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陈中纪事（之一）
何玉澜
走进陈中
1969年岁末，寒冬腊月的一天，彤云密布，雨雪雰雰。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各地中小学逐步恢复教育秩序，但教材奇缺，学生的玩性未收，野性未改。其时，我正在湖北省鄂城县汀祖区刘显小学读五年级，面临小学毕业。
我蜷缩在四处漏风，冷如冰窟的土砖屋教室的一角，聆听语文老师刘复兴讲解伟人的一首七律诗.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教室外，北风正紧，雪花飞扬，诗中刻画的意境，倒与此时的气候十分的吻合。不过，我上身穿一件薄旧棉袄，里面空空荡荡的，冷得要命，早像一只快要被冻死的苍蝇，“寒流急”，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暖气吹”，却无丝毫的感受。胡思乱想之际，突然，下课的钟声响起，大家一窝蜂涌出教室，在教室外的走廊里互相追逐打闹，驱赶寒意。
打闹中，不怕冷的，冲到操场，满场疯跑。有的把雪捧起来，捏成球状，四外乱丢，那些调皮的还故意往女同学身上扔，逗引得女生们一惊一乍，大呼小叫，左右躲闪。有的把头高高仰起，大张嘴巴，眼睛定定地盯着灰蒙蒙的天空，不时扭转脖子，双脚碎步移动，迎接天上徐徐飘落的雪花，好不容易捕捉到一朵，嘴里吧叽有声，扭头面向走廊里的同学挤眉弄眼：“好甜，好甜！”这时，学校傍的公路上，一个年约四十来岁的男人，头戴草帽，腰缠草绳，肩挑一担箩筐，脚穿一双草鞋，卷着裤脚，迎着风雪，扑哧、扑哧，行走在结着薄冰的泥泞地上，踩得泥浆四溅。当时，少不更事的我们都看呆了，对那个男人指指点点，惊叹这个大雪天里穿着草鞋走路的男人真不怕冷，却不知道当年农村农民生活的艰辛和现实的无奈。
上课的钟声响了，同学们又鱼贯回到教室，手笼进袖子里，继续上课。进来的是学校校长、我们班的班主任、教算术的李海洲老师。他对我们说：“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接上级通知，我们刘显小学这届小学毕业生，靠近陈盛公社几个湾子的同学，到陈盛中学读初中。其他几个湾子的同学，到石桥中学读初中。再过两个多星期，大家将分别到陈盛中学、石桥中学参加入学考试。考取的，去读初中；没考上的，回家喂猪放牛盘泥巴，参加生产队劳动。”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在课底下议论纷纷，特别是被分到陈盛中学读书的几个湾子的同学，更是群情难抑：“我们是石桥公社的，凭什么要到陈盛公社去读初中？不去，不去！”我们曾憧憬过到石桥中学读初中的情形：每天上学放学，可以顺路天天逛一逛平时难得去一趟的汀祖街，如果兜里有钱的话，还可以买颗糖嗦一嗦。而今希望落空，大家心有不甘，叽叽咕咕。我倒是无所谓，反正都是读书，到哪里读都一样，真正担心的，是怕万一考不上，回家去种地。李海洲老师听到我们的议论，既没有制止，也懒得解释，背着手，静静地看着全班学生，脸上毫无表情。此刻，我明白了：我这辈子的初中，命中注定要到陈盛中学去读，别无选择，没得商量。
大约又过了半个把月，刘显大队靠近陈盛公社的何祖上门、何祖下门、戴荣、刘显、何兴二等几个湾子，十多个小学毕业生，在李海洲副校长的组织、带领下，结队来到陈盛中学，参加“小升初”入学考试。这次考试，记忆里只考了两门功课：语文、算术。语文试卷里，有道作文题，题目记不起来了，内容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政治环境有关。那时，我二哥是刘显大队书记，带回家不少政治学习活页资料，还有报纸、油印的小册子等，我得以经常翻阅，就把那些从政治学习资料、报纸里看到的华丽官话和词句，胡乱地写满了卷子。算术试卷，记得最后一道大题，是计算“某人民公社养猪场”面积的文字题，分值20分。这个养猪场可不一般，它形状怪异，占地极不规则。要想算出它的总面积，必须运用多种面积计算公式，先分别计算出各个不同形状场地的面积，然后再逐一相加综合起来。这道文字题，有点裹人，如果不认真审题，或者对不同形状面积计算的公式记的不牢，就会很容易出差错。两门课考下来，我总的感觉还行，能得多少分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有把握：至少在未来的两年内，不用回家去放牛种田了。几天后，李海洲老师告诉我：你考得不错，两门课都得了90多分，总分在所有考生中名列前茅。
1970年，春节刚过，进入初春时节。天气晴朗，阳光暖暖地照在大地上，远处的山上开始显露出一抹抹嫩绿色（此时才真正感受到了“大地微微暖气吹”）。一天，我正在生产队参加挖防空洞，村子里来了一位陈盛中学的刘老师，名字不记得了（刘丰？），个头不高，样子很精干，找队长聊了几句（队长也在挖防空洞现场），向我问道：“你叫何玉男？”“是的呀，”我点头回答。“你被我们陈盛中学录取了，下个星期一，就去学校报到”。原来，刘老师是来通知考上陈盛中学的同学去学校报到的。我们何祖上门村，有四个人参加了这次考试，全部录取。另三个是：何从德、何群平、何春娥。得到被录取的消息，我也没怎么特别的高兴。那时社会上正流行“读书无用论”，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地位低下。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读书不能当饭吃。好多家长认为，与其送孩子上学读书，还不如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来得实惠。
报到的日子到了，我们村几个同学相约结伴去陈盛中学报名，大家都被编到初一（一）排（那时班级不叫班，叫排）。教室在进学校大门右拐，上台阶，挨厨房，靠山边一侧。临窗山脚下，建有学校的养猪圈。刘海波老师任班主任，同时任我们的语文老师。
刘海波老师，温文儒雅，常著灰色对襟褂上衣，身板挺直，颇有鲁迅风采，长者风度。平常，和蔼可亲；严肃时，面色冷峻，不怒自威。上第一节课时，刘老师面对50多个新生，庄重地宣布临时指定的班（排）委。没想到我竟恭列其中，担任“学习委员”一职。当时我一听就蒙了，我读小学五年，从来没当过班干部，最大是个小组长。在诸多小学老师的印象中，我是个不突出“政治”，不爱讲话，胆小怕事，没什么长处，资质平平的学生。我的启蒙老师刘正希（刘思中村人，教我的一年级），见我整天闷闷不乐的样子，曾经给我起过一个很形象、也很不雅的外号：“闷子。”现在陡然要我当班干部，深感意外，毫无思想准备，当时心里除了有一点小激动，更多的是惶恐不安，生怕担不起这个职责，辜负了刘老师的厚爱与信任。
