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云南历史上，周鐘岳算得上是一位在文坛、政坛上的知名人士。这位被毛泽东称之为“云南三老”之一（另外两位一说是赵藩、李根源）的周鐘岳，其文学书法造诣极高，尤其是周鐘岳的书法被认为是民国时期的书法泰斗，其最具代表性的书法作品自然是他于1948年为国民政府南京“总统府”题写的“总统府”三个大字，据说“一字千金”。在当时于右任、吴稚晖等书法名家云集南京的情况下，作为无党派人士的周鐘岳所写的“总统府”三字能得到蒋介石首肯立于总统府门额上，说明周钟岳不仅学术地位很高书法功底深厚，而且政声清廉人品声望极佳，因而书写“总统府”三字非他莫属。
周钟岳（1876年10月17日－1955年5月19日），字生甫，号惺甫、惺庵。白族。云南省丽江府剑川州（今剑川县）人。百度上是这么介绍周鐘岳的——清末、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政治家、书法家、诗人。
周鐘岳生于读书世家，青年时通过丽江府试、大理院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从大理西云书院毕业后成为同乡前辈赵藩手下的文案（书记），并随赵藩先后赴湖南、四川两省任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返回云南参加乡试获第一名成为举人。次年（1904年）获官费赴日本留学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出任云南省学务公所普通课课长兼省城两级师范教务长，参与了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两人是亲家）对新式学堂的推广革新。宣统三年（1911年）昆明重九起义，周鐘岳被云南军都督蔡锷任命为都督府秘书长。民国元年（1912年），周鐘岳被任命为云南省教育司长并兼任云南光复史编纂局总纂，之后又担任滇中观察使（1913年）、全国经界局秘书长兼局评议委员会主任（1915年）等，期间主持完成《经界法规草案》、《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等著作。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潜离北京返回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其时，周钟岳留在北京掩护蔡锷回归云南。民国五年（1916年）蔡锷逝世，周钟岳赴四川任滇系的代理四川督军罗佩金的秘书长，后成为云南督军唐继尧属下的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民国八年（1919年），周鐘岳被推举为代理云南省长，民国九年（1920年）6月被正式任命为云南省长。此后还分别担任过云南盐运使兼枢密厅长（1922年）、云南省内务司长（后改组转任云南省民政司长）兼赈务处总办（1926年）等职。
龙云主政云南期间，周鐘岳负责筹组云南通志馆并被委任为云南通志馆馆长（1930-1931年），任内领导编纂了《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经龙云向蒋介石推荐周鐘岳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并兼任县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周鐘岳调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1947年辞任）。
新中国建立后，周鐘岳获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3年），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4年）。
也就是在周鐘岳担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前后这段时间，中国正经受着抗战初期最严峻的考验。作为“文人墨士”的周鐘岳，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要贡献就是承担起西南联大落户昆明的重任。
周鐘岳孙子周祖同是这么说的——
“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至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但后因日军攻占武汉，抗战形势危急，三所大学拟迁昆明，但对昆明能否接纳尚存疑虑，加之当时一些滇省官员对一下要接纳上千人入滇看法不一。于是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听说祖父在武汉，就委托翁文灏先生请祖父鼎助，祖父慨然允诺，旋即返回昆明，与有关的各界人士协商，奔走呼号，凭着祖父作为民国元老的威望和祖父对我国、我省教育事业的深切关注，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使三校迁昆之事得到云南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同与支持，并决定把昆明西郊原昆华农业学校校舍借出，划地筑房，从而促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顺利成立。从此，春城人民敞开自己热情的臂膀，呵护着这上千名从破碎河山中迁来的祖国精英，使他们在那血与火的年代，仍能有一方读书学习科研之地。西南联大的师生，后来大都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不少人还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师级人物。西南联大的迁入也为云南省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输送了新鲜血液，那一时期成为云南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这一切与祖父所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祖父对三校师生的迁入，不只是停留在口头的号召上，而是身体力行。上千人迁入昆明，一时间且不说校舍等问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是如何困难，加之当时美军‘飞虎队’还未入滇，日军对昆明还在频繁轰炸，单是教师们的住宿就是个大问题。于是，祖父与社会贤达们一道，对这些祖国的才子们伸出了友谊的手，把他们逐一接到了自己的家中，腾出房间，让他们有一个基本的生活环境。据老母亲回忆，1939～1940年，在我们家居住过的教授就有吴大猷、程毓淮、汤用彤夫妇等人，蒋硕民先生因夫人家在昆明，也常来我家作客聚会，那时祖父已到重庆内政部任职，一切接待的事宜都有父亲负责，所以我的父亲与这几位教授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一直居住到我们家被日寇飞机炸毁后，才搬到别的地方去居住。”
