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世忠（原创）

“六十年代见面羞，七十年代前后走。”说起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爱情婚礼，也许现在的年轻人认为是“天方夜谭”，但它的的确确曾经发生过。1968年，我正在上初中（寄宿），礼拜天在外边疯玩了一个上午，回到家里时，听见本家的一个伯伯和母亲在屋里说话，声音不大，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这闺女高梢梢的，可白了，我给人家说好了，今下午见一下面。咋样？”是伯伯的声音。

“咋不中？孩子也十六七岁了，到了那个年纪。再说，当老哩也就这一桩心事。”母亲说。

青葱岁月的年龄，虽然对爱情充满着向往憧憬，但更多的是羞涩和尴尬。那时，男女生之间稍微有点儿亲密，便会被腹诽，被嘲笑，说成是：“麻女生钩。”于是，男女同学坐一个座位，桌子中间用粉笔画一条白线（也叫“三八线”），谁也不准越界，可谓“森严壁垒”。俩人如果需要借铅笔和橡皮一类学习用具，也是只说几个字，省略得不能再省略了。对方听见了，就默默地送到中间；用完了，便重新把东西放回到桌子那条白线上，算是“完璧归赵”。受此影响，尽管已经进入了青年时代，我仍然把婚姻爱情一类事情视若“洪水猛兽”。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母亲的话，使我立即敏感地意识到他们要做什么，于是，便当机立断，悄悄地逃出家门，一股脑儿跑到离家三里地的一个村子。中午饭没吃，饿着肚子躲了一下午，直到天黑洞洞时才回到家里去。

母亲问，你去哪了？也不回家吃饭。

我没吭声。

父亲狠狠瞪了我一眼。

第一回相亲就这样当了“逃兵”。第二天，我听到母亲给对门的一个婶子拉家常，说老辈子的人十二三岁都给圆房（结婚）了，现在的孩子不知咋回事？见个面就癞蛤蟆躲端午——跟咋丑似的。

母亲又说，孩子的事情我可是再也不管了。

当真，说话不能放屁。我不信！那个婶子奚落母亲。

其实，母亲不过是说气话而已。

我心里跟镜子一样清楚。

果然，又隔了半年，母亲又托熟人给我介绍一个对象。这次接受了上一次的教训。说好后，母亲再也不许我走出家门，而是直接让父亲和我一块前往，避免到时再也找不到人影。

这次相亲母亲刻意让我打扮了一下。上身穿着洁白的的确良上衣，下身穿着蓝咔叽裤子，腰间扎了一条皮带，紧束着的裤子凸显出飒爽利索的轮廓，有点儿像解放军的样子。还特意去掏了2角5分钱到理发店理了一个小平头，一下子就把精神头儿给理出来了。她说第一印象很重要，第一眼让人家觉得别扭，那这婚事肯定得“泡汤”。其实，我才不管泡汤不泡汤的事儿，只是去应付“差事”而已。

一路上，我的胸膛里如同揣了一只小鹿，不住地怦怦乱跳，总觉得有不少眼睛在盯着自己。翻过村南的一道深沟，就隐隐约约地看见前边村子里的房屋和树木了，我脑子里忽然浮想联翩：相亲的那姑娘个子是高是低，是剪发头，还是大辫子？见了面，该说些什么呢？一时有些手足无措。于是，我的脸便发烧、发烫，仿佛自己做了啥错事一样。抬头，看见玉米地里有几个锄地的人，他们要是知道自己今儿来相亲，会不会笑话我，那多不好意思……

想着，想着，就来到了姑娘的那个村子。媒人安排我站在街头的一家的大槐树下等着，说人家一会儿就过来了。果然，不到十分钟，从村西边就走来一位穿白衬衣的姑娘，白皙的脸庞，浓眉，两只眼睛大大的，如同潭水一样晶莹清澈透亮。两条辫子耷拉在肩头，小燕子一样飞来飞去。俺俩只对视了一眼，她便走了过去。媒人问：“中不中？”

说心里话，那姑娘我打心眼里喜欢，那个头，那脸盘，那走路的姿态。可是处于害羞，就红着脸说：“没看清楚。”

