良亲兵卫队士兵，英武魁伟，他和同事们凑钱帮姥爷还清了债务，不久随着部队的换防，他把母亲迎娶到了北京。新婚之时，母亲穿戴了凤冠霞帔，这是她一生的高光时刻，她喜极而泣，泣后又喜，露出了最为金贵的笑容。
回顾她的一辈子，嫁给东北军，就等于嫁给了苦难，伴随她一生的是颠沛流离和贫困悲怆。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炮声，她身怀六甲而从北京随军转移南下，路过保定时，父亲想把母亲留在娘家坐月子，等生下孩子再接回部队。但姥姥拒绝接纳怀着身孕的女儿。于是，母亲只好跟着父亲乘军列离开家乡，车辚辚马萧萧地，开始流落漂泊的生涯，此生再未踏进保定家门。我的大姐就出生在行进的军列车厢。
大约在二姐四岁的时候，日寇的铁蹄已经逼近河南境内，父亲所在的部队已经被宋哲元收编，此时开始朝陕西转移。大约在灵宝县境内，日寇的大炮已经架在黄河对岸，夜间行驶的列车保持尽可能的静默状态，车过黄河大桥之后，陕西境内的列车再接应难民一般的军人和家属，事先已经招呼再三：万不可吸烟、不可让孩子哭闹！可是，父母在抱着刚出生的大哥，领着大姐二姐在一段在铁道路基上艰难夜行之后，人们纷纷爬上接应的列车，可是母亲突然发现四岁的二姐不见了！此刻不能高声喊，黑灯瞎火怎么找？有人劝母亲全家逃生要紧，一个女孩找不到就算了！可是母亲不愿放弃，她坚持返回寻找！万幸的是，二姐滑落到了铁道路基下坡下，她没有哭闹，自己正在努力地往上攀爬，终于等来了母亲。骨肉失而复得，母亲脸上露出了幸运的笑容！遗憾的是，解放后，母亲含辛茹苦供二姐读书，可二姐初中毕业之后，远嫁山东，天各一方，空余思念。
当我作为母亲的第五个儿子出生并有了朦胧的记忆之后，亲眼看到的母亲的笑容，是她获得宝鸡市渭滨区街道办事处举办的“英雄母亲”表彰会上，她因生育五男二女而获得“英雄母亲”荣誉，获得的奖品是一袋爆米花，我吃到嘴里感觉很甜香。这个荣誉大约是母亲一生中最大的辉煌，但这种辉煌很快随风而逝，化为烟云。而传统中的“多子多福”并未演化成现实，将这样一群子女养育成人，读书上学，让我们成凤成龙，几乎耗尽了父母的心血。尤其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大饥饿年代、随后的“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吃饱饭”，不堪回首的蹉跎，让母亲的脸上早早就染透了岁月的风霜。
记得是在1962年的夏季某一天，总是笼罩着忧郁阴云的家中，突然透进一缕明媚的阳光——爱好文学的二哥，竟然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一首长篇叙事诗，内容大概是几个少先队员把陷进泥塘中的耕牛救上了岸。诗歌见报对于当时的我们家，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更令母亲惊喜的是，二哥还获得了21元的稿费！这相当于当时一个熟练工人的半个月的收入。当报纸展现在母亲面前时 ，她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她当时笑得是那样的灿烂！这件事证明她坚持让孩子读书的意愿没有错，辛苦的付出终于结出了希望之果！遗憾的是，由于国家高考规模的压缩，二哥没有考上大学。再随后，在那场轰轰烈烈的风暴中，二哥的文学才智化作了狂热的大批判大字报，而他也被淹没在那场风暴之中，文学理想化作了黄粱。至此，二哥再未给母亲带来笑容。
面对农村落后而困苦的生活，母亲生出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重返城市。然而在上世纪六十到七十年，回城几乎就是无法实现的奢望。当时离开农村的路径只有参军和上大学。三哥和四哥几次都被挡在参军的大门之外，缘由是父亲的历史问题，即曾经是东北军的历史。这在当时是政审中的一大污点。哥哥们曾抱怨，爸爸为啥没参加红军？对此父亲和母亲只能报以苦涩的笑。我后来才知道，父亲一生的轨迹，和红军实在离得太远难以交集。命运的走向是他个人所能无法左右的。