提及周宅被日机轰炸一事，周祖同是这么说的——
“1940年10月13日，日寇飞机轰炸了昆明城区，这一天，日军除了轰炸了云南大学的会泽院，同时还轰炸了我祖父玉龙堆若园巷2号的住宅，使原来向姻亲张学智家买的中式建筑变成了一片废墟和瓦砾。……日军之所以要轰炸这两处地方，看来和当年云大设有航空工程系和我爷爷一直支持中国的空军建设有很大关系。”
不仅如此，周鐘岳的抗倭爱国还亲力亲为在他亲自将其儿子送上抗日前线。周祖同回忆说——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委任祖父为内政部长。当二儿子周锡枏满19岁时，祖父便把他送到了成都黄埔军校成都17期学习炮科专业，投入到了抗日的队伍中，‘周部长送子参军’这在当时成为了重庆口口相传的新闻。祖父给二叔的信中告诫他在军校要注意‘慎择良友，无烂交，贻误终身’。二叔跟我们说他去当炮兵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多男子的家庭必须要‘三子一抽丁’，这在国难当头之时是铁定的规矩，不可以走什么后门的，他从小也喜欢那些威武的士兵，所以就毅然决然的去当兵了。但是到了部队，他才知道人们对他们这种从高官家庭出来的子女，总是另眼相看的，觉得你们这些人吃不得苦受不得罪，是些怕死的人。所以训练中对他就非常的严格，甚至超出了一般士兵，教官说这是为他好，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军校生活对他是一次人生的锻炼，通过考核后，他在班里的成绩属于优等。因为一是他能吃苦，没有丝毫公子哥儿的习气；二是他懂得一些三角函数的知识，在学炮兵方面就比一些同学占了优势，所以，他的教官非常赏识他。但是，他也没有因此凭借祖父的关系去升官，而是跟随部队去作战。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祖父和他都认为，当兵就是为了抗日，既然战争结束了，就应“解甲归田”做一个普通的人。
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活动中，他获得了国家颁发给他的荣誉证书和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在观看国家元首向30位抗战老兵等人员颁发纪念章的电视节目时，他指着其中的一位老兵对他的女儿说：‘你看，那位老兵就是我当年在黄埔军校炮兵科的同学。”……
作为一代大学者，周鐘岳的爱国情怀深深地印烙在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中——
周鐘岳著作颇丰。除了上文提及的参与纂写《新修云南通志稿》等外，还有《惺庵回忆录》（记录了民国时期云南省的政治军事情况）、《惺庵文集》、《惺庵演讲集》、《惺庵回顾集》、《惺庵诗集》以及《人生哲学》、《中国伦理学》、《中国地理学》、《学校管理法》、《教育行政》等等。可见，周鐘岳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诗人，他其实还是近现代云南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周鐘岳早年留学日本，先是学习师范，而后攻读哲学。从其出仕经历可以看出，周鐘岳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云南的教育事业。
除了前文重点介绍的助力西南联大落户昆明，极大地带动云南边疆民族师范教育的发展（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返回京津留下了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外，一是与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一起弃科举旧学，倡国民教育；二是筹办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并出任董事局董事。
周鐘岳的救国爱国的教育思想就集中体现在其《东陆大学开学演说词》中。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东陆大学开学演说词》中周鐘岳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云南因为没有最高的学府，所以教育、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均不能进步。第一是学生由中等教育、初级师范毕业后，没有可进的学校，要求高等、专门的学问，非到外国或外省不可。程途既远，用费又大，所以能去的甚少。便是有可造就的资质，也因为困于境遇成为弃才，这是很可惜的。
第二是处现在的时代，有许多事非专门的人才不能办理。我们此项人才太少，所以农、工、商、矿、交通，各项事业一样也不发达。政府要想办规模稍大的实业，就因为人才缺乏，不能举办。或是勉强举办，也容易失败。例如锡务公司、个碧铁路、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无一样不是吃亏。
第三是因为实务不发达，就是有几位由外国毕业专门的人才，倒反没有地方可以应用所学。或是自己去谋事，或是被别处聘用了。政府费许多金钱，学生费许多精力，才造成一种专门的学问，结果仍不能用其所长，这尤是不经济的。
以上各项，究竟为甚么呢？就是因为没有大学。如果有大学，那么学生也有升学的地方，专门的人才也可以造就，由外国毕业有专门学问的人，也可以聚集在学校里。一面以所得转授学生，一面以所学见诸实用，这岂不是一举数善吗？省长唐公有见于此，所以竭力创办这个东陆大学，实在是为我们云南计久远也，实在是国家根本之图。如果能逐渐发达，将来云南的文化，当与护国、护法两役的武功一样的。”
举办大学，一则实用兴邦；二则“护国、护法”。
此外，周鐘岳的救国爱国教育情怀还体现在他的书法作品当中。例如——
周鐘岳的一幅对联：“道德根于孝悌；清白传之子孙。”
又如，周鐘岳书“严子珍像赞”，表达了周鐘岳对严子珍身在商贾而躬行仁义之事、厕身议事但关心社会福利、凑集资金兴学办学、输财助军全力抗日等等大仁大义的推崇之意。一幅书法，不足百字，但可谓是字字珠玑，也道尽“积而能散、以礼经之”的计然、范蠡商业典范一脉相承的经商伦理。等等。
1955年5月19日，周鐘岳病逝于昆明。临终前留下遗嘱——
“家中有藏书数万册除汝兄弟业务所需，酌留数本以备参考，并以丛书集成万有文库二部，赠送剑川同乡会，共同阅览外（吾原意在剑川设图书馆，现已力不能为）；其余藏书，悉赠云南大学；字画数十轴，悉赠云南图书馆。”
其中，仅赠给云南省图书馆的确切图书数字为5922册，在所有捐赠人中名列第三，仅次于唐继尧家属和顾仰山家属的捐赠量；如果按本人亲自捐赠来，看则属捐赠量第一人。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5周年，也是东陆大学筹建100周年。仅以此文纪念滇国名仕、抗倭英杰周鐘岳。
作者 : 熊思远 、周祖同/编辑:艾宗升
2022年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