果不其然，刚“上任”不久，我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苦不堪言。最让我头痛的，就是每天要收、发全班同学的各课目作业本。收，还好办一点。发，就比较麻烦了，由于大家都刚升读初中，来自不同的大队小学，互相之间不认识，只好拿着作业本，对着大家，一个个喊姓名，再送到每个同学的手上。一趟下来，得费好大的劲，用好长的时间。各科作业本收上来后，送到每位任课老师那里，也是一件令我难以忍受的苦差事。因为学校有规定，学生进老师办公室，必须站在门口，先喊“报告”，得到老师的应允后，方可进办公室。而我最怕的就是开口说话，往往在老师办公室门口踌躇不前，“口欲言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样子狼狈极了。有一次交语文作业本，探头一望，见刘海波老师正坐在办公桌前批改学生作业，我涨红着脸，没有喊“报告”，而是小声说道：“我进来了啊？”海波老师冲我点头微笑，“进来吧，像个小姑娘似的。胆子这么小，怎么去管别人？”我也没有答腔，迅速放下一摞作业本，飞也似的逃离出办公室。
这样几天下来，我身心疲惫，不堪重负，想干脆甩手不干了。尤其是同大队的几个同学的一番话，更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班干部有个么卵当头？每天为别人服务。你看我们多撩别，放学了，马上背起书包走人，一起回家吃饭，而你还要在教室里，耽搁时间，不是收就是发作业本子，一个人拖在后面，几赶人啊。”的确，自我当上这个学习委员，每天上午上完最后一节课，等我忙完，他们几个早已走得无影无踪，我一路紧走慢跑，有时快到村口了，也赶不上他们。
一个多月后，我下决心不干了，多次找到海波老师请求辞职，并建议由全班同学选举班干部。海波老师拗不过我，开始没表态，最后终于答应了。班干部改选后，我们刘显大队的何从德、何四兵、何本良等几个同学，有的当选了班干部，有的当上了小组长。而我则如愿以偿，顺利落选。但我并没有丝毫的失落，反而感到无比的轻松愉悦，正所谓“无官一身轻。”对我来说，从解脱“学习委员”的那一刻起，在陈盛中学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求学的日子，才算是正式开始了！
陈中纪事（之二）
何玉澜
首堂数学课
——兼记何文惠老师印象
1970年初春，到陈盛中学报到后，我的中学求学生涯开始了。
小学与中学的不同，我当时的直观感受是：新课本多了，书包重了，要学的课目多了。学校环境美了，校园虽不大，但园内四周，教室门前，有半人高的、绿油油的栋青树，间隔还有枇杷树，柳树，水杉树，等等，一年四季，绿意盈园。还有，就是我们这些昨天还是小学生，倏然间成了中学生，似乎人也长大了一点，变得文明了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学，穿著上有了讲究，有的还在上衣小口袋里，别上一枝显眼的钢笔，有点像个小知识分子模样了。
教室里，贴在黑板边墙壁上的课程表里，“算术”变成了“数学”。教我们班数学的，是何文惠老师。文惠老师，个头中等，身材敦实，给人最明显的面部特征，是鼻头比常人稍红。给我们上第一堂数学课时，上身穿一件七八成新、灰色的、样式为四兜带褡盖的衣服，略显大，胸前隐隐约约有粉笔灰，两只袖口起了毛边。看来，这位老师的穿著比较随意，生活要求估计也不太高。这堂课，文惠老师讲的是“正负数”。数字还分正，负？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的新概念，都感到新鲜有趣。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掌握，什么叫“正负数”，文惠老师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讲道：譬如，某个同学挑一担菜，到铁山去卖，菜卖完了，肚子也饿了。这时，你就到餐馆买了5个猪油饼，这个“5”，我们就可以视它为“正数”，说完，他在黑板写上：+5。一只手按在“+5”上面，身体侧着，扭头面向大家，又接着说：买油饼干什么？当然是肚子饿了。饿了就要吃东西呀，于是，你就吃了刚买的5个猪油饼中的——两个，注意，注意！文惠老师眼睛盯着全班扫瞄，并加重了语气，用手在黑板上用力拍了两下，这两个被吃掉的油饼，我们就可以视它为—— ，“负2！”课底下，不知是哪个脑袋瓜灵光，反应快、胆子大的同学，立马高声答道。“对，就是负2！”文惠老师又用粉笔，在黑板上重重写上：-2，并在-2上画了一个圈。接着，他又讲了正负数的运算法则：减正等于加负，减负等于加正。然后走到靠教室门口一头的黑板边，抬手潇洒地将粉笔往讲台上一抛，只见粉笔头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准确地落进粉笔盒里。又拍了拍手上并不多的粉笔灰，对着全班学生掩饰不住内心的成就感，令人不易觉察地笑了笑。从全班聚精会神，鸦雀无声的学生，一脸钦佩、崇拜的眼神和表情上，他知道，他这堂在50多个陌生面孔前首秀的数学课，成功了！
说实话，这堂数学课，文惠老师讲得的确精采，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通俗易懂，语言风趣，比喻恰当，助以讲课的手势动作，在适度的把控上也做得好，使我们这些初次接触“正负数”概念的学生，很快就理解了，什么叫正数，什么叫负数，以及简单的运算法则。放学路上，我们刘显大队一起回家的一群同学，听课的余兴未消，现学现卖，争先恐后，吵吵闹闹，按文惠老师举的例子，依样画葫芦，互相打趣。
“我买8个肉包子，吃了3个，+8，-3。” “我买6条油条，吃了4根，+6， -4。”还有一个说，“我买5斤肉，吃了两斤，+5，-2。”听到有人说吃了两斤肉，大家就讥笑道：“莫做裸梦，你家穷得卵子打板凳，平时炒菜多加滴油，就算是过年了，哪有钱去买肉吃？还吃2斤呢，胀不死你！”“再喝碗凉水，拉肚子拉死你！”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笑着闹着，显得十分的开心，快活。
几堂数学课下来，班里的同学，与文惠老师渐渐熟悉起来。有好事者、且有当侦探潜质的同学，不知从哪个途径，很快摸清了他的大致身份：文惠老师，陈盛公社张祖大队何质村人。曾就读于广济师范学校，在校求学期间，谈了一个女朋友，名字叫杨磊，毕业后带回家结婚成家了，现在在张祖小学当算术老师。了解到文惠老师这段经历，我们对他更加刮目相看，敬佩不已：人聪明，课讲得好，情商也蛮高。在当地，与他师范学校毕业时年龄相仿的农村青年，不少人连对象在哪个女人的肚子里都还不知道，他却找了一个吃商品粮，既漂亮灵醒又有文化修养的爱人。