于是，就在姑姑的家里，再一次安排了见面。那是一个老式的天井院子，三孔土窑洞，一棵古老的枣树枝叶婆娑，一颗颗枣儿缀满枝头，红着笑盈盈的脸。我低着头，坐在那里，那感觉有点像犯人坐在审判席上，仿佛做了啥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于是，我顺手拿起旁边的一张报纸浏览着，上面有“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全国江山一片红”以及“反帝反修”的内容等，借以打发难熬的时光。“下来吧，别站在上面。”媒人的话让我从沉思中醒来，抬起头见还是相亲那位姑娘就站在窑顶高处；也许是见我有点害羞尴尬吧，忽然听见有几个姑娘“哈哈哈”大笑的声音——原来，又找了几位闺蜜一起来当参谋。

之后，那姑娘走了下来，俺俩说了几句话。说的啥，也记不清了。

记得那是1969年的夏天，一个金色麦浪飘香的季节。我和那姑娘举行了订婚仪式——换手巾。那天，我在浅绿色手巾里包了二十块钱，未婚妻在一条牡丹花图案的手巾里，包了一个封面是毛主席挥手接见红卫兵的红色塑料笔记本，还有一支钢笔回赠。她坐在窗户前的椅子上，我坐在对面的床上，说话时她掏出一张相片，说：“看看这个人，你认识不？”

我接过来，见是一张黑白相片，照片的背景是天安门广场，有一个大辫子姑娘，浓眉大眼，背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挎包，亭亭玉立地站在那儿，嘴角露出淡淡的微笑。自然，我一眼便看出来那是谁。说实话，我很喜欢这张照片，也想要过来保存；但我又想，相片是让你看看，又没说送给你。你若开口去要，人家拒绝了，岂不是太没面子？

想了半天，就又把照片还给了未婚妻。她愣了一下，把相片才接了回去。后来的日子里，妻子每提起这件事就奚落我，说，你真是石狮子屁股，照片不打算给你，会让你看？

这以后，我便和未婚妻很少来往，更没有花前月下，亭台楼阁，卿卿我我，恩恩爱爱的浪漫细节。订婚的四年里，只来往过三四次，即使行色匆匆，蜻蜓点水一般相遇的短暂瞬间也温馨温暖。最值得回味的是那一次未婚妻病了，从医院出院后，我去她的家里看望，割了二斤肉，还包了一封点心（那时可是奢侈的物品）。回来时，她背个提包送我到村口，路边有一个打麦场。麦秸垛前有一个石磙，未婚妻问：“你回家忙不忙？”

我说：“不忙，今天是礼拜天，明天才到校上课哩。”

“那，咱俩到那儿少坐一会儿吧。”她提议。

正中下怀。我也想和她多待一会儿，幸福甜蜜的时光毕竟弥足珍贵。

于是，我们就坐在场边的石磙上小憩。过了一会儿，未婚妻从包里拿出一双棉靴，递给我说：“这是人家在大寨田上抽工夫做的，也没量你的脚，不知道中不中？”   

我接过来，见是一双黑条绒棉靴，白白的底子，一针针一线线纳得密密实实，滋滋腻腻的，心中暗自高兴，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笑着说：“中，中！”

“看你这人，还没有试，咋就知道中了？”她快人快语，“说你是憨子，没冤枉你吧？”     

于是，我穿着那双棉靴在麦场走了几圈，柔柔的，软软的，那种挺阳光，挺惬意的滋味，一下子甜蜜到我的心里。后来，未婚妻又给我捎来她打的一对枕套，上面绣着“喜鹊登枝”的图案。前不久，谈起这件事，老伴感慨万千：“那靴，可是我的一片心意。当下啥都是现成的，搁到现在订婚，你可别想穿人家闺女的一根线，万不能！”

光阴似箭。眨眼的功夫就到了1973年。母亲抱孙子心切，就先让媒人去岳父家商定了结婚的时间。接着，我和未婚妻去公社（现在叫镇）登了记，结婚用品的花费是三丈布证，花了35元钱。简简单单吃了一顿饭，买了两身衣服就算完事。     

