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以后

郝德海

怀旧，

不是那个时代有多好，

而是，

那个时代我们还年轻，

是一生中最好的年龄段。

——题记

一九八八年七月，我参加全国高校招生考试，成绩出来以后，我考了413分，当时总分为640分，当年分数线为489分。十分自然，我落榜啦！

那年那月，高考落榜，然后补习（现在称作复读）是十分正常的。有几个高三应届生没有补习就考上大学的？应该没有几个。一年又一年，补习生越补越多，应届生当然不能和补习生相较，结果造成恶性循环，高考难考。

当年，长安县有十三所县属中学，除过长安十三中是初中以外，别的中学都有高中，我的高中生活就是在长安十中度过的。长安县补习的学生来自其他十二所中学，从引镇到马王，从砲里到东大，大家汇集到县城韦曲补习，长安一中重视理科，长安二中重视文科。我学的是文科，我要补习，当然首选长安二中。

那年八月底，临近开学，我还没有找好补习学校，让人不免焦虑。那天中午，父亲突然告诉我，我们一起去找杨叔，他有熟人，可以帮忙。于是，父子二人，一人骑一辆自行车，一前一后，来到老家郭杜镇杜永村北街东门外，正好杨叔在家。

父亲和杨叔在堂屋坐下，喝水，抽烟，我怯怯地站在旁边。父亲谦和地说明来意，杨叔痛快地答应咧。

杨叔在外教学多年，人脉很广，认识的人多。我的老家杜永村是文化大村，在外工作的人很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单就教育领域，就出过不少完中校长、教育专干等。

我很奇怪，父亲怎么和杨叔熟识。因为杨叔一直在外工作，而父亲当时在家务农。一九四九年，父亲只有十八岁，就来到省城西安找活，后来在国营3538厂工作，直到一九六二年，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父亲主动弃工从农，回到老家发展。

闲话少叙，言规正转。我们三人飞身上车，出了村庄，走上大路，向县城韦曲驶去。

我的老家杜永村属于长安县郭杜镇，我要到长安县县城去，必须经过长安县申店乡何家营，才能到达县城所在地韦曲镇，这是捷径，只有十华里，但是必须翻越天然屏障神禾塬，先上大坡，后下大坡，还是很艰难的。

那年正是伏天，天气异常炎热，又是上大坡，父亲向来身体就不好。他在前边吃力地蹬着车子，我在后边紧紧地跟着，我听到他气喘吁吁，我看到他汗流浃背……这些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为了儿子，他也是拼了。

我们三人费尽力气，好不客易登上塬顶，又一路下坡，一村又一寨，何家营、申店、徐家寨、西寨……顺着何子路和沿着西汤路，进入樊家什字，长安二中就在眼前。

走进长安二中东门，杨叔和门卫打声招呼。后来知道，门卫李伯也是我们杜永村人，退休以后充当门卫。沿着校内槐荫路向右，走进一个院子，那是教师宿舍区，还是两层楼房，估计是领导居住的。杨叔让父亲和我在外边等着，他先进去找人。过了一会儿，杨叔出来，讪笑一下，说，我们找的人还在午睡，还要等一等。那时，我还第一次听说午睡。我们只好等着，父亲和杨叔在院门口圪蹴着抽烟，我在旁边耷拉着脑袋。又过了一会儿，杨叔终于招手，让父亲和我过去。

我们要找的人是LU主任，他负责长安二中的补校工作。LU主任头发有些稀疏，身体有些发福，好象刚刚睡醒的样子，慵懒地斜在沙发上。杨叔满脸堆笑，让着好烟，说着好话。“让娃到民盟补习去”，LU主任瞟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教室都坐不下咧，再说，娃的成绩有些低。”

可我知道，我的一位亲戚的孩子，也是今年高考，成绩还不到400分，她说她就在长安二中补习。说话之间，有一个补校女孩进来，她要退学。我那时不知天高地厚，大胆地说，“正好我可以补进去！”LU主任打断我，“再走十个也坐不下！”

事情没有谈成，我们只好退出来。杨叔不好意思，尴尬地道歉，父亲瞅了我一眼，大度地说，“他到那儿都是学习。”父亲说过，他吃过没有文化的亏，如果他有文化，也没有从西安回来，可能做到科长啦。

从此，我开启长达四年的补习生活：1988年——1989年，在长安民盟补校；1989年——1990年。在长安一中补习；1990年——1992年，在长安二中补习。其中味道，冷暖自知。

一九九二年七月，我第五次参加全国高校招生考试，成绩为471分，那年本科线为472分，我仅以一分之差成为大专生，后被西安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录取。

作者简介：

郝德海，男，西安市长安区人，长安区第八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中学历史高级教师，长安区模范教师，多次荣获长安区高考、学考优秀科目奖，多篇论文在省、市、区获奖；长安作家协会会员，在《教师报》、《西安日报》、《长安开发》、《长安国学会》、《幸福南城》、《约一程时光》、《京兆文学》等等报刊、网络发表散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