文惠老师，脾气好，为人随和，平易近人，能高能低，与学生打成一片，连我这个平时与人说话脸红，胆子小，在人堆里不甚起眼的人，也不怵他。个头高，年龄大的同学甚至敢与他勾肩搭背，开玩笑。因为同姓，我曾经还与他攀过同宗，好奇地问他：“您们何质湾子与我们何祖村是不是同序呀？”“你问这个有么事用？一个姓，与同不同宗有什么关系？”后来我问村里的老人，了解到何祖村与何质村，并不同宗同派，但一笔写不出两个何字。回想起来，当时文惠老师的侧面回答，真的是很机智、高妙！避免了他与我，两个村子不是同门同宗的尴尬。当然，文惠老师在温和的同时，也有严肃，甚至是很严厉的一面。我就尝到过两次，并在心里还“怨恨”过他。
一次是进学校不久，在学校召开的学生运动会上。他负责田径组的比赛。当时，我报名参加初中组的跳远项目。为了跳出好成绩，取得好名次，我特意在自家的院子里，利用一早一晚的时间，进行自我封闭训练。为此还流过血、受过伤，因为场地狭小，地面凸凹不平，还有瓦片、小石子之类的硬物，浸嵌其中。有次在盲目猛跑向前跳跃落地时，脚掌被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大脚趾头也踢破了皮，鲜血淋漓，痛得我冷汗直冒。为防止伤口感染，按农村老人传下的土方子，忍着剧痛，跛着脚，一蹦一跳，蹦到屋里的陈砖墙上，刮下一撮陈墨土，敷在伤口，又找来一块布条缠上。好在到了学校开运动会的日子，伤口已愈合。
报名参加跳远比赛的同学很多，比赛那天，在校园内不太宽敞的跳远场地沙坑前，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场面乱哄哄的。文惠老师担任跳远比赛项目主裁，他站在沙坑傍，脖子上挂着口哨，手拿一面三角小红旗，顺着报名号，叫到哪个，哪个就出来跳。由于大家都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学校条件又差，试跳的时候，同学们的各种跑姿、跳姿、落姿，花样百出。有个同学在加速跑中，由于冲力过猛，起跳时未踏到踏板，直接栽到了沙坑里，摔个了“嘴啃沙。”他迅速爬起来，一边用手拍拍身上的沙子，一边嘴里“呸，呸，呸”地向外吐沙子，还夸张地做怪相，“这沙子卵点不好吃！”引得围观的同学哈哈大笑。还有个同学，因为太过谨慎，生怕踩到踏板白石灰线上犯规，跑到踏板前，竟突然停下来，小心翼翼地迈步站到踏板上，来了个“立定跳远”，“嗵”的一声，仅跳到沙坑边沿的硬地上，又没站稳，身子一趔趄，双臂在空中无力地划了几下，一头栽进沙坑里，顿时又引起周围一阵哄笑声。文惠老师一见不是个事，这哪像是开运动会？简直是马戏团里最撇脚演员的滑稽表演！于是，他把挂在脖子上的口哨，塞进嘴里，鼓起腮帮，“嘟嘟嘟”一阵猛吹，口哨里的口水，随着哨心小石子跳动的频率，忽远忽近，直往外飞。站在他身边的人，厌恶地皱起眉头，纷纷左右避让，生怕哨子里的口水喷到自己的脸上、身上。吹完口哨，他又伸出双手，摇着小旗做赶鸡状，“靠后，靠后！排队，排队！”接着，大声宣布他自己临时定的新的比赛规则：所有参加比赛跳远的同学，统统排成一队纵队，也不叫名字，从前至后，一个一个顺着接倒跳，跳不到3米以上距离的，直接踢出比赛，取消比赛资格！如此一来，比赛速度大为加快。因为只有一次试跳机会，大家都很珍惜、慎重，比赛过程中，尽量做到不犯规，不走样，因而，各种搞笑的动作和花样，基本上没有了。轮到我跳了，我憋足劲，心里默默想着动作要领，屏住呼吸，然后起跑、加速、踏板、起跳——，“嗖”的一声，跳到沙坑里。负责量距离的裁判副手，像猴子一样立马窜到沙坑，用皮尺一拉，旋即报出成绩：“2米85。”“刷下，下一个！”文惠老师一声断喝，手里的小旗向下一劈，毫不留情，当场就宣判了我这次参加比赛的死刑！就这么一跳，分把钟的事，就把我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和准备——流汗、负伤、流血，还有幻想一鸣惊人、取得好名次，同学们向我投来钦佩眼光的美梦……一下子全部付之东流！望着文惠老师那副随口而出“刷下”、毫不顾及别人感受、满不在乎的样子，我顿生怨意：恨他自作主张，专断独行，视全国统一明文规定的、正规跳远项目比赛的规则为儿戏，个人说改就改，无情地剥夺了我，还有像我一样跳不到3米远的倒霉蛋，本该还有的第二次、第三次试跳的权利和机会。然而，怨恨归怨恨，此时此刻，你一个前脚刚刚踏进中学大门，嘴上无毛，气力还没有完全长出来的半糙子伢，在强势而又任性的老师面前，除了唯唯诺诺，点头哈腰的份，你又有什么好的法子，或者有与之掰手腕的硬实力，可以继续缠着赖着参加后面的两跳呢？取消了比赛资格，我对学校运动会也了无兴趣，就怏怏地一个人回教室看书去了。
还有一次，大概是读初二的上学期，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到学农基地——四峰山上去开山挖地的时候。当时，我患重感冒，流鼻涕打喷嚏，头痛，四肢无力，很不舒服，就没有去参加劳动。一周的学农活动结束回校上课后，何从德告诉我，学校对这次没去参加劳动的学生非常恼火，做了登记，听说要开会批判。我一听，吓了一大跳，心里暗暗叫苦：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又不是阶级敌人，还开会批判？一天上午下课后，突然铃声大作，学校紧急通知各班到操场开大会，说是有重大事项通报。我预感与这次劳动有关，心里忐忑不安。果然，学生按班级，满满当当在操场集合完毕后，又是文惠老师，站在水泥乒乓球台上，代表学校领导，主持会议并作讲话。他的表情看上去极其严厉，虎着脸，先是威严地向全场学生扫视了一眼，然后亮开嗓子，开始了他的重要讲话：“这次学校组织学生到四峰山劳动，是经学校党支部研究决定的统一行动，是贯彻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五.七重要指示》的需要，是教育要革命，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需要……但是，”听到这里，我的心“呼”的一下提到嗓子眼，呼吸困难，心脏“呯呯呯”直跳，感觉快要窒息了。“有的同学……”，这时，文惠老师的声调陡然升高八度，全场寂静无声，气氛非常压抑，就连全校平时最不服管教、最调皮的学生，大气也不敢喘，“竟敢躲避劳动，居然当逃兵，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怕苦怕累，贪图安逸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和行为，学校决不容忍！姑息养奸！决定提出严肃的批评，以儆效尤。