腊月二十七结婚那天，我家去了哥哥和嫂嫂俩人迎娶，妻子那头来了她爷爷（送饭老头）、哥哥、嫂嫂、一个婶子（送饭老婆）和一个把轿门的带钥匙孩子，说是把轿门，其实哪有轿子，别说轿子，就连自行车也没有。从邻村家到我家十几里路，妻子和她的家人包括娶送的双方是步行走过来的。路上，有把路口的红卫兵截住了让背诵毛主席语录，不会背的不让通行。妻子告诉我，那天她背诵的是：“我们的同志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队伍里的同志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红卫兵们不答应，她又背了一条：“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着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两条还不行，又背了一条才算过了关。事后，妻子对我说，幸亏她事先背了几条，要不然，还真要出洋相哩。

新娘到门前时，家里人放了一挂二百头的红鞭，“噼噼啪啪”的喜气儿弥漫在空气里，起伏荡漾；我俩刚拜完天地，就被妇女队长喊走了。原来是村里要在舞台上给那天的新郎新娘统一举行集体婚礼。村革命委员会主任讲了话，号召新婚夫妇移风易俗，当革命的闯将；还给每对新婚夫妇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对茅罐，作为结婚留念。尽管那时还吃不饱肚子，但母亲以为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得办体面一些；她让父亲去队里借了几十斤麦子磨成面，又买了白菜、二斤粉条，割了三四斤肉，找人做了四盘（粉条、酥肉、白菜和丸子），已经把菜铲到了盘子里，正要往桌上端的时候，村干部来了说是要“破四旧，立四新”，移风易俗，结果把盘子里的菜又倒进锅里，重新搅拌一下，每人舀一碗大碗菜；即使如此，客人们也依然吃得津津有味。

新婚收到的礼物也很简单。大多数人是送一张毛主席语录或一张《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的宣传画，也有合伙送一对茶杯，一个搪瓷洗脸盆，上面贴的那张红纸上写着送礼人的名字。最奢侈的是学校二十多个老师凑起来买了一个玻璃匾，上面是三四朵牡丹花簇拥着一个红艳艳的“双喜”字，挂在洞房里显得喜气洋洋，连每一寸空气里都荡漾出甜甜的幸福。

第二天，村里又喊了我和妻子出去种树，说是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也给人生留下了一个难忘的纪念。刨好坑，浇上水，栽上泡桐树的那一刻，心里有欣慰，有喜悦，更有一种别样的滋味……

春天到来的时候，那些泡桐树发芽了，长叶了。和煦的春风里，叶子哗啦啦的发出声响，宛如在诉说着青年人美丽的憧憬向往，以及奔向未来的绿色希望。

后来，因为修一条公路，见证了那简单、简陋、纯真、纯洁而质朴婚礼的泡桐树被刨掉了；但那特殊年代里美丽甜蜜的婚姻爱情却铭记在心，永生难忘。我和老伴心心相印，相濡以沫，走过了近半个世纪。五年前，她见到现在的青年人订婚“万紫千红”，“三金”明晃晃，要车要房，结婚时豪车一拉溜，宴席几十桌，便和我开始翻“旧账”，说是嫁到我家没花一分钱，一辈子不值，得补补亏欠。

想想也有道理。就和儿子商量，再给补办一次婚礼，让她风光一回。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等到一切都打理得差不多时，老伴却打了退堂鼓，说：“都一大把年纪了，你不怕丢人，我还怕丢人哩。你呀，给你一根针就当棒槌！”

作者简介：曹世忠，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安徽文学》《奔流》《辽河》《天池》《金山》《微型小说选刊》《河南日报》《郑州日报》《牡丹》《躬耕》等文学报刊。小小说集《神医王二佗》获郑州市“写郑州”优秀成果奖。文学评论《为主旋律的旗帜添彩》被河南省国土资源厅主办的《资源导刊》评为“好文章好图片”国土文化类一等奖等。

朗诵者简介：许丽丽，巩义子美模特队员，退休中学教师，热爱文学，喜欢朗诵，用声音塑造文学形象。

来源：巩义读书会（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