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姐

冯喆

大姐，人和名字一样“香气远播”。在街坊邻居眼里，在乡亲们眼里，在亲戚朋友中，提起我的大姐，都是赞不绝口。她已经近古稀的人了，还在儿童服装厂做缝纫工作，家里根本用不着大姐的那点工资，可大姐闲不住，服装厂也离不了她精湛的缝纫技术。

我最不能忘怀的是大姐还没结婚的时光。

大姐学习很好，语文经常考90分以上，算术总是考100分，但她只读过三年书，母亲体弱多病，我们都小，一家八口只有父亲一人劳动挣工分。虽然，当时生产队分粮食按“人七劳三”（家庭人口占70%，劳动工分占30%），可秋后算账（也叫秋后决算），我们家总是亏欠生产队许多钱，以致我们的日子很是难过。无奈之下，父母只得让大姐辍学，一方面帮着看孩子，一方面，去地里拔草挣工分。

大姐学习好，干活也不赖。重活干不了，大姐就给生产队里拔草。别人一晌拔三十斤，大姐能拔五十，有时，她拔得草多，我们就去地里帮她抬回家。一个夏天，一个秋天，大姐竟能为家里挣一千多工分。

大姐长大后，成了父母少不了的帮手，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在家，她帮母亲拆洗被褥、纺线织布、刷锅洗碗、缝衣做鞋；在生产队的妇女劳力中，大姐是最棒的。倒花生、倒地瓜、割麦子、运肥等农活，哪一项也不必男劳力差。为此，生产队总是给大姐记10分，和男劳力同工同酬。

大姐心灵手巧，又有一股子不服输的脾气。深得生产队干部和街坊邻居的好评。

我们家人口多，队里分地瓜，一次常常要分五六百斤。傍晚，把地瓜运回家，晚上就要用切片机，全部切出来，第二天早上，再拔到房上晾晒。这是一家人一年的口粮，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我们因为小，只能帮着大姐扫地瓜皮上的土，切地瓜的任务，全部落到大姐身上。她用左手按住切片机，右手攥着地瓜在切片机的刀片上来回飞快地上下滑切。“哧哧”的切地瓜的单调声音，往往到下半夜才停下来。圆月似的地瓜片，堆积着大姐的劳累和能干。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一点不假。因为我家人口多，一家子的穿衣做鞋，母亲总忙不过来。线要纺，布要织，鞋要做。冬天的夜晚，在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里，大姐和母亲，不是纺线，就是织布、做鞋。我也就在“嘤嘤嗡嗡”的纺线音乐中或者“咔哒咔哒”的织布穿梭的节奏中沉沉睡去。

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的褂子、裤子、棉鞋、夹鞋都是大姐给做。这双鞋，还没穿烂，那双已经做好。看到大姐整天忙碌的样子，我夏天，常光着脚，就想省下一双鞋。有了新鞋，总舍不得穿!

记得从我开始穿查裆裤子开始，一直到我结婚前，都是大姐打扮我。我上初中时，突然变得要好起来。不是嫌裤子太肥，就是嫌褂子太大，很难伺候。常惹得大姐不知所措。现在想来，我真想打自己几个耳光！我太混帐了。

那时，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为了让我读书，大姐毅然辍学回家务农。做给我吃，做给我穿。大姐，常劝我好好读书，给父母争口气，别叫人家看不起。

我却常常伤害她，我当时真是用牛皮蒙着自己的脸，仗着自己小，在家里横撑了竖撑。大姐，你原谅你这四六不懂的弟弟吗？

大姐是一个助人为乐的人。由于大姐心冷手巧，针线活，做得很好。所以，经常替街坊邻居做被子，绣枕头，绞窗花。只要有人来叫，她放下自己的活，就去帮忙。街坊邻居都夸大姐心眼好。

大姐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姐找了一个忠诚可靠的军人。经过几年打拼，大姐家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真替大姐高兴。

结婚那天，我哭得泪人似的：大姐走了，谁再给我做衣服做鞋呢？现在想来，我真是太傻了，大姐大喜的日子，我真是哭得无道理。大姐结婚以后，还是像以前一样给我做鞋，做衣服。

现在，我和大姐都有自己的幸福家庭。虽然，大姐经常来走娘家，我们姐弟俩，也经常见面，但我总是抽时间，去看一看大姐。大姐，你对我的好，我已经保存在我的大脑磁盘里。

愿大姐一生幸福。

作者简介：冯喆，中国微信诗歌学会山东分会副会长；聊城市作协会员；聊城市茌平区作协副主席；入选茌平区首批文学艺术人才库；茌平文苑平台主编；都市头条认证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