XX班的XⅩⅩ，何玉男，XXX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不出所料，我被当众点名，受到了大会的严厉批评。尽管事先从德同学给我打了预防针，早有思想准备，脑袋还是“轰”的一下，一片空白……。下面文惠老师又讲了些什么，就完全不知道了。这时，班里站在纵队队列前面的同学，有几个扭头看向我，指指点点，眼神怪怪的，不知是同情，还是兴灾乐祸。站在我身后的何从德，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身子，小声说：“莫听，怕个卵，又不是你一个人！”此刻，我内心非常的感激从德同学，给我受伤心灵的安慰，同时也十分的怨恨文惠老师：也不问青红皂白，在大庭广众之下，残酷无情地点我的名，出我的丑，令我无地自容……。这次事件后，好几天，我都是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对学习也提不起一点劲来，名副其实地成了启蒙老师刘正希起的外号：“闷子！”后来，我又自个对此事进行了反思：文惠老师在大会对我的点名批评，究竟对不对？虽然我患了感冒是不假，但在当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轻伤不下火线，重伤死在阵前”等豪言壮语叫得满天震响的政治背景下，又与当时全国各地涌现出来的先进英模人物一对比，你这点小感冒，在学校领导和老师看来，算得了什么？连狗屁都不是！不批评你们这些不参加劳动的懒虫，难道去批评那些积极参加了劳动的好学生？这么一想，心里的疙瘩才慢慢解开，心情也好过了一些，从此释然，也不再纠结这件事了。
……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间转眼到了1971年下半年，难忘的两年初中学习生活即将结束。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隔阂误会，恩怨情仇……，也将统统烟消云散，毕业典礼一开，大家将作鸟兽散，各奔前程。再深的冤结，再大的仇恨，相信若干年后，也必将“相逢一笑泯恩仇”。一根烟，一杯酒，拍拍肩，握握手，还是好兄弟，好朋友！年底，毕业考试终于如期而至。尽管当年读书学习的氛围不浓，环境不好，但要说一点不紧张，或者说根本冇会倒，那是假话。一天下午，考数学。吃过中饭，我和从德同学，从家里出来，沿着公路，走到宋璜港陈盛桥上时，看到清清静静流淌的水中，有一群群“哈巴楞”子鱼来回游动，按捺不住内心的诱惑，就忍不住脱鞋脱袜，卷起裤脚，兴冲冲地下港捉鱼。一路溯港摸索而上，把抓到的鱼，用根小柳树枝串住，牙齿咬着，斜吊在嘴唇边。快到宋璜庙桥时，还劲头十足地在水里瞎摸。这时，学校饶启生老师正好与我们迎面走来，见我们还在港里忘乎所以地摸鱼，手指头在空中乱点，生气地一顿大吼：“看你们俩个，搞么子名堂！今天下午考数学，这么重要的毕业考试，难道你们忘了？”又抬手点了点手腕上的手表，“现在几点钟了？不想读高中了？还不快起来！”完了，完了！在饶老师的怒吼声中，我们才想起来考试的事，马上从港里爬上岸来，胡乱地穿上鞋袜，把好不容易抓到的鱼，慌慌张张就便找个地方藏起来，也顾不得怕别人发现拿走了，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向学校狂奔！
气喘吁吁跑进校园，见文惠老师手里拿着发剩下的卷子，垮着个脸，站在教室门口。不过倒也没为难我们，就让我们进了教室。他把试卷放到我们座位的课桌上，转身背着手，就巡视考场纪律去了。我急急忙忙从书包里拿出钢笔，抽出个大点、厚点的作业本子，垫到卷子底下，先从上至下，迅速流览了一遍试卷题目，又用眼角余光，瞄了一下隔着过道的傍桌，杨国祥同学的试卷，见他已经做了近一小半的卷子试题。我也顾不得多想，慢慢静下心来，就埋头开始飞快答题。还好，在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之前，我抢着把全部的题目都做完了，并还有点剩余时间检查试卷。由于时间有限，已不可能对所有题目都去检查，粗粗扫了一下卷面，发现其中有一道一元二次（二元二次？）方程题目，觉得解题的得数不对劲。答案里写的，是带有小数点的数，而且等号是“≈”，非常的刺眼，这是我以前做元次方程题目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类解方程的题目，得数绝对是整数，不可能有小数，更不可能是“≈”。于是，我仔细检查，重新演算，果然，是转换等式中的一个环节搞错了，我急忙把错误的答案改正过来。不一会，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我长吁一口气，把卷子折叠好，从容不迫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教室门口，将初中毕业数学考卷，双手捧上，恭敬地递给文惠老师：既有违反考试纪律，捉鱼迟到的歉意，也有虽然迟到了，但我还是把试卷做完了的轻松自豪感。
因为是“初升高”毕业考试，不像平常的例行考试，所以大家对自己的考试结果，还是比较看重的，都想早点知道自己究竟考得怎么样，能得多少分。两天后的上午，放学之前，陈盛中学初二毕业生，全校三个班级，一百五十多个同学，数学考试成绩结果，终于张榜公布了！大家都涌去观看。何从德个头比我高，块头比我大，我便叫他帮我也看一下分数。很快，他从人群中挤出来，对我说：“你考了91分，全校第一名。第二名，是二（三）班的，杨敦喜，90分。”说完向我竖起大拇指。我羞赧一笑，深感意外！——捉鱼，考试迟到，竟然考了个全校第一，平时数学成绩与我差不多的同学有好几个，除了用瞎猫子撞了个死老鼠，或者是那天走了狗屎运，运气来了门板挡不住来作解释外，情理上也说不通呀！
走在回家的路上，大家对这次考试及结果，议论纷纷。有的说：“试题太难了”，有的说：“时间不够用”，也有的对考试结果无所谓，并不放在心上。同一段路程的、陈盛村的陈子如同学，笑着对我道：“你个细裸，读书还蛮效哩。”“么裸效不效，大家都一样，差不多。”我就着他说话的腔调，笑着回答。其实，这句话，也是我内心的真实思想。说来也怪，从小学到大学，再到不同的单位、部门工作，直到现在退休几年在家，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凡我接触到的同学，同事，熟人，甚至是同单位的一把手，思想深处，始终由“大家都一样，差不多”，芸芸众生，本质上没什么差别的意识牢牢占据着。
