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死狗
作者/孙兴
气死狗是我童年时的邻居。
他的外号或者小名之所以叫气死狗，那是因为他出生七天时出了疯气，人已经不行了。娘给他穿上小衣裳，用小破棉垫包了，让邻居二磨把他捆在秆草里，拾粪箩头里扛着，要去西河凹扔掉。
西河凹很遥远，很偏僻，很幽静，是故乡老村西北方一个荒无人烟的茅草甸子。十里八村死了人：不能入老坟的光棍汉，割脚剃头拧灯篓的说书唱曲儿的下九流，大姑娘小媳妇吞金服毒的，犯了死罪砍头的，无人认领的路倒，小产的婴儿，半路夭折的孩子，都要送到这里来。这里是阎王爷开的特殊死鬼收容站。
因而，这里的地底下，既是一个年轻化的世界，也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更是一个特别扭曲的世界。
听村里老人讲：天阴雨湿，夜深人静，这里热闹非凡。怪有胆子的人，也不敢轻易从这里路过。
据说，不知哪年哪月哪天的晚上，有个青年汉子，串亲戚喝多了酒，迷了路。突然，他看见前方有一片灯火通明之处，于是就走了过来。嗬！原来是一群身穿花花绿绿衣服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和一些身披蓑衣的半大孩子们，在玩挑花灯踩高跷跑旱船的游戏呢。她们或披头散发面目狰狞，或口吐长舌袒胸露腹，或缺胳膊断腿少脸无头。她们做出种种荒诞怪异的动作，她们时而仰天大笑似痴如狂，时而凄切啼哭悲戚欲绝。于是，青年汉子昏昏然加入了玩耍的队伍，与她们载歌载舞，不亦乐乎。待到天明青年汉子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满是纸人纸马残骸的乱葬岗中……
二磨是村子里胆子最大的人，他从不怕鬼。他常说鬼怕恶人，他自认为是恶人。二磨说他最怕的是没有饭吃。由于他胆子正，所以一些需要胆子的活儿都由他来干。把枪毙的犯人尸体拉走填埋；给暴病致死的人穿衣服；背着夭折的孩子到西河凹。报酬也就是管一顿饭，或者两包旱烟丝儿……
二磨放下箩头筐，吭吭嗤嗤挖好坑，待要弯腰将死孩子掩埋的时候，死孩子竟然“喵啊！喵啊”地哭起来。“人哭出声来，就不会死了。”当接生婆的二磨娘经常说。二磨没办法，遂将孩子身上的秆草捆儿解开扔掉，将孩子重又放回箩头筐里，小跑着背了回来。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孩子闹不好长大了要干大事呢。于是，爹娘给又背回来的孩子起名叫“气死狗”。细说起来，竟然和天津“狗不理”包子的老掌柜，经历有雷同之处。
气死狗大名叫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没有听到街坊四邻大人孩子谁喊过他的大名。打从记事时起，人们就“气死狗长、气死狗短的”，人们普遍认为这就是他的大名。
在我的记忆中，气死狗永远是一个黑乎乎、脏腻腻的庄稼汉。他的个头儿不高，背很驼，驼得像一弯月牙儿。他只有一只眼，还特别细小，黄黄的眉毛下，只有象征性的一条细缝儿。
气死狗的衣服，五冬六夏都没有扣子。一顶头顶开花的破火车头帽子，两个护脸儿永远向上翘着，像古装戏里官员的帽翅儿。气死狗一走路，帽翅儿就一上一下地忽闪，犹如一只展翅欲飞的乌鸦。
气死狗长我二十多岁。尽管许多人看不起他，讨厌他，但我却没有那种感觉，有事没事愿意到他家去串门儿。
又是吃饭时候，我端着一大海碗玉米粥，边走边喝去找他。这时气死狗一家，正围坐在灶前低着头吃饭。汗水、眼泪、鼻涕在气死狗的脸上开辟了无数条小溪，他顾不上擦。
气死狗的饭量特大，似乎总也没有吃饱的时候。邻居们都说他是直肠子，饭食从喉咙眼里“呼噜、呼噜”倒进去，马不停蹄，从屁股眼里“噗嗤、噗嗤”地泚出来，根本不愿意在他的肚子里多呆半分钟。
气死狗一顿饭，一个馍两个馍三个馍能对付，三碗粥四碗粥一盆粥也行，一天到晚，嘴不停地吃，也不觉得肚子撑得慌。
“吃饱了吗？气死狗！”给人帮了一天工，主人家问还没放下筷子的气死狗。
“咋说哩？凑乎吧。”气死狗意犹未尽地放下筷子，抹拉一下嘴唇说。
主人家满脸的不悦：瞧这话儿说的？好像我管不起你一顿饭似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故乡人还过着十分勉强的衣仅遮体食仅果腹的岁月。气死狗家两间遍地漏雨的土坯房子，长年烟熏火燎，黑得像炭窑。屋子里除了一架草铺，一方锅台，别无长物。
气死狗和他的病秧妻子、相貌丑陋且患痴呆症的儿子，一家三口全靠气死狗一个人挣工分儿养活，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于是，凡是能吃的，能入口的，吃过以后不至于立马死人的东西，气死狗就拼命往家里弄。死猫、烂狗、瘟鸡，在臭水坑里浸泡了许久的死鸭子，刚生下的死牛犊子，什么都要。一些生活些微宽裕的好心人，还经常把自己家里病死的猪崽、羊羔无偿地馈赠给他。
“扔了怪可惜的，气死狗，弄走煮煮吃吧。”馈赠者说。
