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秋收起义精华热点

关注

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二部革命熔炉锻炼成长

第二十三章秋收起义

历史认知宣传革命道理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中，从理论宣传组织罢工中，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需要，为自己政治目的服务。在中场的成立的初期，中国共产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上。共产党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质决定的，自然而然形成的。就此，对有人热衷于搞枪杆子的做法，党曾经一度持批判态度。在宣传“主义”方面，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立者，十分重视共产主义的宣传。陈独秀早在1915年即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逐渐成为时代的号角，引领了一批又一批青年人。李大钊在1919年《新青年》第6 卷第5、6 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国人大致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些宣传在党成立初期的确具有十分积极作用，此时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也大都是读过一些书的知识分子。让农民占大多数的民众接受并认可马克思主义，并继而起来为之奋斗，宣传似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站在时代的前列看清时局，指出革命的对象，并以此宣传和动员民众，汇集最大的革命力量，显得尤非常必要。

在组织工人方面，中共党组织在上海、北京、济南、武汉、长沙、广州等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城市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城市毕竟是在军阀的直接统治之下，运动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工人运动开展比较突出的，一个是北京郊外的长辛店，一个是湘赣边界的安源。安源煤矿，共有矿工1·3 万多人，所产煤经过株萍铁路和粤汉铁路，运至湖北的汉阳，供汉冶萍公司炼钢用。在安源煤矿附近，又有铁路工人1000 多人，煤矿加上铁路，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一个产业工人集中地。当时负责湖南党务的毛泽东很重视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先后派李立三和刘少奇到安源工作。他们以“平民教育”为名，在安源开办平民小学和工人补习学校，在其中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并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在安源，有合法身份的工人俱乐部通过罢工等方式为工人争取了大量的利益，也使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深入人心。

武装斗争认知拿起枪杆子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所开展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没有“枪杆子”，就没有能力保卫革命成果，也是一大缺陷。

黄埔军校建立，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黄埔的学生军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体会到，这支部队是国共合作中两党用政治训练和严明纪律打造的一支新军，它与众不同：完全没有军阀部队的旧习气，一切都是崭新的，军官和士兵不仅英勇战斗，更明白为什么战斗，为谁打仗。1924 年11 月，周恩来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即选调优秀共产党员到各部门任职，还代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在黄埔军校的中共党组织，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共广东区委还直接领导了一支革命武装，名称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中共中央也在1925 年的四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 12 月12 日又将军事运动委员会改为军事部，这是第一个专门从事军事工作的组织。1926 年7 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建党以来的第一份《军事运动议决案》。

却这时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自己能真正掌握的一支有力的武装，在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时，党的武装力量显得极其弱小，甚至束手无策。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中共六大，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达30 多万，被监禁的有4600 多人。中共党员的数量从1927 年5 月时的5·7967 万人，一下子降到11 月份时的1·765 万人，损失的幅度几乎达70%之多，使人触目惊心！

面对这样的局势骤然巨变，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问题非常急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一些人，认识一时没能跟上急遽变化的局势。1927年4月27日至5月9 日，在武汉召开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四一二政变过去半月余，全党上下最为关切，如何认清当前的严峻形势，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怎样继续革命提了出来。党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对此只是作了这样的表述：“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并认为：“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张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看到革命形势严峻。

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纠纷之起因，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叛变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湘籍军官在内）的势力及宣传，动摇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显然，会议认为农运过火是导致合作破裂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其实，在没能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情况下，党唯一比较有力的工农运动，以及由此动员起来的千万万的广大群众。

早在1927年初，毛泽东在实地考察了湘潭等五县的农民运动之后，认为批评农民运动“过火”的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他进一步说：“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毛泽东充分认识到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以各界的暴力行动。这是反动派隔壁出来的，没有所谓什么“过火”，也一种必然性现象。更为重要的毛泽东指出了革命的暴力性质。既然革命是暴力的，暴力的革命必然要求革命工具枪杆子。毛泽东还没有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毛泽东已经深认识这一点。

到了7月份，局势更加严峻。7 月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上山”和“投入军队中去”的策略，并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反之， “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并不是毛泽东突发想的，而是对当前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深入了解和分析之后得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早在6 月份，毛泽东就提出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在7 月上旬，他又和蔡和森谈及形势，并由蔡和森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毛泽东的话认识到枪杆子的问题，已关注到全局的成败问题了。

作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