这次数学考试几天后，所有同学，谁也没料到，学校研究作出决定：全校初二毕业班全体学生，重新考一次数学，成绩按第二次考的分数算。据说，这次数学试卷的题目，的确比平时考的难了一点，全校150多人，能考及格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学校考虑到，与区里其他公社石桥中学，泉塘中学相比，学生考的成绩太差，学校的面子也不好看，所以再考一次。到了第二次考数学那天，文惠老师把我从教室里叫出来，态度和蔼地对我说：“这次考试，你不用参加了。”什么？不要我参加考试？我一听，急了，“那其他同学考不考？”“废话，学校让你免考。你帮学校领导，送一封急件到汀祖高中去。记住，要亲手交到石学海校长手上，现在就走。”说完，递给我一个大大的、厚厚的信封。
我接过信封，小心地装进书包，背在肩上，告辞文惠老师。走出学校大门，到港边掬一捧清清的、凉凉的港水，擦了把脸，平息了一下自己学校不让我参加这次数学考试的复杂心情，静静地、呆呆地望着学校门口，远眺流水里人心目中神圣的白雉山……这时，考试的铃声响了，看到陆陆续续走进考场的同学，我在心里默默祷告：衷心祈愿陈盛中学，我亲爱的所有的初中毕业班的同学们，在这场考试中，都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考出自己最好的、最满意的佳绩！祝你们好运！然后，转过身来，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服，昂首挺胸，迎着已能明显感受到寒意的北风，大踏步地向远在七、八公里之外的汀祖高中方向走去——，去完成学校领导临时交办的，担任“信使”的特殊使命！
陈中纪事（之三）
何玉澜
难忘的英语课
——兼怀恩师佘斯大
初中一年级所有课目中，最难忘，最有趣，最好玩的课程，是英语课。
收到学校发的新教材《英语》课本，翻开一看，里面写的尽是一些勾勾款款，文字像小蝌蚪，密密麻麻，与汉字完全是两码事，同学们都感到非常新鲜，惊奇。
“什么？我们还要学英国人说话？我们连中国字都认不全，中国话都说不好，这洋鬼子的玩意，怎么学？”
“学英语有个么裸用，我们在国内，恐怕一辈子连一根洋鬼子毛都见不到，又不出国，学这个东西，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
同学们在课堂下谈论着，朦朦胧胧中似乎也在盼望着，都想早日见识见识这洋文，学起来究竟是个什么味。
在充满好奇心的等待中，大家终于迎来了懂英文，会洋话的教我们英语的老师。他，就是汀祖区教育界大名鼎鼎的教师佘斯大！
佘斯大，大家都叫他“溜”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修长，偏瘦，略显窄而皮肤光洁的脸上，戴一副厚厚的眼镜，衣著整洁，头发梳向一边，满身的书卷气，风流倜傥，一望就晓得是个肚子里有货的大知识分子。
如果说，海波老师有鲁迅的风采，文惠老师有周伯通的顽性，那么在我看来，斯大老师则有先哲的君子风范。
上课了。佘老师第一句话是：“同学们好！”咦，老师还向同学们问好？这是我记忆中读书上课时极少碰到过的，全班同学也毫无思想准备，大家面面相觑，手足无措，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
佘老师微笑着示意大家安静，就开始讲课。他没有废话，简明扼要地讲了一下学好英语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之后，便翻开《英语》课本，按照教材安排的第一课的内容，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下A、B、C、D四个大小写英文字母。自己先示范性地读了一遍这四个字母的标准读音，又讲了发音基本要领。然后领读：“A＿，B＿，C＿，D……”。
全班50多个学生，自打娘胎里出来，大家都是头次接触到洋文，极不习惯自然，声音都很小，而且参差不齐。害羞的，尤其是女同学还不好意思开口，仅嘴唇试着动了动，发出的声音像蚊子一样。佘老师不断鼓励大家要放开，大声念，并提高自己领读的声音，同学们这才陆续扯起嗓子，一个个涨红着脸，跟在老师后面，比赛似的，张着嘴大喊：“A，B，C，D……。”
随着英文字母越学越多，加上佘老师讲课时特有的男中音汉腔语调，清亮悦耳，大家渐渐对上英语课有了兴趣。26个英文字母学完，就开始学习单词、课文。
第一篇课文，是个英语短句：LongliveChairmanMao！ （毛主席万岁！）。同学们正襟危坐，饶有兴趣地跟在佘老师后面，一遍遍地朗诵，“浪里乌千门马！浪里乌千门马！……”由于还没有学英语音标，大家便在英文短句下面注上汉字的读音。佘老师见状，告诫大家不能这么做，时间久了会形成习惯性依赖，影响英文的标准读音。但效果不大，同学们我行我素，照注不误。但这也不能完全怪大家，说实话，离开汉字注音这个拐仗，面对英语短句怎么读，还真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
课后，几个要好的同学凑在一起，嘴里还在“浪里乌”，有个还故意说：“往浪里扑……”相互打趣。我也调侃道：“晓得毛主席三个字的英语发音为什么是‘千门马’吗？这也只有洋鬼子才想得出来。你们想，一匹骏马本就难得，而毛主席一个人就抵得上一千匹骏马，你们说伟不伟大？”大家晓得我这是瞎扯，也不较真，哈哈大笑了事。
一次刚下课，我见佘老师的教材英语课本的封面上，写着三个英文字：She si da。我问道：“佘老师，这几个英文字是什么意思？”“是我的姓名，佘斯大三个字”。我一听来了劲，如果能用英文写出自己的姓名，那该是多么高雅的事，还能在同学们面前显摆显摆。于是，就央求佘老师也用英文写我的姓名。佘老师提笔写下：Heyulan。同学们一见，你推我揉，争先恐后地也要佘老师给自己写英文名字，似乎好事不能让我一个人独占了。由于提此要求的同学太多，围了一大圈，为挤在前面的两三个同学写了之后，他说：“今天就不一个个写了，我在你们交来的作业本上，给每个人都写上！”
当时班上有一股小风气，也不知道是谁带头兴起来的，就是姓和名的字数相加，谁的笔划多，谁的脸上就有光，有学问。我就从家里的“四角字典”上，尽量查笔划多的、与我姓名同音的字。“何”字，是何氏始祖、老祖宗一代代传下来的姓，为7笔划，无同音字可替代，也替代不了。名字找了两个同音字：“獄瀾”，这样一来，我连姓带名三个字，一数，笔划一共有41笔，够多的了！也不管“獄”、“瀾”的字意，便在各科作业本封面姓名一栏，连忙把原先“何玉男”三个字擦掉，全部换写成“何獄瀾。”还暗自得意，心想，这下全班同学，看哪个的姓名笔划加起来比我还多！
一天，佘老师碰到我，“你不是叫何玉男吗？怎么又变成了何獄瀾？”接着他又感到好笑似地说：“獄字是监狱的意思，难道你想去坐牢不成？不过，瀾字倒不错，用在名字上，瀾字比男字好，大气，脱俗。但瀾字是繁体字，如果你确实想给‘男’字换个字，我建议用瀾的简化字澜为好。”
