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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子明自传》
三、青年时代的活动
21.底张乡脱险记
一九四二年中秋之际，从延安又经河南省委来的申志远同志，带王化德同志的信来到我家，化姓为“沈”，以教员看朋友的身份出来玩的。我先向其汇报我个人和地方上的一些情况，他也讲了当前的形势与此次来调干等任务。在我家住两夜，经过反复的交谈情况，最后沈决定让我留在地方，长期隐蔽保存力量；并指示，如能够进到底张乡公所有公开、合法的工作最好；又交待了下次来和我接头的人，必须以买卖纸烟为标记才能接待。此后，我领申志远同志到磨头介绍给李宗范同志。当时李任磨头村中心小学校长，为了保密起见，先设法将李宗范叫到南寨门外，介绍后我即离去。从此以后四十余年，再没与申见面或者来往信件。
根据申志远同志的指示，我设法进乡公所，一来隐蔽，二来为调干同志作出外出准备。当时的底张乡长是程守信，我俩在高小是同学，再加上和程守文是表叔的亲戚关系，中秋节后我即到该乡任经济干事。
正值征粮季节，我被分到大阳一带。来到乡后，便用纸和白布条，私自加盖乡公所的公章，暂时藏在厕所内的土坯墙缝里，准备李宗范同志赴延安时，作护照或化装难民时用。下乡不久，我即听说。伏牛山特务工作队由卢氏到洛宁西部，先抓捕了景阳镇的乡长彭耀东、彭中信和中山镇的劣绅梁松山等人，自己自然已经有些警惕。
农历九月十二日，马康生（地下党员）让其母亲趁赶集来给我送信说，特务队到中山镇学校检查，提醒我务必要很好注意。当时心想，予先离开吧，又恐怕影响不好，只能在这里提高警惕，谨慎小心！
情况不妙，就在这天午夜，忽然听到副乡长郑国英在接电话时的说话声，说话间多次提及我马鸿亮这个名字，我即推断一定是涉及我的问题。一会，郑国英副乡长果然走到我的床前说，区政府有电话来，问你现在在大阳否，人家马上要派人来检查，如果不在就要撤职，所以你现在还是立即到大阳去吧。我当然明白我有事了，于是起床去和乡长程守信商量，程睡着不动，便毫不在乎地顺口说什么：“你去吧，有事回来再说”。“我得多带个乡丁。”
程又很爽快地答：“你想带谁都可以。”
我暗思，程保和我有点亲戚关系，让他跟我去总要好一点，定下来后，即二人一同出乡公所，直奔东南而上。程保虽然和我有亲戚，但并不了解我的情况和意图，便怀疑地说，不是叫咱去大阳村吗，怎么走到东边了？我顺口应付了他，让程保先在学校休息，就去找较为可靠的同事王耀南，请他连夜到大阳村去，看究竟有些什么情况再返来说一声。
王走后我便又到共产党员吴广武同志家去。早晨八时许，程守信的乡丁白中兴来找，我一看势头不对，借出屋门漱口的机会，丢掉礼帽和大衣，跑到吕铁聚家去，并告诉吕说不知发生什么问题，要求吕带我翻寨墙走。吕很快和我一起出来，在大门口不巧又碰到来追我的乡丁白中兴。
他说“你慌啥！怕什么？”
我大胆说：“我有什么事，啥也不怕，来找铁聚哥”。
“中兴，你到底跟着谁来的？他在什么地方？”“就是跟着程乡长，他现在在学校。”
我更壮大胆子说：“程乡长来了才好，去，叫他来到吴光武家谈。”
他刚转过房屋山墙头，我便从西边的寨墙缝溜出来转向东边草庙岭，然后去到亢凹村在亢宏仪那里躲起来。待至傍晚时借夜幕掩护，又溜到杨家岭徐元卿同志家住下。谁知道我走后，程守信竟然要带吴广武去替我。吴光武也看出情况不妙，便借口找柴火做饭，背个篓子带一本书也离开了家。那天晚上郭保安和 建松还来杨岭徐家，打算给我送件衣服。次日一早，吴光武同志即带我上了南山，到农民吴芒种家住了两天，然后又转到杨河郑福德家隐蔽。吴光武同志先下了山。
傍晚，李宗范同志来到山上，此时他已剃个光头，决定第二天即启程往延安去，问我原来在乡公所时准备的路证的情况，又说情况变化了，要我们一起去延安。
第二天夜里，郑福德送我回家，我又只好按照申志远、李宗范同志的交待，想法在地方上长期隐蔽。此后我才知道，这次是分两路捕捉我的，一路是杨文吉（叛变）带领伏牛山特务队部分人员连夜赶到大阳村。
另一路是袁克明带人到我家去，都算扑了个空。为了把这次敌人搞我的情况了解得更清楚，我的母亲和大哥在我的同意下，趁表叔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程守文回家之机，叫到我家来请他吃了一顿较好的饭并招待吸食大烟才问明白，原来是伏牛山工作队来咱县干的，他们已经出咱县走了。并说：“只要有我，怕啥？把孩子找回来。”
过了几天，我又想是否还能按申志远同志安排，回到原来乡公所呢，因表叔和程守信乡长是叔伯兄弟，当然需要先探听一下表叔的意见怎样。
于是，我就跟底张的锁正武和胞兄三人，带了一盒点心到县党部去找程守文。这天是双十节，当然很忙，所以只好到他的宿舍说了几句话。表叔问我去过延安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没有？我哥说，“你还不知道，这孩子啥也没干过。”
表叔接着又说：“不要说没有，即有参加共产党，只要有你表叔在，你怕啥？”
我们三人这才放心回家了。这是我第二次被捕与脱险的情况。
作者简介：杨小沪，男，洛宁县景阳镇人，1947年生，中教一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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