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记忆里的镐头荒

文/秦勇

最近，我又一次回到老家小河东村看望老母亲，到了母亲家，看到仓房里还存放着一把片镐，这是父亲在世时常用的生产工具。过去父亲就是用这把镐种地，镐头磨得流光铮亮。现在它已被机械化生产工具所代替，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可母亲还是把它存放在仓房里，像一个退伍的战士，轻易不出征了。由于长时间不用，表面锈迹斑斑。母亲说，这把镐可是咱们家的功臣啊！看到它就想起了父亲，就想起那片镐头荒。

70年代初，正是大集体时代。我们村叫东方红大队（后改名小河东村），坐落在乌裕尔河东岸，下设四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都安排一个劳力打鱼。我们家是在第一生产小队，父亲就是队里打鱼的。那时我们家八口人，姊妹六个我是老大，都在学校读书。母亲身体不好，常年有病，只能在家里忙家务，只有父亲一个人在队里干活。父亲打鱼是最棒的，每天得的鱼都比别人家多，队里给父亲的工分也多，别的劳动力一年能挣四千多工分，父亲能挣五千多。由于家庭人口多，只靠父亲一个人养活全家，每年秋后算账，挣的工分都不够领口粮的，年年欠生产队的钱，成了队里有名的“胀肚户”（欠生产队钱）。

有一年收成不好，生产队年终分红，每10分合人民币只有六角钱，父亲挣的工分领完口粮，还欠生产队200多元钱。那年口粮分的也少，母亲省吃俭用，有时一天都吃两顿稀饭，还是接续不上，不到新粮下来，米袋子就空空的了。母亲没办法就到亲戚朋友家去借，有时也找队长求助，生产队一次只借给百十来斤粮，到秋后分新粮时把借的粮直接就扣下了。每年分的口粮是有数的，好年景，一个劳动力能领回口粮五百斤左右，学生是按年龄段分口粮，一个人能分二三百斤，都是带壳的毛粮。我们家由于劳动力少，粮食分的就少，年年不够吃，只靠多吃一些蔬菜和野菜维持生活。

父亲在生产队打鱼，每天天不亮就出发了，不到中午就挑着扁担，一边挂着一网兜鱼回来了，一天能得几十斤，有时能得上百斤。父亲早去早归，就是早早地把鱼打回来，趁鱼活着好卖，不然时间长了鱼会死的。父亲上午下河套打鱼，下午有时在家编花篮（竹子花篮捕鱼的工具），有时到河套去下花篮。

父亲虽然是队里打鱼的，可一年到头也舍不得往家买一顿鱼吃，那个年代社员们买鱼是不用花现钱的，记上账就可以了，等到秋后分红时一起算账。父亲知道自己家年年“胀肚”，吃一顿鱼就要多欠生产队的钱啊！

全家人一天天吃不饱，孩子一个个黄皮拉瘦的，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有一天他和母亲说，我下午有时间，要是能找到一块地种，来年就不能挨饿了。那个年代私自种地，队里也是不允许的。可父亲不顾一切，还是拿着片镐拧着头皮偷偷地出去了。

东大岗子在村子东南，离村子有三里多路，岗子是南北走向，南北长有一千多米，东西宽二百多米，岗子上长满了各种杂草，像一块绿色的地毯，把岗子盖得严丝合缝。草地上还散长着杏树、杨树、榆树等。父亲在岗子北侧选了一块荒草地，周围有树，地势很平坦，草长的茂密，有一扎多高，最适合耕种了。

那年是个枯水年，大地旱得像骨头一样硬，父亲每刨一镐都要使出很大的力气，刨起来的土都是一块块土疙瘩，父亲用镐头把土疙瘩砸碎，然后用镐摊平再起上龙。为了怕别人看见，每天都干到天黑，等星星出来了，才肯往家走。到家脱下来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脸上还能看到流汗的痕迹。就这样干了十多天，才刨出了一亩多地。

当年种上了土豆，土豆是矮棵作物，有树和草的遮挡不易被别人发现。父亲侍弄得很精心，在地里想找到一根草都很费劲。土豆长势喜人，秋后收了1000多斤。虽然不是粮食，多吃一些土豆粮食就省下了。

第二年父亲又大胆地种上了玉米，没想到玉米长到一米多高就被大队干部发现了。

有一天晚上，大队的广播喇叭突然响了，传来大队治保主任的声音，就听他在喇叭里边说，昨天发现东大岗子北侧种了一片玉米，是谁种的？赶快到村里说明白，不然村里要开批判大会的。其实，是让父亲在大喇叭里向全大队的社员们做检查。这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就像在父亲头顶打了一个炸雷，父亲当时就懵了，不知怎么办是好。母亲安慰父亲说，不要怕，好汉做事好汉当。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人，胆子又小，平时不善于言辞，说起话来很笨拙。遇到这种事还是第一次，他说什么也不肯去。母亲和父亲说，你不去，村里要是开批判大会，那就更难看了。