本来是件无聊好玩的事，经佘老师一点拨，竟使我有了意外的收获！自读书识字以来，我一直为自己的名字所纠结，太女性化，“玉”后面的一个字，究竟用哪个字好，曾让我大伤脑筋。如果用“兰”字，那就是地地道道的女性名字了，因此，我时而用“男”字，时而用“南”字，甚至还用过“难”字，一直也没个靠谱的。我还曾气鼓鼓地问过父母亲，责怪他们为什么给我起这么个难听的女人的鬼名字。现在，这个烦恼，有幸让佘老师给轻松化解了。此后，我的姓名就是这三个字：何玉澜。
但非常可惜、遗憾的是，记忆中，佘老师仅在初一上学期，教过我们的英语课。之后，在陈盛中学，再也没聆听过他任何课目的讲课了，至于打交道，那就更少了，几乎为零。
重新与佘老师面对面接触，那是6年后，1976年5月份的事了。虽然时间非常的短暂（其时，我在刘显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文惠老师的爱人杨磊老师任小学校长，我能到小学教书，也是她向大队干部极力推荐的结果），而且不知道，佘老师还认不认识我这个他曾经在陈盛中学，教过我英语课的默默无闻的学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正是全国初级教育大普及、大发展的年代。公社有初级中学，区里有高级中学，大队小学，有戴帽初中，各村有低年级教学点，几乎所有适龄儿童全部入学，村里还办有夜校扫盲班。尽管教学条件差，师资力量严重匮乏，由大量回乡的“老三届”和像我这样近几年毕业的初、高中生充任民办教师，真正有教学能力、高水平的老师凤毛麟角，但它对于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推动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有人写《中国文化发展史》，这段历史应该浓笔重彩地写上一笔！
刘显大队甘伍家村的教学点，老师是何福孝。他一人教一个一至三年级的复式班，除了教好课文的内容和知识外，还教学生学写毛笔字、画画、唱歌跳舞、拉琴……。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开荒种地，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和效果。他的先进教学事迹，当年的《咸宁报》有过报道，在汀祖教育系统名声很响，并引起鄂城县教育局的关注和重视。汀祖公社教育组，为宣传、推介这个先进典型，专门组织、派人来刘显小学帮着整理材料，绘画展板。
好不凑巧，来的正是当时在汀祖高中任教的佘斯大老师！佘老师多才多艺，文、书、画俱佳，也只有他才胜任这项工作。杨磊校长把佘老师安排到我的寝室休息、睡觉，叫我晚上跟别的男教师挤一挤。我求之不得，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下午放学后，我特意整理了一下零乱的房间，换了干净床单，并回到村里，连枝带叶，摘了几枝花朵大、叶子肥而浓绿的桅子花，找个玻璃瓶，盛上水，插上栀子花，放在寝室办公桌子上。望着焕然一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桅子花清香味道的房间，我意犹未尽，又即兴吟了一首咏桅子花的诗，写在一张信纸上，放在花瓶傍。用意是想引起佘老师的注意，并以此为由头求得他的指教。这首诗共八句，全诗不记得了，但其中有两句自以为写得很精采，至今不忘：半瓶甘露留春在，一缕幽香沁心间。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起来，候在寝室门外，等佘老师起床，打来洗脸水。等他洗漱完毕，我恭敬地问道：“佘老师，您还认识我吗？70年，您在陈盛中学教过我初一上学期的英语课呢！”“知道，杨磊校长跟我说起过你。”“您昨晚睡得还好吧。”“嗯，这里晚上蛮安静，睡得很香。”由于佘老师吃完早饭，就要赶回汀祖高中，时间很仓促，这么短的时间也不便过多打搅，便瞟了一眼桌子上我写的那首“诗”，看佘老师留没留下什么批注墨宝。他一见我的神情，就明白了我的这点小心思，马上说：“你很好学，那首‘咏栀子花’的诗，昨晚我看了，总体上还行，但这次没时间多说，相信以后有机会再深谈。”
没料想，一年半之后，这个机会真的来了！
1977年10月份，国家对高等教育作出重大改革：废除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招生模式，恢复已停止10年之久的，通过全国统一高考选拔人才的高校招生制度。全国各地各级组织，对此高度重视，纷纷推出有效对策举措应对。汀祖公社党委研究决定，由公社教育组负责，在全公社范围内，组织一次凡有报考意愿的适龄青年的文化摸底考试，从中挑选出有一定文化知识基础的考生，集中到汀祖高中，由汀祖高中抽出骨干教师，进行辅导。
消息传出，广大有志青年跃跃欲试，决心奋力一博，把握这次10年难逢的重大机遇，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上大学，一直以来是我心中的梦想，过去苦于“推荐制”，没有后台背景，大学于我，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不可及。现在机会来了，岂能轻易放弃？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全公社参加摸底考试的报考青年，大概有几百人，考场设在石桥中学，考两门课：语文，数学。语文分两份卷子，一份考语文基础知识，一份考作文（题目忘了），各计100分。语文试卷不难，考得较为顺利。数学试卷，由于丢了三年，考得不太好。
这次摸底考试的语文试卷，是佘斯大老师出的题目。考完后，所有考生考卷集中到陈盛中学封闭判阅。成绩未公布之前，小道消息已传出：说是有个考生的语文卷（语文基础知识卷），竟然考出了100分！一时在广大考生和关注高考的人群中，引起一场小小的谈论。那时，我二哥已由刘显大队书记调到陈盛中学当管校贫农代表，陈盛中学的语文老师丁修树，是语文解卷老师之一，卷子刚解完，他就私下向我二哥透露：这个考了满分的考生就是你弟弟。
几天后，接到教育组通知：语文、数学两科各前50名考生，到汀祖高中报到，分文、理两个班，进行集中培训、辅导。理科辅导班地点在汀祖小学，文科辅导班在汀祖高中，考生全部住读，封闭学习。佘老师任文科班的班主任，同时辅导语文知识，并全权负责全班日常管理。
报到后，佘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说我的语文基础知识不错，勉励了一番，要我安下心来，利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好好复习文科要考的各科知识内容，打牢基础，迎接高考！