每当这时，便是气死狗一家最为开心的日子。一家三口人，围着煮着什么肉的锅台，笑着、骂着、乐呵呵地吃着。一家人的手上、脸上、身上都弄得腥兮兮油乎乎的。
一次，我循着一股香喷喷的煮肉味儿来到气死狗家。气死狗二话没说，抓起一块肉丢在我碗里。我试着咬了一口，觉得不对劲儿：原来肉是淡的。
“狗哥，你忘放盐了吧？”
“盐？”气死狗显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没钱去秤。想吃咸肉，拿家去，蘸着盐，那才叫香哩！”
气死狗饭量大，胃口好，身体壮，干活不惜力。气死狗饭量大，胃口好，身体壮，干活不惜力。
气死狗又特别爱伺弄牲口。会驶牲口，自然成了生产队的顶梁柱。气死狗当把式，牲口一上套，立马像换了一个人。他左手握竿长鞭，右手扶稳犁柄儿，眼往前看，身向前倾，有点像驰骋沙场冲锋陷阵的将军。他的一声嘹亮的吆喝，一个脆生生的响鞭儿，给贫瘠落寞空旷而又寄予无限希望的田野，平添了一丝儿生机。若果这时有人和他说话，他会极不耐烦地说：“去、去、去，耽误事儿，俺正干活嘞。”
牲口卸了套，有人请教他：“气死狗，牲口不听话咋办？”他会很矜持地哼一声说：“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像我驶这牲口，敢不听我的？一鞭下去，我把它的眼给封了，叫它光流泪，睁不开眼。它还敢不听话？”
气死狗封牲口眼睛的绝活儿，只是听他喷过，谁都没有亲眼见过。倒是生产队里被气死狗打瞎的那头老牛，队长嫌它光吃草料不拉套，干脆杀了给社员分肉吃。
气死狗当把式，牲口上套时心狠手狠，卸套后对牲口爱抚有加。梳理牲口皮毛是气死狗的一大嗜好。下晌了，别人都回家歇晌或得空儿干干自己的私活儿。唯独气死狗还一门心思放在牲口上。哪个牲口该褪毛了，他要用扫帚一遍又一遍地梳理，不厌其烦。扫不掉的就用手拔，一撮一撮地拔，那个认真劲儿，比对待老婆孩子精心多啦。牲口干净了，漂亮了，他回到家，少不了挨老婆一顿臭骂。
气死狗的板直无私，也是出了名的，好像是天生的。在那个年代，人们除了对“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的崇高向往不缺，其余啥都缺。特别是衣、食、住等用于维持人们生命所必需的东西。
记得当时队里有两垛麦秸，生产队的十几头牛驴全指望它生活呢。而社员家家户户又大都买不起煤，做饭烧火成了问题。因而这两垛麦秸就格外地引人注目，成了众矢之的。尽管生产队长把麦秸垛看守得比自己的老婆还严，还是挡不住麦秸被盗。这时，队长突然想起了十分靠得住的气死狗，让他看守麦秸垛并承诺给他每天加五个工分。
气死狗领受这个任务后，便日夜守候在麦秸垛旁。天王老子、亲爹亲娘也休想来动一根麦秸。北风凛冽，滴水成冰，气死狗就在麦秸垛下掏个窟窿，睡在里面，直到来年春天。
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生产队的牲口分给了个人，气死狗这个牲口把式失业了。村民们都热火朝天种起了自己的责任田，气死狗家也分到了一份。但气死狗只会驶牲口不会种田。于是，他丢下自己的田，转而给别人当帮工。谁家有掏力活儿，只要吱个声，从没有犹豫过。尤其是谁让他过去驶牲口，高兴得什么似的，你拦都拦不住。
气死狗的晚年很是凄惨。老婆早早死去，气死狗和他的傻儿子相依为命，生活全靠村里乡里救济，靠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的施舍，日子自然过得一塌糊涂。
再后来，气死狗唯一的一只眼，睡熟后，竟然被傻儿子用棍子捣瞎了。从此，父子俩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十年前，我偶尔回老家小住了几日。那是一个冬天漆黑的夜晚，大约十点钟左右，气死狗家突然好一阵喧嚷。待街坊四邻匆匆赶到时，气死狗已被他的疯儿子活活打死了。人们发现，躺在地上的气死狗，已经面目全非，没有一颗牙的瘪嘴里，还硬别着一节棍棒，其状惨不忍睹。
气死狗走了，他又回到了西河凹。因为他就是从那里背回来的。他唯一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就是他的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到处流浪的疯儿子。
作者简介：孙兴，河南省封丘县人。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198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用笔名孙兴、白汀、黄痴人等。先后著有散文集《蓦然回首》、《文化感悟》、《草根杂记》，长篇小说《天光云影》，戏曲人物传记《封丘艺苑撷英》等。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戏曲学会会员等。