母亲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善于表达，可村里说什么也不让母亲替父亲去检查，非让父亲亲自去不可，父亲胆突突地来到了大队部，手里拿着麦克风哆哆嗦嗦说了两句话，东大岗子上的地是我种的，以后再也不开荒种地了。

第二天大队就派人，把小苗都给拔掉了。父亲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出的小苗，像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士一样横躺竖卧的，心里像刀割似的。

自从做了检查，父亲好长时间都是闷闷不乐，他觉得自己做的事很不光彩，在父老乡亲面前有点抬不起来头。母亲劝慰父亲说，粮食够吃，谁去开荒种地啊！咱们也没偷谁的，也没抢谁的，有什么不光彩的。在母亲的开导下，父亲的情绪渐渐地恢复了常态。

那个年代，私自开荒就给你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大队（村里）是要割掉这个资本主义尾巴的。当时有句口号是“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父亲眼巴巴瞅着那片地荒芜着，也不敢再去耕种了。后来父亲在地边栽种了一些杨树，瞅着杨树一天天长大，心里也是一个安慰。

1982年改革的春风吹到了我们大队，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家乡变了，土地开始承包到户了，乡亲们各个扬眉吐气，父亲愁苦的脸上也露出笑容。当年开垦的那片小开荒沉睡了多年也被吹醒了，队里挨着这片小开荒又开垦了很多，并做为承包田又承包给了父亲。

过去这片地长出来的苗都姓“资”，刚露头就被人家给拔掉了，现在这片地里长出来的苗姓“社”了，有国家政策保护谁也不敢再来拔苗了，小苗可以安心的生长。父亲很自信地说，我一定好好经营这片土地，让它成为全大队的高产田。这片地是二荒地，土质肥沃，不用上粪也比熟地还有“劲”。当年父亲又种上了玉米，秋后亩产达到了800百多斤，在全大队产量也是最高的。丰收的粮食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了，那年我们家不但粮食够吃了，还有了余粮。

土地承包后，连续几年粮食都获得了大丰收，父亲又新盖了一栋仓房，专门放粮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都长大了，家里的劳动力也就多了。父亲和我们说，有党的好政策给咱们撑腰，再也不怕割资本主义尾巴了，咱们可以晃开膀子大胆地干了。

没几年，我们家就成了全大队的富裕户。有了钱父亲先后给我们姊妹几个都办了婚事，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像我和老弟弟都先后考上了中专和大专，参加工作后都把家搬到了城里，没有工作的弟弟和妹妹，除了大妹妹嫁到了外地，其余都在当地成了家，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一年比一年好，就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啊！

就在我们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2001年，也是父亲满66周岁那年，突然得了胆囊癌，发现时已是晚期，全家人的精神都要崩溃了，到处求医给父亲看病，可病魔还是无情地夺走了父亲的生命。记得父亲在病重期间，躺在床上还惦记着他耕种的那片地，总是叮嘱我们，我年龄大了，身体也不行了，那片地可不能荒芜啊！我和父亲说，你好好地养病，地我们会给你种上的。父亲去逝后，那片地就由三弟弟接着耕种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晃20年过去了。三弟弟的两鬓已经染上了白霜，皱纹开始爬上了额头。可弟弟耕种的那片地没有老，仍然焕发着青春。

看望母亲那天，正赶上三弟弟家杀年猪，邀请我去吃猪肉。到了弟弟家，一眼就看到了满院子里堆放着黄澄澄的玉米棒子，横躺竖卧，各个籽粒饱满，像一个个可爱的胖娃娃。弟弟和我说，这些玉米就是从父亲承包的那片地里收回来的，足有三万多斤，再晾晒几天，就开始脱粒了，今年还能卖个好价钱。

前几天弟弟刚卖完水稻，收入了三万多元，家里还养了十头肉牛，每年的收入可不少啊！弟弟高兴地和我说，没有农村改革，没有党的好政策，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三弟弟家的房子坐落在村子东南角，离东大岗子也是最近的，弟弟站在院子里用手指着岗子上的杨树说，你看那些树，多数都是父亲在世时栽的，现已成材。我顺着弟弟手指的方向望去，看到了那些高大挺拔的杨树，似乎看到了父亲。我和弟弟说，父亲没有离开我们，树就是父亲，父亲就是树啊！

虽然父亲不在了，可他亲手栽种的树还依然守护着这片耕地，看到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它们也是由衷的高兴啊！

作者简介：

秦勇，笔名：咏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会员。2014年以来在《北方文学》《山东文学》《绿叶》《参花》《奔流》《诗林》《中国报告文学》《中国绿色时报》《黑龙江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数百篇。著有诗集《绿野短笛》，散文集《留在心中的时光》《岁月细语》。多篇作品被书刊选用，多次获得各种文学作品大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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