接下来的四十多天，是我一生中，与佘老师朝夕相处，无话不说，无心不交，亦师亦兄，亦朋亦友的最难以忘怀的日子！
刚到复习班开始几天，我一时很不适应：居无定所，課堂经常变换，課堂秩序也不太好，复习资料奇缺，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搞得人心浮动。一天，汀祖高中化学老师李福双，在学校食堂门前，对几个考生说：“这次高考，积压10年的人才挤在一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招生名额又有限，估计整个汀祖公社，文理两科加起来，能考上七、八个人，那就要拿锄头脑打磬了！”一次，还听到陈盛中学上一届同学熊学武说：“大家莫要太当真，高考是个形式，在此基础上，最终还是要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据说熊学武刚从部队复员，是个党员，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上很有政治优势。这些言论，对我高考的自信心带来极大的冲击。
为此，我曾打过退堂鼓，心想反正也不一定考得上，还不如回刘显小学，边教学边自学复习功课，虽说失去了老师的辅导，但环境安静，有独立的个人空间，自由自在，想么样学习就么样学习。我这种想法，分别给佘老师、汀祖公社教育组组长尹耀中私下里谈过。
恢复高考前，尹组长兼负公社推荐上大学的工作，佘老师现在担负着辅导文科考生的重任。受公社党委重托，他们对这次高考都极为重视，认真负责，殚精竭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目的是想通过这次复习班的集中辅导，让汀祖公社尽可能地多考上几个大学生，至少不能少于以前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名额。
得知我的想法后，尹组长和佘老师两个，在佘老师的宿舍，做我的思想工作，叫我不要受那些毫无根据的小道消息的影响，克服困难，安心复习。然后，尹组长和佘老师商量说：“学校能不能腾出一间小房子，让何玉澜、王兆鹏、徐少舟几个，不跟大班一起，单独接受辅导、学习？汀祖文科班这3个人要确保能考上，不能剃光头。”听到尹组长的话，我诚惶诚恐，深感不安：我一个复习班的普普通通的社会高考青年，有何德何能，受到两位领导、老师如此特殊的关照？我连忙说道：“不用，不用，请您们放心，我保证跟班安心学习”。
这之后，我心无傍鹜，全身心扑在复习上，再也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佘老师知道我晚上睡觉到处打游击，就要我跟他在他宿舍里挤一挤（怕影响佘老师休息没答应），又给了我一本非常难得的《1952年——1965年全国高考数学试题集》数学复习资料，还给了我他自拟的不同体裁的多个作文题目，让我练习写作文。记得我写了一篇《当我唱起〈东方红〉的时候》，里面有一句：“从1949年10月1日起，中国人民正式站立起来了！”佘老师当着我的面批改，用笔点着“正式”两个字，说用词不准，“中国人民什么时候‘非正式’站立起来过？”佘老师这种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此外，佘老师还经常询问我政治、历史、地理等知识复习情况，以及文科复习班的动态，真是关心备至，呵护有加。
一天，我向佘老师反映：说大家对历史课辅导老师陈世钊的讲课不太满意，说他抓不住重点，有时听得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其实，陈世钊老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文革前的硕士研究生，一肚子学问，就是“茶壶装饺子，倒不出来”。佘老师应文科班考生的强烈要求，亲自上阵，用两三节课，从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历史纵轴，讲了我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又从历史朝代更迭的横轴，讲了各个王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历史人物，线条清晰，重点突出，好懂又好记。之前，大家只知道佘老师语文课讲得好，书法一流，没想到他的历史知识也是如此的丰富，重大历史事件，烂熟于心，重大历史人物，了如指掌。通过听讲历史课，大家对知识渊博的佘老师，愈发敬重和崇仰，除了语文外，政治、历史、地理等科目，凡有疑惑不解的地方，都跑去找他请教。佘老师也是有求必应，不厌其烦，不论亲疏，一视同仁，直到你满意为止。
集中学习一个多月后，11月下旬，考生开始填报志愿。1977年的高考，有一个与前后历年不同的特点，就是考生先填报志愿，再参加考试。由于事先还没有考试，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考试情况和成绩，填起来非常的棘手：特别是第一志愿，填高了，怕分数不够掉下来，第二、第三志愿学校又被报考其第一志愿的考生录满，容易落选；填低了，又怕考的分数较高，本来能读好一点的学校，却因为保守，去读了差一些的学校，吃亏后悔。
先是试填摸底。拿到填报志愿表后，因为是试填，心里没有负担和顾虑，我随手填写了三所高校：第一志愿，复旦大学；第二志愿，中山大学；第三志愿，武汉大学。交上去后，佘老师帮我分析道：“复旦大学，中山大学，都是好学校，但他们是外省市的大学，一般来说，录取时，他们都会对本省市的考生有所偏重，于湖北的考生不太有利。就你的成绩而言，我建议，第一志愿报武汉大学，武汉大学也是名校；第二志愿报华中师范学院，华师中文系非常不错；第三志愿者报武汉师范学院。”佘老师是文革前1965年毕业于华师的高材生，对填报高考志愿有亲身体会，他的话，无疑是经验之谈。正式填报的时候，我就按照佘老师帮我拿定的主意，第一、二、三志愿，分别填报了武大、华师、武师三所高校。
志愿表填报完两天后，已集中送到鄂城县教育局。这时，我突然收到我四哥（当时在咸宁地区农业机械学校当老师）发来的加急电报：“速报武师咸宁分院！”这之前，我还收到过他的来信，说他与咸宁师范负责招生的老师很熟。