信念不灭的母亲把上大学的目光投放到我的身上。我感觉这目光中包含着她一生中最大的愿望。我很努力，我渴望看见母亲的笑容，我不想让她失望，悬梁刺股的现实版不停地在我身上上演。可是，那是一段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努力的荒唐岁月——上大学不凭考试，完全靠推荐。而最为严酷的则是入学资格的政审。父亲当过东北军的历史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坎儿。如何跨越这个坎儿，实现上大学的梦想，让母亲能有笑脸，成了我苦思冥想的难题。
还没等到我参加推荐上大学的最后消息，母亲检查出乳腺癌晚期，生命之火快要熄灭。此时，她有两个愿望，一是回一趟保定老家，二是看到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父亲暗中和母亲保定老家的亲戚书信联系，得到的回应是“暂时不回来为好”。父亲明白，还是他的东北军历史问题敏感，母亲的家人并不希望受到这种敏感问题的牵连。但这不能直白地告诉母亲。就推说是路费没有凑够。而唯一能让母亲得以安慰的，就是我能考上大学这件事了。
母亲弥留之际，我得到的是我被大学拒之门外的消息。万分沮丧悲痛的我，为了不让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抱憾而去，于是强作笑颜，在母亲耳边悄声说：“妈，我考上大学了......考上了。”“考上了？......好.....”母亲苍白的脸上浮现出幸福的红晕，生命中最后的笑容定格在脸上，定格在1976年三月。
我真正考上大学，是在母亲病逝后的1979年9月，其时母亲的坟头已长满青草。三年复习高考的艰难岁月里，我屡败屡考，抱定破釜沉舟之决心。有数次在梦中看到母亲慈祥的笑容，她用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问我饿不饿？冷不冷？梦中母亲的笑容和关爱，给了我无穷的力量，使我最终冲破万难，终于圆了大学梦，也让母亲的梦想成真。
1987年9月，我到保定出差，决计顺便到母亲的老家走一遭，以完成母亲未竟的遗愿。当列车在辽阔的冀中大平原上奔驰时，我对母亲的怀念之情也奔涌而来。躺在卧铺上，朦朦胧胧中母亲的微笑浮现在眼前，她亲切地呼唤着我的名字，仿佛在叮嘱什么，又仿佛在夸赞我什么。多少年了，母亲的笑容从没有这般清晰过！过去我不相信什么灵魂不灭，现在我坚信母亲的灵魂就在我的身边，甚至她从未离开，一刻从未离开过！此时正要和我一同回到她魂牵梦绕的故乡.......
我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刊登在《西安晚报》，名为《母亲的宝匣》，其中写到了母亲身边一直存放着的一个木匣，其中的藏物令人猜想，也许是什么传家宝器之类的。而母亲病逝后我们打开了这个木匣，发现其中既没宝物也没什么钱，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张发黄的《中国少年报》，上面刊登着二哥的叙事诗，还有我几张小学时期的奖状。唯一一件和母亲有关联的，是她年轻时的一张照片，已经呈现茶黄色。我还写道：“可怜的母亲，一生没穿过几件像样的衣服，没吃过什么美味佳肴，两只手上布满厚茧，脚后跟像是裂开的松树皮。才五十多岁，头发几乎全白了，像吐尽了丝的老蚕......”
母亲病逝时五十八岁，如今我已经年近七旬，当上了两个孙子的爷爷，然而我一想到母亲，就仿佛立刻退回到童年、少年时光，在她面前依旧是个天真的孩子，希望得到她的抚爱，渴望看到她的微笑。
董惠安 2022.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