我第一时间赶到到佘老师宿舍，征求佘老师的意见，说想改报第一志愿。佘老师问，“那你想填报哪个学校？”我说：“武汉师范学院咸宁分院”，并把电报递给他看。佘老师大感意外，沉默了一会说：“你报这么底，还是一个分院，别人怎么报？……”看到佘老师失望的表情，我的心情也很沉重，五味杂陈。我知道老师对我寄予厚望，是真心为我好，为我的前途着想。但我自己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一定能考得上，或者考上了，报底点的学校，录取的可能性或许大一些。当时最现实的想法是，能早日跳出“农门”吃商品粮就好。佘老师也知道我们这些农村考生的心理，叹了囗气，说：“你既然决定了，我也不好反对，但机遇只有一次，主意你自己拿，但愿你不要后悔！”我默默退出佘老师宿舍，当天下午便乘班车赶到县教育局，找到我的高考志愿表，将第一志愿“武汉大学”擦掉，重新填上“武汉师范学院咸宁分院”。这一刻，想到佘老师的话，我心里矛盾极了，也难受极了！
77年湖北省高考，时间定在12月6日、7日两天。临考前，佘老师像仁慈的兄长一样叮嘱我：要沉着冷静，拿到试卷，不要急于提笔答题，先把卷子题目过一遍，认真审题后，先易后难，从容作答。6日上午考语文，语文考完后，佘老师在考场外等我，关切地询问考了哪些内容，作文题目是什么，考得怎样，等等。所有科目考完后，我向佘老师汇报：各科得分，及格应该没问题，语文还要高一点。佘老师听后也很高兴，说：“四门科目平均能考及格，估计够录取分数线了，看来你‘跳农门’有望！”
78年元月上旬，高考成绩已出来，但没有对外公布，每个考生都不知道自己的具体分数。公社教育组通知过线考生（后来了解到，1977年湖北高考录取分数线，理科165分，文科210分），到汀祖高中集中开了个会，然后体检，政审。这次高考，汀祖公社上线人数，文理科共有27人，其中文科有10多人。在整个鄂城县，位居前列。特别是文科上线这么多考生，出人意料，佘斯大老师厥功至伟！
最终，没什么悬念，我被武汉师范学院咸宁分院录取。冥冥之中，仿佛命中注定一样，我的初中只能到陈盛中学读（刘显大队小学毕业生，除我们那届外，接下来几年，都是到石桥中学读初中。当然，能到陈中读书也是我的幸运），大学只能到武师咸宁分院读（大学填志愿时，不早不晚，偏偏收到我四哥的电报，再晚一天，志愿表就送到咸宁地区教育局了，即便想改也改不成）。
1978年3月初，我到武师咸宁分院报到，看到学校规模不大，楼房稀稀落落，不高且陈旧，宿舍是学校腾出来的教室，在一楼，很潮湿，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大学那么宏伟、有气魄，心里凉了半截。尤其是到学校后，班主任明确表示，我们读的是四年本科，谁知，到了4月份，高校又进行了扩招，全国很多大学（学院）地区分院都改为专科。这样一来，我心里的落差就更大了，心情也更不爽了。在给佘老师的信中，我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想退学，卷铺盖回家，重新参加78年夏季高考的念头。佘老师及时回信，对我想退学重考的想法，坚决予以制止。还写道：“记得当初我给你说过的‘但愿你不要后悔’的话吗？你已考上大学，有书读，比起没考上的人，应该感到高兴和幸运才是！再差的学校，也有出息的学生；再好的学校，也有平庸的学生。况且，你就那么自信有把握保证一定能考上个好的大学？到时是不是又要后悔一次？……”佘老师的回信，语重心长，言近旨远，给了我调整心态，摆脱苦闷徬徨的窘况，进而发奋学习，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后来，佘老师也调离汀祖高中，先是到鄂城师范学校任教，79年考回母校——华中师范学院，投身我国著名的先秦文学研究大家，石声淮先生门下攻读硕士研究生。1981年初，我大学毕业，分到黄石市工作，5、6月份，我去看望他。当时佘老师研究生还未毕业，住在武泰闸一带，他爱人单位分的两间小房子里，正在准备毕业论文。他家里条件很简陋，环境嘈杂，老师就在床边的小桌子上写论文，看书学习，查找资料，他的约三、四岁的小姑娘还经常跑来打扰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老师抟心揖志，安贫乐道，写下了高质量的硕士论文，受到导师的激赏，毕业后顺利留校任教。
这以后10多年，我一直与佘老师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其间，因客观原因，我辗转几个单位，工作不顺的时候，就向他倾诉心中的困惑与烦恼。佘老师总是有信必复，对我不断进行开导、引导和勉励。后来慢慢地，由于自己与老师当年在高考复习班辅导的其他有建树的弟子相比，实在是混得太差劲，太窝囊，就不好意思，也没有颜面，再去写信打搅老师。但我通过不同的途径，始终关注着老师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内心深处，老师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2千年之后，我曾多次动念头去拜望他，但总是想，来日方长，……于是，一年拖一年，终未成行。直到2016年9月13日，老师仙逝，也未能再见上一面，以至造成终身遗憾！至今，我仍心存愧疚，较之于同出师门的重情有义的学兄学弟，心里常常自责自己是个不懂恩，不知恩，更谈不上报恩的人。
回顾自己60多年的生涯，我常常念及佘老师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如果没有1977年高考40多天的复习，受到老师耳提面命，悉心教导，诸多鼓励，或许我考不上大学，从而失去改变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机遇。如果不是1978年春老师语重情深，及时坚决打消我退学回家重考的念头，或许我在一时冲动之下，又退回到一年前的人生原点，从而想跳农门而不得，一辈子浑浑噩噩，碌碌无为。
一朝沐杏雨，一生念师恩。逝者已矣，生者戚戚。造化弄人，时移世易，当年高考文科复习班学子的所在地汀祖高中，早已荡然无存，人去楼空，面目全非。昔日满腹经纶，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老师，已长眠地下6年。而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也是垂垂老矣，日迫西山，苟存延喘，百念灰灭。一切往事都成过眼云烟，随风而逝，杳无踪迹。唯有珍藏在心底深处，那段对恩师美好的不可磨灭的记忆，犹如一坛窖藏老酒，愈陈愈醇，愈久愈香！
（谨以此文表达对恩师佘斯大迟到的追思、感怀之情！愿老师在天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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